在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韓國導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蟲》，一連斬獲了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影片四項大獎。
雖然奧斯卡之前也有將最佳影片獎授予《末代皇帝》非美國製造影片的先例，但是非英語影片獲獎還是頭一回，《寄生蟲》打破了這個常規。
從金棕櫚到金球獎再到奧斯卡，《寄生蟲》幾乎霸佔了歐美各大電影獎項，創造了韓國電影史上的多個第一次，這個獎項不管是對奉俊昊、韓國電影還是奧斯卡都意義重大。
韓國總人口約5200萬人，相當於北京和上海的總和，這麼小的國家是如何做到電影強國？
1910年8月22日，韓國與日本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這一天又被韓國人稱為“庚戌國恥”。韓國人面臨著在壓迫與反抗，以電影的形式來表達情緒。
1919年10月27日，韓國演員金陶山在民族資本家樸勝弼的資助下，花了5000元自拍自導自演，拍出了第一部屬於韓國人自己的電影《義理的仇討》，講的是一個懲惡揚善的故事。
根據當時報紙上的廣告顯示，一張特等座票價要1元50錢。那時一碗牛肉湯的價格大概10錢，換算一下，看一場電影相當於15頓飯錢。這對於當時的韓國老百姓來說算是一筆鉅款了。
但並沒有打消韓國人的熱情，他們在民族自尊心的驅使下一致買票支持，上演了一票難求的盛況。所以，10月27日這天被定為“韓國電影日”。
相比於日本電影后繼無人，大陸電影不溫不火，印度電影窮追猛打，韓國電影卻一直在進步。
從電影《寄生蟲》的成功，回顧韓國電影的進化史。上世紀90年代之前，韓國電影曾模仿過歐美電影。但自新世紀開始，電影行業就開啟了突飛猛進的模式。
那麼，韓國電影崛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一、電影“審查制”的廢除及“分級制度”的引入是韓國電影崛起的先決條件。
韓國電影行業“審查制”的廢除，給電影營造了寬鬆的創作環境，政策保證了電影創作題材和類型的多樣化。
早在日據時期，日本殖民者就制定了有關於電影的制度。所有電影和劇本必須向韓國總督府提交審查申請，未通過審查的電影一律禁止公開放映。
解放以後，1961年朴正熙軍事政府上臺，頒佈了第一部《電影法》。內容照搬日本殖民時期的制度，依舊要對電影進行嚴格審查，只不過審查機構從總督府變成了大韓民國政府。
《電影法》將電影審查以《上映許可制》和《上映許可審查基準條款》的名目合法化，審查標準及其嚴苛，主管審查的機構是文化公報部。
1966年，《電影法》第二次修訂，成立了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負責專門審查劇本。公報部和倫理委員會一起構成了，製作前劇本審查和製作後成片審查的雙重審查制。
到了1975年，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改成了公演倫理委員會。但對電影內容上的審核絲毫沒有寬鬆，只要帶有一點點批判的現實主義影片依然會被禁。
直到1990年，金泳三政府上臺，這時剛好發生了一起案件。
1988年韓國地下獨立電影社團，製作了一部批判社會的電影《來！夢想的國度》。因為題材敏感未經審查就上映了，被文化公報部起訴涉嫌違反《電影法》，並將兩位導演逮捕起來。
韓國電影人以此案為契機，發起了廢除電影審查運動，他們向韓國裁判所遞交了申訴，這場訴訟長達三年時間。
1996年10月4日，裁判認為電影作為思想的表現手段，表達自由應得到保障。公演倫理委員會禁止未經審查的影片上映，並對違反者處以刑事處罰的行為是違背其精神的，裁判下達了違反判決。束縛電影創作自由的審查制失去了法律效力，其合法化被徹底否定。
隨後，金泳三政府出臺了《電影振興法》，電影審查制以法律的形式被明文廢止，“電影分級制度”被引入。
“電影分級制度”由新成立的公演藝術振興協議會負責，與之前公演倫理委員會不同的是，公演藝術振興協議會的委員由大韓民國藝術院長推薦，屬於民間自律機構。而且電影分級制不對電影做出是否合格的判定，而是對電影進行分類並賦予上映的等級。
韓國電影分為5個等級，根據受眾人群不同的年齡階段，對電影中的內容進行等級分類。
韓國電影審查制的廢除和分級制度的引入，徹底解開了韓國電影人的創作枷鎖，也激發了他們的創作力，給韓國電影的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
像姜帝圭導演的《銀杏樹床》，故事中涉及到了人鬼戀，如果不是趕上了電影分級制度，可能根本不會出現在熒幕上。
韓國電影人最擅長拍攝的，就是那些曾經“被禁止”的故事，包括他們國家不為人知的歷史，以及上不了檯面的情色和暴力。
如果沒有電影分級制度的實施，韓國電影中可能就不會出現像《素媛》、《熔爐》等此類優質影片。
二、“銀幕配額制度”的建立給予了早期韓國電影必要的保護。
“銀幕配額制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國電影進口配額制度，二是國產電影銀幕配額制度。
外國電影進口配額制度的實施，主要是為了針對美國的好萊塢文化，韓國為了保護本國電影產業，政府規定每年進口的外國電影要有數量上的限制。
在1966年，韓國《電影法》的第二次修訂中規定，外國電影進口的數量不得超過國產電影上映數量的三分之一，且總數一年不超過25部。
除此之外，為了保證韓國國產電影的上映天數，也制定了國產電影“銀幕配額制度”。一開始政府規定韓國電影上映天數必須大於90天，後來經過多次調整，1973年改為121天，1984年又上升到146天。
這兩項制度對於早期韓國的電影產業，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
1985年2月韓美雙方進行了第一次電影協商。對美方提出的關於電影市場開放的要求進行討論，韓國取消了對國外電影進口的限制。
協議達成後，好萊塢電影大量進入韓國，強烈衝擊了韓國本土電影產業，導致本土電影市場份額直線下滑。
1998年10月韓國迫於壓力，決定將國產電影放映天數從之前的146天縮減到92天，可消息一傳出，便遭到了韓國電影人的反對。
除了外國電影進口限制被取消，再加上國產電影上映天數又要被廢止。於是，以韓國電影教父林權澤為首的韓國電影人表示抗議，其中包括姜帝圭、金基德、李滄東等知名大導演。
1998年12月1日，韓國電影人剃成光頭走上街，他們向社會宣告，韓國電影危在旦夕，在漢城關華門及大使館前抗議，這就是韓國史上著名的“光頭運動”。
最終，政府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維持了銀幕配額制度，韓國電影人用自己的決心和行動捍衛了本國電影產業，銀幕配額制度對於韓國電影產業在發展階段起到了保護作用。
因為韓國對本土電影的保護力度，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後，韓國很多財團都將資金投入到了電影業以規避風險，資本的加持也促進了韓國電影業的繁榮。
韓國銀幕配額制度隨著國家電影產業的發展也不斷在調整，到了2006年，國產電影放映天數從146天降到了73天。但是，彼時的韓國電影已經成長起來，如今韓國是少有的能夠在本土市場戰勝好萊塢的國家，儘管放映天數減少，韓國本土電影依然佔據市場總額的60%。
重要的是，韓國政府在“銀幕配額制”縮減後，還額外提供4000億韓元補貼支持本土電影，並承諾在國內建設至少100家影院，以此來保證電影創作的多元化。
三、歷史及社會環境影響了韓國電影和韓國人。
早期的韓國在與大國的博弈中跌宕起伏，風雨飄搖的歷史累積下了韓日之間的民族仇恨，半島南北分裂的悲劇，韓美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於電影創作者來說，這些都是值得拍攝、深挖的素材。
韓國電影早期階段是沒辦法和好萊塢競爭的，後來韓國電影人轉變了思路，他們用好萊塢的套路，來拍屬於自己國家的故事。
好萊塢可以拍科幻、奇幻、魔幻，但很少有拍魔幻現實題材的，這就是韓國電影的最大優勢，因為他們經歷過歷史，窺探過人性。
韓國的歷史塑造了韓國人民的國民性。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民族自尊心特別強烈。韓國電影的崛起也離不開韓國電影人的良知及韓國民眾對本土電影的支持。
韓國電影的迅速發展，一部分歸功於韓國電影人專業的素質能力。
20世紀90年代，留學熱潮在韓國蔓延，大批的文藝者選擇出國深造，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紅尚秀、金基德等，很多韓國導演有著豐富的國際拍攝經驗。
奉俊昊就曾在電影《玉子》中與國際演員及製作方合作過，他們用國際化的眼光來審視本民族的電影文化，更加確定了自己的創作方向。
1999年，姜帝圭的動作電影《生死諜變》上映，以半島南北分裂這一民族事件為題材，講述了一個諜戰愛情故事。
當時正好趕上《泰坦尼克號》上映，這部電影便被韓國標榜成了抗衡好萊塢的標誌。一下挑起了韓國民眾的民族自尊心，與80年前韓國第一部電影《義理的仇討》上映時一樣，韓國民眾積極買票並反覆觀看。
最終《生死諜變》上映一個月，就打破了《泰坦尼克號》在韓國的觀影記錄，到了579萬人次，成為當年票房冠軍，這是韓國電影第一次用本土打敗了好萊塢。
韓國作為單一民族的國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一直是推動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
1997年，韓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韓國民眾也是團結一致，發起捐金募銀運動，幫助國家渡過難關，所以，韓國電影的振興，一部分功勞也要歸功於韓國觀眾。
同時，韓國電影人也對得起觀眾的這份支持，大多數的韓國導演的創作頻率並不高，他們通常4到5年才出一部作品。
在電影的製作中，韓國演員的片酬也不會佔比過高，這樣就保證了大部分資金都能夠花在電影上，產出高質量的作品。
“我們一路奮鬥，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讓世界不改變我們。”
《寄生蟲》最吸引人的是創作者對於當下韓國社會的抨擊和諷刺，對於處於社會底層人的憐憫與關注，對於人性的拷問和反思。
從1919年到2019年韓國電影走過了100年，同他們國家的歷史一道起起伏伏，在困難中不斷尋找新的希望與出路，這也是韓國電影能夠征服奧斯卡的原因。
閱讀更多 地瓜娛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