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流傳孫中山暗殺的，說孫得利最大，此說法純屬擾亂人心，鄧鏗在日本堅定參加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很多人紛紛和黃興一起，與孫中山分道揚鑣，而鄧鏗即當場按手印服從孫中山，1920年，孫中山能回廣東，鄧鏗功勞最大，孫北伐，鄧鏗是很支持的，所以鄧絕不是孫中山所殺，誰會暗殺支持自己北伐的人，要是因為支持自己有利事業被殺的，黃興、陳其美、吳鐵城、朱執信都不知死多少次了。如果孫暗殺鄧鏗，還會讓鄧鏗侄子鄧演達統領軍事，鄧鏗是鄧演達的族叔，鄧演達深受鄧仲元讚許信賴，1921年7月，鄧演達被鄧仲元調任1師工兵營營長。年底奉鄧仲元之命，陪徐樹錚到桂林與孫中山會晤。1922年，忠實執行孫中山的北伐主張的粵軍第1師師長鄧仲元遭暗殺。鄧演達十分悲痛，表示誓要繼續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事業。5月參加孫中山督師的北伐，入江西作戰。6月陳炯明於廣州武裝叛亂，公開反對孫中山，第1師內部擁陳者不少，但鄧演達始終不為所動。
說到鄧鏗是陳炯明所殺一說，這個可能陳炯明事前是真不知，但與陳炯明還是有關係的，放縱親信謀私、被宵小所包圍，莫紀彭作為鐵桿擁陳派，不願意指出是陳炯明族弟陳達生等人所為，而用“煙商”一詞代替，是一種諱飾手法，目的是為陳炯明減輕責任。陳炯明過分重用族親的事例斑斑可考，僅身邊擔任重要職務的海豐陳氏族人就有陳炯光、陳演生、陳達生、陳覺民、陳伯華、陳小嶽等，縱容親信、族親賣鴉片、販毒，即無指責之意。
鄧鏗與陳炯明存在長達近十年的上下級關係，由於又是老鄉，不少人形容他們關係是“生死之交”，有的甚至說鄧鏗是陳炯明的親信。對此，張磊並不認同。
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張磊認為：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沒有史料顯示鄧鏗與陳炯明是生死之交。只能說，在粵軍還沒變成陳炯明叛變的“陳家軍”之前，鄧鏗與陳炯明曾同心協作，將當時的粵軍改造得更先進，能夠執行革命任務。但在北伐問題上發生分歧後，二人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變化，此時鄧鏗也就成了陳炯明眼中的障礙。
1913年，當討袁失敗孫中山被通緝逃亡日本時，當時很多人對革命產生了懷疑，有的人更是背離而去，但鄧鏗卻選擇了堅持和追隨。鄧鏗在討袁軍事失敗後，也抵達了日本。當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時，鄧鏗毅然參加，孫中山對鄧鏗也委以重任，任命他為軍務部副部長。1914年夏，鄧鏗奉孫中山命返回香港，組織廣東討袁軍隊，開展討袁活動。
1917年，當時廣東省長朱慶瀾受到桂系軍閥排擠，決心辭去省長一職，將省防軍二十營交給孫中山接管，這是孫中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也就是粵軍的前身。孫中山遂決定以原省防軍二十營為基礎成立援閩粵軍，並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鏗為參謀長。
1920年春，孫中山以粵軍整補已畢，實力大增，遂提出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的任務，但陳炯明對回師仍存顧慮，經孫中山一再敦促，鄧鏗從中“慫恿”，陳炯明始同意做回師廣東準備。
1921年4月初，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當天在廣州舉行閱兵典禮。時任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藉故不參加，孫中山便在鄧鏗陪同下，檢閱了由第一師組成的受閱部隊。
孫中山與陳炯明的矛盾加深。鄧鏗以大局為計，從中斡旋，為革命大局盡力。當孫中山通過鄧鏗轉達對陳炯明的命令時，鄧鏗必婉轉對陳炯明面達，使陳炯明容易接受;當陳炯明不接受時，鄧鏗也不急於報告給孫中山，而是自己想辦法，盡力實現孫中山的要求。鄧鏗死前到香港傳會見陳炯明，轉達孫中山北伐方略。
1922年3月21日傍晚，廣州大沙頭廣九火車站，鄧鏗遭到兇徒的暗殺，被送往長堤路的中法韜美醫院救治，曾有片刻的清醒。面對探視的友人，他只留下一句話：“好人難做!”便語竟目閉，23日凌晨不幸長辭人世。
鄧鏗被刺後，黃福芝馬上到香港避風。4月23日，也就是孫中山從廣西乘船抵達廣州當天，陳達生辭去廣東公路處處長職務，前往香港。1923年4月8日，上海《申報》報道：“暗殺鄧鏗兇徒已槍斃。黃福芝任陳軍調查處長時，何仿周同兩調查員陷害黨人不少，現經偵緝隊獲解公安局留押。孫中山隨派出副官往公安局審訊，何仿周直認偵探不諱。孫於三十日下令將何仿周同提出東郊槍決，臨刑時何仿周自言‘該死該死！打死鄧鏗就是我’云云。則剌鄧真兇已槍決矣。”
鄧鏗死後數天，羅翼群繼任粵軍參謀長，他在回憶鄧鏗的文章中說：“事實上仲元之見害，完全與陳炯明左右宵小有關，或謂炯明本人事前未必忍出此毒手，我亦同意此說，但謂炯明事後仍不知情，則頗難解釋，是則‘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炯明亦不能辭其咎也。”
為應付死者家屬緝兇的訴求，陳炯明令憲兵進行全城大搜捕，“陸續拿獲嫌疑人犯五六十名，均寄押於陸軍監獄，聽候偵查，久未訊釋。現該疑犯關裕、李文甫等數十人聯同全體具呈伍省長及各當局，請予格外開恩，將各嫌犯一體開釋，以免無辜延押雲。”（1922年4月27日《香港華字日報》）。
陳炯明在事後出於利益考慮沒有實施真正的緝兇、逞兇行動，有包庇犯罪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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