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通商，開闢一大變，中國道不行也。道在天地，無中外，無殊同，地偏者俗異，俗異者教異，教異者勢必極，勢極而後必一反於道天也。”
這番話，是一位學子在回答時任湖南學政的江標所出課藝時給出的答案。
同樣是針對“道”，王國維1924年在一篇文字中則闡述了這樣的看法：“自三代至於近世，道出於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後，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於二。光緒中葉新說漸勝，逮辛亥之變，而中國之政治學術幾全為新說所統一矣。”
據此可看出，認識到斯時的天下不再是“道出於一”，中國之道難以行於天下，只是問題的一方面；與之相關的另一面則是，晚清以降的讀書人還致力於思考是否有“無中外”“無殊同”之“道”。而既然“道出於二”，能體現“無中外”“無殊同”的，則只能歸於“學”。這也成為晚清士人思慮之樞機。
項芳蘭1896年在日記中曾錄下一群溫州籍士人圍繞“中學”與“西學”的交流：“西學中學，將來必有合一之時”，這是項明確表達的看法；黃紹第則憂心於“將來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將何所從？”當然，何謂“學”，如何區分“道”與“學”，也還是問題。
羅振玉對清朝學術源流之辨析，其目中之“學”，即可視作“道”：“海禁未開以前，學說統一，周孔以外無他學也。自西學東漸，學術乃歧為二。”
所謂學無新舊、無中西，通常也歸之於王國維的發明，實際上，自中西接觸以來，以此立言者並不乏人。
孫寶瑄1897年在日記中也曾表示，居今之世而言學問，“無所謂中學也，西學也；新學也，舊學也；今學也，古學也”。
這也意味著，中西之間自明末清初以來所展開的文化交流，經歷諸多曲折之後，在“學”這一層面大致實現了所謂“中外無異學”。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即表明他們那一輩期望創出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學。而且，隨著時間的推進，所謂“學”，不再是“西學”，也不是所謂“新學”，而成為“近代知識”的代名詞，並且涵蓋“諸學科”；甚至與“道”有著緊密關聯的“教”與“政”，也被安置於“宗教”與“政治”之學。
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以分科為標誌的近代學科知識在中國的成長，其影響既深且巨，堪稱理解這段歷史重要的維度。晚清士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認識到有別於“中學”之“西學”後，所圖謀的也正是中西之“會通”，並且最終走向的是中學與西學之“會通”。
會通中西學科知識的成長，這一涉及全方位文化遷移的現象，近些年一直引發世界各國從事相關學科研究的學者濃厚的興趣。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者，自不例外。
“變”乃近代中國歷史的基調所在，其中極為顯著且影響至今的，無疑即是以分科為標誌的近代學科知識的成長。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包括物理學、社會學、哲學等一系列今日統稱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近代學科知識體系，即逐漸為中國社會所接納，並擯棄了以“六藝”為核心、以“四科”為基本框架的“中學”分類體系。
影響所及，中國社會有關現實世界及社會理念合法性論證的基礎，也漸次脫離傳統中國的“學術資源”，轉而採納近代學科知識所提供的“知識資源”。
因此，基於近代學科知識成長的視野審視近代中國的歷史，也自有其必要性。本書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學”與“西學”的會通為切入點，並藉此把握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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