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衛視，再一次惹了眾怒。
1月底，疫情之初，國家廣電總局早就加強了防疫宣傳，要求各地衛視減少娛樂性節目，多推出疫情直播。
地方臺挺配合，紛紛停掉綜藝節目。
收視率很高的《快樂大本營》《我家那閨女》等都取消了播出。
於是這段時間我們在家看到的綜藝，基本都是之前錄好的。
要麼，就是選擇“雲錄製”，明星在家跟觀眾直播互動。
唯獨有一個節目在逆其道而行。
這一次，又是浙江衛視。
上個月，浙江衛視推出了一檔新的電視音樂節目，《天賜的聲音》。
在播完了兩期“春節前錄製”的節目，停了一段時間後，藍臺坐不住了。
不顧“疫情限娛令”，硬是開始了現場錄製。
為什麼？
當然是收視率。
高以翔事件後，浙江衛視口碑暴跌，收視率一度在各大衛視中墊底。
在眼下各大綜藝停播的時候，《天賜的聲音》若能“準時更新”，正是他們搶流量的好時機。
撈錢就完事了，還管什麼特殊時期？
錄製的具體操作，也實在迷惑。
鏡頭拍到後臺時，每個參演的人都如常戴著口罩，看起來挺讓人安心。
但到了舞臺上，藍臺給主持人、嘉賓、選手一人發了一個口罩。
不是N95，不是醫用防護口罩，甚至不是最普通的醫用外科口罩。
而是一種透明塑料口罩。
等等，這不是食堂阿姨和餐館廚師戴的口罩嗎？
這種口罩，只不過是一片沒有任何吸附作用、非密閉狀態的透明“隔板”。
整個上半部分都是敞開式的，作用就是防止唾液飛濺到菜裡。
新冠病毒傳染性這麼強，誰都知道它在病毒面前的防護性能完全等同於0。
為什麼還要戴？
當然是為了節目好看。
透明口罩，既能“意思一下”做了防護，又能完美地露出明星的臉。
畢竟，都是花了大價錢請來的啊。
但這種“天才防疫”有什麼用？
仔細一看，有人的鼻子還在外面，戴與不戴沒差。
更讓人窒息的是，選手唱歌的時候，連這塊“隔板”都沒有，完全“真空”表演。
不戴口罩，面對面飆歌，近距離熱舞。
唱完之後，又走過場似的趕緊戴上“皇帝的口罩”。
意義何在？
我只覺得一陣陣頭皮發麻。
國家傾舉國之力抗疫，嚴防死守。
作為一個省級電視煤體，卻公然給藝人戴食堂口罩來引導大眾。
若是真有一人感染，在場所有人跟裸奔又有什麼區別？
前段時間，張文宏教授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剛說過，雖然現在各地陸續復工，但並不代表疫情結束了，更不代表防疫等級和警惕性可以下降了。
更何況，歐洲突然成為新的疫情中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國仍面臨較大的輸入性風險。
這時候戴著“假把式”口罩上節目，又摘掉口罩大唱大跳，合適嗎？
為了收視率和流量，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讓藝人用自己的健康、安全去承擔風險。
浙江衛視，為什麼你總是這樣？
天下苦藍臺久矣。
4個月前，35歲的高以翔在錄製浙江衛視《追我吧》時突然暈倒，最終救治無效去世。
《人民日報》當時為此特別發表評論：
“一個生命的逝去，能否換來行業風氣的改變？為流量不惜一切，讓收視率帶上血色，這絕非良性的行業生態。我們期待的歡笑不應成了淚水。娛樂可以，但別至死。”
這件事，沒有人會忘記。
而浙江衛視，也不是第一次“娛樂致死”。
2013年，在跳水綜藝《中國星跳躍》錄製中，釋小龍年僅18歲的助理彭佳璇在游泳館裡不幸溺水身亡。
節目組給出的回應是：工作人員只注意到明星，沒注意到其他人。
難道普通人的生命就不值得尊重？
事情鬧大了，我們知道了；可那些我們不知道的小事故，才是一個個危險的暗礁。
《追我吧》節目，賣點是機關刺激和關卡硬核，讓觀眾看到嘉賓的體能極限。
換句話說，就是榨乾明星的體能，來換取收視率。
甚至打出“瞬間死亡”的可怖標語。
拳王鄒市明掉進海洋球裡被淹沒，幾乎窒息。
但為了加強節目效果，攝像機不停拍，工作人員不來救，還配上懸疑感的音樂，直到所有嘉賓都開始呼救。
範丞丞、畢雯珺跑到嘔吐，李振寧跑到被扛上救護車吸氧。
鍾楚曦僅錄了兩次節目，就宣佈退出。
因為實在堅持不下去，心臟受不了。
但在藍臺眼裡，只要收視率能上去，把藝人當牲口使喚又怎樣？
2015年《出發吧愛情》裡，范文芳在不知情的狀態下被逼高空跳傘。
結果發生意外，風大，落點跑偏3公里直接落海，旁邊甚至沒有救生員。
丈夫李銘順為了救她，眼角被劃破，錄製第一天就進了醫院。
錄《高能少年團》時，楊紫正處在生理期。
但節目組讓嘉賓在零下27攝氏度的戶外，脫掉鞋子吃冰棍。
張傑錄《王牌對王牌》時，7個小時體力耗盡，凌晨四五點鐘還在被要求吹乒乓球。
他直接大腦缺氧，暈倒在地。
《跑男》中，鄧超摔傷過肩膀，打了石膏。
李晨第一季眉骨骨折，縫了22針；第二季胳膊被劃傷；第三季右手無名指骨折；第四季胳膊脫臼；第五季額頭受傷，縫了9針。
王寶強上《跑男》失足跌入西湖內，為此頭上縫了幾針。
陳偉霆在某次跨年晚會表演中，升降臺出了故障，舞臺中間突然出現一個大坑。
幸好他看見之後繞了過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海恩法則說：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
但浙江衛視始終在危險的邊緣試探，不斷拉低娛樂的底線。
一邊置藝人的生命於不顧，一邊博眼球掙得盆滿缽滿。
一次兩次或許僥倖，次數多了早晚翻車。
直到最壞的情況已經發生了，還不反思和改良，罔顧生命，繼續選擇“一切向錢看”。
這就是浙江衛視的惡。
高以翔去世之時，有人緬懷道：
“若是高以翔用自己的生命，為所有電視娛樂節目敲響警鐘，並以此為鑑，對熱衷於通過無底線的娛樂賺取收視率的電視臺進行重罰，這便是對他最大的敬意。”
但令人悲哀的是，這事過去才4個月時間，浙江衛視依然熱熱鬧鬧，重複著當初的路數。
甚至把藝人推向暴露在病毒的危險邊緣。
我想起一段殘酷卻現實的話：
20年前，人命是礦井下埋葬的10萬；
10年前，人命是舍友保研的條件；
現在，人命是大眾的消遣，是媒體的熱點。
我也突然明白，只要有明星，有觀眾，浙江衛視再怎麼無視安全，也能靠流量接到數不盡的廣告。
而資本，根本不會管它帶不帶血。
既然如此，對於死不悔改的藍臺，只有兩種手段。
一種，是讓資本付出高昂的代價。
有一樁著名的“福特平託車案”。
1971年，福特公司推出了一款平託車，說是“性價比高”，只要2000美金。
但第二年，有個13歲的男孩乘平託車回家，卻因追尾引發油箱爆炸，男孩燒傷面積達90%，失去了鼻子、左耳和大部分左手。
這一切，都是因為平託車本身存在的缺陷。
工程師們早就發現這個缺陷並上報，但董事會最終的決議是維持原設計。
僅僅因為，更改設計方案，每輛車就會增加11美元的成本。
按銷售1000萬輛計算，就意味著要投入1.1億美元的成本；而維持原方案，按致死180人、致傷180人、燒燬5000輛車計算，賠償金不過一共5000萬美元。
是的，在資本面前，人命不過就是枯燥的數字。
但這一證據激怒了陪審團，他們給福特公司開出1.25億美元的天價賠償。
高昂的代價，才給了資本致命的一擊。
浙江衛視始終不重視安全，就因為他們付出的代價還不夠高。
相比輿論、口碑，只有錢才是真正的懲罰。
另一種，就是在藍臺的“娛樂致死”面前保持清醒。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珍貴。
當生命、安全被流量和收視率踐踏時，每一個看客都不是無辜的。
每多看一分鐘，都是在助長這個歪風邪氣。
我們需要娛樂，但絕不是玩命取悅觀眾、毫無敬畏之心的娛樂。
當娛樂的底線被一再拉低，昨天有藝人在節目中死去，今天有明星在疫情下不戴口罩，那明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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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王耳朵，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中間略懂點人生歪理。一個路見不平，就忍不住一聲吼的中年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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