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说:“元以宽仁失天下”?那么元朝“宽仁”到什么程度?

历史一书生


身为一位在元朝废墟上扛起江山的铁腕帝王,明太祖朱元璋“元以宽仁失天下”的论调,也叫好些历史票友们连呼不懂:你原本就是元朝治下的草根,还被元末暴政害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才走上造反路。怎么坐上了龙椅,反而夸奖元朝“宽仁”呢?

是不是朱元璋忘本?那就看看朱元璋说元朝“宽仁”的原话,究竟是咋说的。

这话,出自《明太祖宝训》:“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那哪里是夸奖元朝“宽仁”?分明就是批评元朝太“宽纵”。

而且元朝这毛病,可不止是朱元璋批过。比如亲笔记载了许多元朝腐败猛料的元末文学家叶子奇,早就一针见血“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明朝开国顶级智囊刘伯温,也在朱元璋面前一声怒批:“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也。”不把元朝这“宽仁”毛病改了,咱这大明朝,十有八九也要短命!

所以,朱元璋这声“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哪里是在夸元朝?分明就是多么痛苦的领悟:元王朝败家丢国,致命一条毛病就是“宽纵”,确切说,是对贪污腐败的纵容!

而在这事上,元朝究竟有多“宽仁”?不到一个世纪的国祚,简直宽的没边。

自从灭亡南宋后,元朝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版图,但对这个“超级大国”的管理,却是严重的粗线条:国家的各级高层职位,几乎全是权贵垄断,管他阿猫阿狗,只要生得好,就是高官厚禄在手。基层的各级岗位?嫌麻烦的元王朝,连科举制都一股脑废除,常选地方小吏充任官员。就这么简单粗暴,搭起行政班子。

这“简单粗暴”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首先是犯错没成本,高级官员犯再大的错,哪怕搂钱挖国家墙角,一论关系都是自家人,打个哈哈就翻过去。比如元初的几任丞相阿合马与桑哥,都是捞钱的好手,连国家官职都敢明码标价卖。桑哥家里被查出大批珍宝后,还大大咧咧说“都是各地长官送我的”。就这一类拿着国家权力当买卖的贪货,“一代圣君”元世祖竟都拿着当宝贝宠,还给桑哥题写了“王公辅政之碑”,叫这个大贪官,享受了一把清官廉臣的待遇。

如此上梁不正,元朝的腐败,自然从开国就乱七八糟。甚至跟后面的“重臣”比,桑哥之流竟还算是良心人物。元朝中后期的燕铁木尔和伯颜等重臣,家产全都搂到数不清楚。元朝亡国前夜的重臣搠思监,竟然还带头印制伪钞,从中谋取暴利。这些国家蛀虫们,各个“自藩王戚里,皆遗赂之。”但就算挖空国家又如何?元朝“宽仁”啊,等“挖”得大元朝摇摇欲坠了,家属们轻松打个包袱,拍屁股就跑到草原去。

而且由于元朝长期废科举,官员选拔讲究“实用”,结果就是“下梁”歪的没谱,地方官员的素质低得吓人,“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竟无一人通文墨者”。省级高官里竟然是文盲扎堆。州县更惨不忍睹,简直是“州县三四员,字不辩王张”。官员如此糊涂,大权当然被衙门各级小吏掌握。这些升迁无望的吏员们,手里又是大权在握,当然撒开了胡糟。好些权势滔天的小吏,竟然能世代把持地方州县大权,连知府县令这类“父母官”,都要在他们面前畏畏缩缩,成了为祸一方的恶势力。

如此“宽仁”下去,元王朝的官府衙门,黑得好似阎王殿。“阎王”(权贵官员)们各个胡吃海塞,“小鬼”(吏员)们撒欢瞎糟。种种龌龊场景,写于元末的《水浒传》里,那些作威作福的蔡京高俅们,外加手眼通天的小吏“及时雨”“神行太保”们,全是生动写照。根子上,都是拿着老百姓当鱼肉宰。也终于“宰”得天下沸反盈天,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彻底葬送这个“版图辽阔”的王朝。

而曾在那个苦难年代做过百姓的明太祖朱元璋,当然深知其中弊病。也正是这个“元朝失之于宽”的坚定信念,撑起了他接下来二十年的铁腕手段:全国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把各级官员权力牢牢监控,零容忍的法律条文,叫贪污六十两银子的蛀虫,就要付出血的代价。然后就是空前酷烈的“真格”:每年数万落马官员被强制劳改,动辄血雨腥风的大案,叫全国官员噤若寒蝉。“系死者数万人”的反贪风暴,如锋锐手术刀,狠刮元王朝“宽仁”遗毒。

如此凶残手段,叫朱元璋背上了“残暴”恶名,至今常被个别专家嘲讽。但铁一样的事实是,大明王朝从此“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拔地而起。更受益的是国计民生,仅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开国时满目疮痍的大明王朝,就已是“宇内富庶”的富强盛世,农业产值甩开宋元数倍,耕地面积超过康乾盛世:这个廉洁高效的王朝,成功开启中华又一个黄金时代。

所谓“元以宽仁失天下”的论调,对照元亡明兴的事实,折射的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对腐败的“宽仁”,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

参考资料:《元史》、《明史》、《明实录》


我们爱历史


一说起元朝,首先想到的是残暴无道,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生不如死。

元朝有臭名昭著的三大恶:

第一恶,将人分为四等,南方汉人最低等,地位不如蒙古的一条狗。

第二恶,汉人女子的初夜必须留给蒙古人,与蒙古人共度三日之后,才能回家结婚。

第三恶,汉人活到60岁不能劳动了,就把他们扔进坟墓里头,每天只给一顿饭吃,饿死拉倒。


这三大恶到底是真是假?元朝果真如此变态?还是汉人为了同仇敌忾,故意编造的呢?

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从考证,真真假假谁又能说的清楚呢!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作为元朝主要掘墓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

元朝之所以失去了天下,是因为太过宽仁了。此言一出,犹如石破天惊,元朝不是以残暴著称的吗?这宽仁从何而来?难道朱元璋说错话了吗?


还真没有!元朝某些方面确实够宽仁:

譬如法律,忽必烈就曾说过:

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

元朝奉行“慎杀”的原则,死刑犯必须再三核实,确认无疑之后才予以定罪,因为“慎杀”,元朝一年被判死刑者不超过百人。

再比如赋税,元朝灭了南宋之后,为了拉拢南人,采取了减税政策,南宋之时一亩地交税一斗,而元朝一亩地只叫三升,也就是说减税了70%。

应该说,这两项政策确实是好政策,但元朝在具体执行时却变了味。


如减税政策,虽然元朝只收取相当于南宋30%的税,但元朝还规定,地方只需按规定交税30%即可,多交的税由地方自行安排。

这么一来就乱套了,本来一亩地该收三升,但到了省一级,收了六升,留下来三升;到了县一级,收了一斗,留下来四升;越往下越层层加码,到了百姓这里,要交超过之前数倍的税。

百姓生产的粮食还不够交税的,特别是元朝后期,大旱频发,蝗灾横行,百姓更是连口吃的都没有,更别提交税了,人都饿死了,除了造反,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所以说,朱元璋所说的“宽失天下”,指的是元朝治理国家太过粗放,管理制度存在漏洞。

果然,朱元璋一上台就采取猛药去疴,严惩腐败的高压政策,彻底扭转了元朝制度上弊病。


一半秋色






这个问题大家要好好理解并不容易。

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元朝的统治很黑暗很残暴。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明太祖朱元璋说元朝统治失之于宽,并不是随口说说。朱元璋说的宽有两层含义,一是宽仁,二是宽松。



宽仁主要是从元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愿景来说的,就是说,元朝皇帝很宽仁,不忍心用严刑峻法治理社会,戕害人民。因为蒙古人当时全民信教,长生天是他们的共同的神,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民族,宽仁是他们起码的表现。



宽松是从管理能力来说的。大家都知道,管理是门技术活,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要想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理到位,是办不到的。蒙古人是放牛放羊出身,当初建国时,能认识七个字以上的人不多。

这如何能做到在如此大的范围开展精细化管理?做不到后来干脆少做一点,能把税收上来就行,就和放牛羊一样,牛羊之间叫唤,打架,随他去,更别说有什么文字狱。

但是,天灾还是要救的。元朝末年,朝廷召集了几十万人修黄河,这时有人趁机煽动汉人造反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个会修黄河的朝代,应该还不至于太差。





就是因为做不到精细化管理,元朝末年才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土地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富人广厦千万,贫者如朱元璋家里,无立锥之地,于至于各地穷人揭竿而起,风起云涌,最后导致元朝灭亡,明朝建立。

朱元璋后来吸取经验,对社会进行网格化管理,把全国户口底本都搬到南京,把全国有700亩以上土地的人单列出来,随时准备劫富济贫,避免贫富差距扩大,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穷人揭竿而起。


坐看东南了


这个典故记载在《明通鉴》上。朱元璋与元朝旧臣马翼,讨论元朝败亡的教训。马翼说: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据此,朱元璋提出了明朝的治国思路,即:

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其实,细察元朝历史,我们会发现元朝并不像后世所描述的那么黑暗和残酷。

至于“崖山之后无中国”,说元朝中断送了中华文明,也是站不住脚的。一个例子,就是孔子在元朝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还有,民间传说中,有汉人十户合用一把菜刀的高压统治手段。但是,这个手段经不起推敲,首先元朝的法律里没有这一条;再者与元朝时的民间记载相冲突,因为有汉人打猎的生活。

更关键的是一个推问,是谁来执行“十家一把菜刀”的制度。元朝真有这么强的控制力,它也不会那么快就灭亡了。

所以,看元朝,还是明朝人看得更清楚,它可能真得很“宽仁”。

01.元朝为什么如此“宽仁”

仔细看清楚,马翼和朱元璋说的是宽而不是宽仁。元朝的统治可能很宽,但未必是出于仁。权且做宽仁论,那么,元朝统治者,是不是真有这么好的主观愿望?

根本就是不是蒙元统治者的心有多好,而是他们一直就没搞清楚中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统治这个庞大的区域和太多的人口。蒙古人,一直在用一种草原的思维模式来统治中原。

传统的中央帝国,能够对中原地区实施精细化的管理。但是,蒙古这个草原出身的政权,一直就没有褪去它的草原底色,不仅不能对中原地区实施精细化管理,甚至也不屑去做这些事。对于皇帝直属的官僚队伍,蒙古皇帝从来都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奴隶待之,因为这是草原传统。所以,宋朝皇帝可能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得,但是元朝皇帝却可以非常快意,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皇帝的个人权力很大,但是皇帝政治权力依赖于官僚队伍,而官僚队伍不强,所以元朝皇帝的政治权力就始终没法强起来。

因此,所谓元朝宽仁,其根本原因就是统治者仍旧在以草原的思维来统治中原,不仅不能对中原实施精细化管理,而且也从来不想。甚至,还有人建议直接把中原变成牧场,然后大家分部落放牧。

在这种思维模式和统治手段下,元朝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宽仁,甚至宽仁得没一点儿严肃性。

02.元朝宽仁到什么程度

北宋的社会活力很强,因为契丹的大辽为北宋扛住了草原问题,所以北宋没必要像汉唐那样搞得全民备战。元朝的社会活力应该比北宋还强,因为草原和中原不用战争了,而且统一的市场也更大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游牧惯了的蒙元统治者懒得管,甚至连收税都不上心。

元朝时候的农业税比前后两代王朝的农业税都低,而且所谓第四等人的南人,曾经过上了一段没有赋税的日子。估计是蒙古统治者们忘记征税了。

还有,封建王朝一般都会搞文字狱,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在修史和统序问题上不知道要严肃到什么程度。

元朝统治者呢?

根本就看不上什么文字狱,你们想写啥、写啥,想骂谁、骂谁。蒙古人彻底践行了汉高祖刘邦的思路: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老子的天下是骑着马拿刀拿枪打下来的,你们这帮腐儒的诗书文章有啥用。蒙古人要比刘邦彪悍的多,根本就不在乎文人含沙射影,你们逼逼有啥用,有本事咱们刀枪说话。这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元杂剧里面各种讽刺现实的作品,元朝权贵不仅不觉得是什么大事,甚至带头搬着凳子津津有味地看。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直接看元朝的法律执行,不用关注元朝立了什么法律。因为不执行的法律,立了也是白立。元朝每年因犯罪被处死的,只有几十甚至几个。这么大的国家,元朝的暴力机器就处决这么几个犯人。比较一下朱元璋搞得那些大案子,就只能说元朝简直就是菩萨转世。但换个角度想,你就是说元朝统治者都干什么去了吧?不是元朝统治者有多宽仁,而是他根本就懒得管。当然,官员腐败,他们更懒得管。

还有汉人比较看重修史,也就是当代王朝要为前代王朝修史。但是,元朝的前代太多,大辽、大金和大宋,到底该怎么修?尤其是大金和南宋的遗臣都还在,而且都想把统序归给自己。讨论这个问题最激烈的,肯定是两拨汉人,蒙古人和女真人没心思搭理这事。所以,元朝给前代修史,就一直搁置。最后没辙了,那就全修,也别说谁是正统、谁是野统了,都给你们修。能这么玩的,也就只有元朝了。前代以及后代王朝,没有元朝人的强大想象力。

最具代表性的“宽仁”,应该是元朝皇帝的圣旨。这里已经不能说是宽仁了,只能说是宽得扯淡,没一点儿皇家威严。大元皇帝给少林寺的一道圣旨,摘录原文如下:

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和尚每,就是和尚们;圣旨俺的,是个蒙古语法的倒装,意思是我的圣旨。都是大白话,不用翻译也能知道意思。简单说,就是和尚们听好了,不合规矩的事别干,干了就收拾他们。这就是黑道大哥喝醉酒后给小弟训话。这可是大元皇帝的圣旨。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像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那样,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这种喝醉酒的圣旨能出得了朝堂吗?所以,只能问一句:元朝的官僚机构都在干啥?

03.元朝的灭亡原因:元朝未必以宽仁亡国,大明却是以猛政立国

元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

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引用古语说:胡虏无百年之运。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草原王朝的继承问题,小编的其他文章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这句话未必是元朝败亡的真实原因,但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内部争斗却是大元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最简单的史料依据,就是朱元璋、陈友谅以及张士诚这些人在长江、淮河一带打得翻江倒海,真正是在这个局部地区搞完了一场全流程的三国演义,最后朱元璋统一“三国”。

但是,元朝在干啥?元朝就跟空气一样,看着这三国斗来斗去。元朝当然有自己的事,因为自己也在北边搞内斗,而且也斗得一塌糊涂。

但是,如果元朝是一个稍微正常点儿的中央帝国,它肯定要把精力和力量投送到淮河和长江领域。因为朱元璋这些人才是真正能要命的敌人。

江淮乱成一锅粥了,元朝不管,因为自己还得搞内斗。朱元璋统一南方后开始北伐了,元朝继续不管,因为自己还要接着内斗。等朱元璋的大军已经攻略北方山河了,大元朝廷办了一件什么事?中原不欢迎我们,主人撵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走。于是,元顺帝直接带着朝廷跑路了。所以,朱元璋统一北方,比统一南方还省力气。不是北方形胜不再、不是大元实力羸弱,而是大元就懒得跟他死磕。所以,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元始终没有褪去草原底色。中原就那么回事,草原才是我的家。

一个是大元的内部斗争、一个是大元的草原底色,再加上一个就是大元的统治机器或官僚系统一直在脆弱中扯淡,但这些原因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应该是大元遭遇到了经济危机,直接点儿说就是货币危机或白银危机。

大元是大蒙古的重要部分,所以大元的统一市场是涵盖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西亚的伊斯兰地区发生了白银短缺,于是大元的白银就流向了西亚地区,因为白银在西亚的购买力更强。这直接导致了大元的货币紧缺,而后就是通货紧缩。于是,大元的社会矛盾才会集中爆发起来,再加上大元的统治能力不是一般的弱,所以各地农民起义也就风起云涌了。

从平民打到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严格来说刘邦都不能算,因为他后来投靠了楚国集团。农民总是起义的首发者,但收割果实的从来不是农民,因为农民起义几乎就没成功过。唯有大元的农民起义实现了成功,所以朱元璋才能从乞丐当上皇帝。因为大元的特殊国情,政府压不住农民起义,官僚机构羸弱得连割据也形成不了。

大明取代大元,但是大明同样面对元朝所遭遇的货币危机。而这个时候朱元璋的猛政就发挥作用了。

你别给我搞什么统一的自由大市场,直接给我玩彻底的计划经济。朱元璋把老百姓分成军户、民户、匠户、灶户四个职业属性,然后父死子继。彪悍不?大明朝直接就取消了市场经济,在明朝中后期,这个制度不合时宜,但是在明初却能解决货币危机的问题。

所以,大元未必以宽仁亡国,而大明确实是以猛政立国。但是,朱元璋的猛政,大元玩不了,因为大元的草原底色太重,没法精细化管理中原,也不能建立一个强悍的官僚系统。但这些事情,朱元璋却全都干得了。


减水书生


在所有的封建王朝当中,人们似乎都对清朝和元朝充满了不满。毕竟这两个朝代不是汉人所建立,因此本来莫须有的东西最后变成了一定有


初夜权?杀头胎?四等人?瓦罐坟?

这是网上有关于元朝“残暴”的主流说法,这里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

何为四等人?统治者蒙古人作为第一等级,按照征服的时间顺序,又有着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在科举、做官、刑法等方面有所不同。

何为初夜权?指代的的是汉人和南人在结婚之前,新娘需要先去当地蒙古统治者那里住三夜,最后才能把他送给新郎(元朝初期每一部分的汉人,都对应一个蒙古人管辖)。

何为杀头胎?因为蒙古人享有了初夜权,所以很多汉人在结婚之后,有了第1个孩子就会把他摔死。因为有可能这个孩子是蒙古人,并不是自己的血脉。

何为瓦罐坟?是说元朝的时候蒙古人认为,人到60岁就老了,只能消耗不能产出。规定每家每户把老人放墓里面,家里人每天送一次饭,送一次放一次砖,堵上了就算是埋了。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真是这样吗?我们不置可否,因为历史实在是太过遥远。有人说这是后人的抹黑,也有人说可能只是某一段时间里面出现过。



这里不是重点,如果单独从上面来看,元朝人似乎非常“窄”。但是为何朱元璋说出了元以宽失天下?

元以宽失天下——宽的是方方面面!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明太祖宝训》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小人但喜宽。

上面这两句话是出自朱元璋之口,意思是说元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实在是因为太宽。其实不仅仅是朱元璋,明朝的很多大臣也是持有相同的意见:

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见也。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于上曰:“宋元以来,宽纵日久。

类似这样对于元朝的评论,在明朝初年的很多文献中都有出现。如果单独从这几句话来看,元朝的宽似乎都是在刑法上面,其实不仅是如此。

元朝“宽”在帝位继承:元朝作为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国家,也是一个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打天下可以在马背上,但是做天下就不可以了。

元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并没有治理农耕文明的政治体系。所以别看他是一统天下,但是治理方面确实混乱不堪,尤其是在可汗位置的传习上面。

历往朝代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就算你是再有钱再有权势,只要不是皇帝的儿子,你都没办法继承。但是元朝不一样,每次可汗驾崩,都要争的头破血流,在草原的时候就已如此。

元朝宽在“税赋”:因为南宋作为元朝最后攻克下来的王朝,为了拉拢这一批人,他们大规模减少南宋地区人的税赋。就有了下面这段历史记载: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资料为证!

这样似乎很好啊,但是你得看是谁来收租!刚开始还是元朝的政府,但是后来就又成为了个人?这个个人是谁?一般是地方豪强,但是最多的还是元朝安排在某个地区的第一等人。

如果上行下效还好,关键是做不到。上面减税了,但是收着收着感觉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因为地方豪强加税。但是为何还有“吴中富盛闻天下”? 这里的吴中富全部都是上层,苦的还是百姓。


元朝宽在“刑罚”:古代没有完善的法律,为了以正视听,只能加大刑罚来减少犯罪。比如说1263年一年,某地区记录在册的死刑犯在7个人。

不是说元朝残酷吗?怎么这么好?原来蒙古人虽然看不起“南人、汉人”,但是不代表不需要他们支持。之前是打天下,可以屠城。现在是守天下,子民就是自己的战力。

还有后来和珅提出来的议罪银制度,其实最早是来自于元朝这里。只要你犯了罪,只需要相应的钱来赎罪就好了,最后苦的还是底层人。就算是后来南方大乱,上层元朝还没有多少严酷的刑罚。

(元朝是少有的没有文字狱的朝代,也很少有人是因为谏言被杀头。)

元朝宽在治理:其实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元朝初年,元朝的行政实权,很大一部分都在汉人手上。一是为了拉拢当时的汉人,二是游牧文明管理农耕文明还是有差异的。

但是因为1259年李璮造反,最后才被重新收回到蒙古人手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元朝皇帝,都是视汉人为眼中钉。


比如说后来的仁宗、英宗和文宗就会重用汉臣,而武宗则是打压,他在位时期顶级的臣子当中,只有一个是汉人。

不同的政治团体,出谋划策的内容肯定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一会对汉人好,一会对汉人差。

但是差的时候还是居多,因此矛盾越积越多。到了元朝末年就算是全部汉臣集团,也已经回天乏术了。为何这么说?和狼来了道理一致!

比如某个皇帝时期,汉人集团掌控实权,对汉人政策大好。但是宏观调控一般是十几年才显示出来效果,还没有成果的时候,皇帝驾崩了,新的集团出现。

原先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好感,随着蒙古人集团横行,又重新回到最初,甚至是更差。毕竟差了给了点好处会感恩戴德,好了稍微差一点就会哭爹骂娘。

总而言之,元朝一宽在继承,顶级管理混乱;二宽在税赋,初衷好结果差;三宽在刑罚,让人不知畏惧;三宽在管理,民众哀声怨道!


史之策


元朝的统治与其他汗国在中亚、东欧、西亚的封建体系相类似,主要精神是族群自治、宗教自治,充分尊重当地的原生权威,蒙古主要是作为监管人的角色存在,所以是非常宽大的。其法律简洁明了,多依据经验而定,充满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又十分的宽仁。至于后世常说的“四等人”、“瓦罐坟”、“摔头胎”等,均属误解,可一一驳斥。


元朝的封建统治体系

元朝统治体系为后世所不了解的地方,主要是它的属人封建性质。元朝看待整个天下,是按照各族群自然存在的习惯法差别而定的,其统治方式就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例如对江南、河朔、蒙古、云南、西域、高丽,都是有所不同的。即便是像选举、税赋、刑法这样的全域性的制度,实行起来也有属人和属地的差异。


根据《元史·选举志》,其学校都有三种,分别是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种国学都有蒙古、色目、汉人入学,只是庶人子弟的数量偏少一些,大多数是中上层子弟。同样的,税粮制度也分成多种,主要是“内郡”与江南的差别,内郡应该就是河朔关陇,实行的是一种接近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江南则类似唐中期以后的“两税法”。众所周知,租庸调是一种半封建的税法,其衰亡之后,杨炎实行了“两税法”。这说明元朝清楚看到江南地区经过五代、两宋的统治,更习惯一刀切的税法。

《元史·选举志》: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薛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元史·食货志》: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元史·食货志》:(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


《元史·刑法志·杂犯》:诸啰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

另外,食货志记载,元朝非常强调宗教属人法,“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税收轻到了以“升”为单位计算,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义务了。也里可温为基督徒,答失蛮为穆斯林信士,值得注意的是,儒人也被列入“宗教特权”行列。刑法上有时候也有差别,例如,诸啰哩、回回的列入“杂犯”的行为,允许以属人法来审判,即交给他们自己的“有司”;其次是蒙古人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也采取属人司法原则,裁判机构都是“宗正府”。另外,啰哩即为吉普赛人。


这套统治方式对习惯了一刀切的汉人而言,肯定有诸多不适,会得到一种自己受到欺压的印象。有时候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明初一些文人提到了一些案例,应该说是存在的。因为这种属人法很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印象,从而又得出等级制的结论。例如高启的《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 就提到了吉普赛人在江南为乱,由于属人司法原则的存在,对这批特殊的色目人,竟然无法可施。

高启《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 :……會公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遂與俱南,以省銓為寧國路涇縣典史。時有制,蒙古、色目毆漢人、南人者,不得復。西域流戶數百人,因恃以為暴,所過掠財畜,辱婦女,民束手不敢拒,相驚若寇至。及涇邑,僚悉引避,民愈恐。君語眾曰:「吾在,若無憂也。」即出勞之於郊,誘閉佛寺中,呼其酋諭曰:「製言不得復,毆者民爾。今我天子吏也,所行者法。若善去,勿妄犯吾民,當率酒米相餉。否則,知有法爾。」酋愕,遂戢其眾亟去,無一人敢嘩。君親送出疆以歸,民羅拜馬首曰:「微公,縣幾殘矣!」


元朝的宽仁

元朝的宽仁,在元史中随处可见,以宋濂为首的作者团时不时就发出感慨。元朝的这种仁政是儒家所没有的,它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生养思想,更接近中原的黄老之道。最典型的体现是《食货志》提到的,元朝因为税赋至轻,而赏赐较多,朝廷竟然根本就没有积蓄。历代的料民税民之聚敛,元朝也一律没有。对江南基本上采取沿袭宋制的办法,而且尽量减轻,例如纳税时采用宋朝斗斛,因为宋朝的一石只相当于元朝的七斗,农民可以省掉三斗,宋濂说道“其法亦可谓宽矣”。

《元史·食货志》:《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藐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虽然,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其能兼有四海,传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元朝的宽仁还体现在刑法轻省上,例如笞、杖每一级都减少三下,流放之地比较舒适,北人到湖广、南人只到辽阳;很多死囚虽然判了,实际上仍在监狱终老,并没有实际执行。但正如上述,刑法上也存在属人司法原则,因人而异、南北殊制,就给了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极大的发挥空间,再加上一些特殊身份人群的道德风险,就会导致冤案丛生。

《元史·刑法志》: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其徒法,年数杖数,相附丽为加减,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鐐之;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


四等人制:对一些元朝污点的辩白

后人对元朝的误解集中在四等人制,其次是“十儒九丐”,再次如“瓦罐坟”、“共用菜刀”等等。其实这些说法仅仅在明代官修的《元史》中就有反证。


一、儒生的地位。正如上文引用食货志,儒生是与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相并列的,儒人种田者,纳税仅有3-5升,须知,10升才1斗,10斗才1石,可知这点税收是微乎其微的,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即便法律条文做不到,元朝官方对儒生的优待也是明明白白摆着的。

《元史·食货志》:(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

二、瓦罐坟。后世民间说元朝对汉人老弱是不养的,六十岁后就住进坟墓,每天送一次饭就砌一块砖,直到活埋而死。这种也许是某些色目人的特殊习俗,可能是存在的,例如日本电影《楢山节考》所反映的习俗。但《元史·刑法志》有明确记载,“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那就是说,元朝力挺薄葬风俗,连坟墓都不允许砌砖瓦,又哪来的瓦罐坟呢?

《元史·刑法志》:诸为子行孝,辄以割肝、刲股、埋儿之属为孝者,并禁止之。诸民间丧葬,以纸为屋室,金银为马,杂彩衣服帷帐者,悉禁之。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诸家庙春秋祭祀,辄用公服行礼者,禁之。

三、元代出现了《弟子规》和《二十四孝》,教导民众愚忠。这也不值一驳,因为《刑法志》明确禁止割肝、刲股、埋儿为孝。当然,这些行为可能很普遍,元朝官方百般禁止都禁止不过来。而且刑法宽仁,才笞三十七下。


最后,四等人制度虽然没有见于元代文献,但是在金国却是真实存在的。后人可能将元朝和金国搞混淆了,《三朝北盟汇编》记载,金国对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南人五种族群在权利义务上有显著差别,须尽义务时汉儿优先,享受权利时汉儿居末。这种制度在金国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金国实行儒家统治,强行划归一致,现实上却做不到,引发了种种冲突。而元朝实行差别治理,承认各个族群在习惯法上的差异,求大同、存小异,并没有深植仇恨。后世可能夸大了这种差别治理的弊端,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看成了四个等级。

《三朝北盟会编》引《燕行录》:……有公事在官,先汉儿、次契丹、方到金人。丁未冬,宰相刘彦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县,国裹朝廷亦差一人来交割不得,含怒而归。无何,国里朝廷遣使命至燕山拘取刘彦宗赐死,续遣一使来评议彦宗,各赂万缗乃已。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


世人对元朝存在这些误解也不是没有缘由,很大可能上,元朝末期的江南地区(南人地区)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元朝的宽纵给了奸人最大的活动空间,这些人在元朝的差别治理体系中如鱼得水,通过消费这种宽松秩序而自肥,导致下层社会怨声载道。再加上钦察人不花帖木尔、燕铁木儿等人的专权以及重商主义政策,让商业为主的色目人特别舒适,而农业为主的南人却有很强的被剥夺感。否则元朝也不太可能被这么快就打垮了。(完)


历史咖啡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元朝有的只是暴虐,“宽仁”不过是高级黑,或者是朱元璋治理天下实施苛政的舆论战罢了。

元朝几户共用一把菜刀是宽吗?还有,大家知道连坐制度不是开始于元朝,但是连坐保甲在元朝得到了创新。汉人十户为一保,保长是内定的,只能是蒙古人干保长。保里头的财产和女人归保长支配。谁家娶媳妇,初夜权是保长的。汉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偷偷把投胎婴儿摔死。周作人先生在《谈龙集》中《初夜权》篇的序言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元法规定,汉人杀了蒙古人要偿命的。反过来,蒙古人杀了汉人,给点赔偿就行了,而且赔偿最多不能高于一头牛的价值,人命只值一头牛的“仁”从何说起呢?

由此看来,朱元璋说的元朝宽仁,还真的让人费解。

如果说深究元朝失去天下的原因的话,首先是蒙古人采取了敌视汉人的政策,实行登记管理,把蒙古人定位一等人,汉人在色目人之下。没有让蒙古人很快融入汉族人的文化生活是元朝统治者的一大败笔。

其次就是废除科举制,人才选拔靠血统论。世袭才是选官员的唯一途径,只有蒙古人可以顺理成章当官,而所谓“推举“只是遮羞布,根本不能公平和公正。汉人要想通过功名来报效国家,光宗耀祖简直比登天都难。一个有志向的汉人,没有正常渠道上进,只能自暴自弃或铤而走险。

这点满族人做得就好多了,康熙皇帝尊孔,精通汉文化,甚至声称自己是汉人。重用汉人中的文人学士,吸引汉族人才进京做官。从祖大寿,洪承畴,袁崇焕到李鸿章,左宗棠和曾国藩,无不为清朝的打天下左天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还有一点是元朝的懒政败了家。元朝失去天下,没有“仁“之说。如果说“宽”的话,倒是有一点,那就是元朝的游牧民族习惯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对于管理天下没有兴趣,更没有研究商鞅先生的愚民和御民之术,胡服骑射,夜夜笙歌让他们乐此不疲。

元朝没有有效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法令不出大都。财政收入被层层截留,不能上缴到国库,国库空虚,官员富得流油,百姓饥寒交迫,民怨沸腾。基层政府官员都是被流氓恶棍和家族集团把持。家法代替国法,私法代替公法。冤假错案频出,人民伸冤无门,多少人比窦娥还冤。而那么多年,从未见元朝统治者有一次扫黑除恶。

元朝还“宽”在上层建筑的重大失误。在对汉人欺压剥削的同时,意识形态却相对宽了多。好多上进无门的汉族文人,通过文学作品映射元朝统治,煽动不满情绪,却没有人管管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元朝的权威和形象,挑起汉蒙矛盾,动摇了元朝统治根基。

总的来说,宽也好,严也罢,仁才是基本国策。国家安定,国富民强才是根本。离开了这个根本,宽严都不能长治久安。要不然眉山的歪脖子树也不会成为朱由检的归宿,洪武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


未泯双瞳


元以宽失天下,不是以宽仁失天下,这里有个误区,原文是,皇明宝训》:“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

很多人区解,把这个宽当做宽仁,其实大错特错,这个宽是不负责任的宽,元朝的治理其实就是殖民,把人分四等人,把税收弄成承包制。

什么意思呢,就是蒙古老爷们,想要多少税,跟下级说,下级再收下级,但是这个过程下级多收贪污剥削底层,作为最高层的蒙古人是不管的,所以导致贪官污吏横行,各种明目张胆剥削压榨底层百姓。因为殖民者才不会去管你们民族普通百姓死活,他只需要管理你这个民族的上层贵族结构,让你们自己上层去压榨自己民族下层。

所以元朝的宽不是宽仁的宽,而是不负责不作为的宽,宽跟仁并不挂钩,举个例子,哪个地方遭灾了发生瘟疫,有作为的国家,严格控制灾情蔓延,控制民众不许四处传播病毒,各种救灾政策,另一个不闻不问,事不关己。你说哪个才是仁?

而元朝的宽就是这种,我懒的管你们中华百姓死活,你们的命在我眼里只值一头驴的价钱,甚至我懒得治理你们,我只要控制你们士绅官僚贵族就行,我剥削他们,让他们加倍剥削你们。

所以朱元璋在惩治贪官治理国家时,才感慨元朝真的是对官僚太宽了,直接导致吏治腐败,民不聊生。

其实这个现象很好理解,在元朝统治者心目中,他们只是殖民者,中原汉人又不是他们同胞,他们何必管那么多呢?就好像家庭一样,父母一般只对自己孩子管的严,别人家孩子你会管么?他的死活和你什么关系呢?


不跳梁的小丑


没什么好解释的,朱元璋乞丐出身,业务水平实践经验很高,但眼界和知识水平真的很低,胡说八道的屁话成堆,你信他的才叫见鬼了。

元朝野蛮残暴是毫无疑问的,但正因为其野蛮,所以管理上就是强盗水平,社会管制水平极低。这跟宽仁没有半毛钱关系。

朱元璋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政治嗅觉,想强化对基层的统制,又想找点理论依据,结果一扯理论依据,就显示出他肚里的词儿太少,分不出管治水平低和宽仁的区别,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大臣们不敢,并且犯不着为这种小事纠正他。

朱元璋知识水平真的太低了,但凡他有点眼界和知识,会设计出亲儿子当藩王镇边疆这种作死制度?

会设计出官员低薪这种脑残制度?

会设计出废除宰相,皇帝不用代理人兼背锅侠,亲自处理大小事物,集天下怨恨于一身的作死制度?

可以说,中国此前历史上2000多年总结出的正确道路,朱元璋一个都没走,反而是历史上栽过的跟头,朱元璋都要重新栽一遍。朱元璋设计的明朝制度,在开始阶段简直就是汉朝水平,开了近2000年的历史倒车。


瞬间永恒60247138


对于元朝,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暴政、压迫、剥削等,毕竟所谓“暴元”就是指元朝,在元末时期,因不堪忍受,各地起义不断,而朱元璋,就是这些起义军中最成功的一个,不仅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并且建立了明朝政权。但为什么朱元璋会说“元以宽仁失天下”呢?

出处

朱元璋曾两次对元朝进行评价,分别是在《太祖宝训》以及《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分别讲到

“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元以宽失天下,不足法也。”

自古以来,都是宽仁者得天下,朱元璋所说元朝是因为“宽仁”失天下,这个“宽”具体指哪里呢?

宽在哪里

我所理解的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仁慈、仁政,而是指元朝的政策体系,法制法规等方面的宽。或者说就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宽松,甚至混乱。

举个例子来讲,元朝中后期,贪腐严重,官员一旦上任,变着法子的搜刮民脂民膏,朝廷方面,坐视不理,即便是该官员被举报,最多也是象征性的处罚。该管的不管,该罚的不罚,导致整个官僚体系混乱。反之,对待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汉人,却是残酷的压迫,比如说“十户才能有一把菜刀”、“初夜权”、南人等级制度等一系列压迫措施。

元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好像还处于游牧状态,对于治理国家,采用“放养式”的管理风格,入主中原后,依旧改不了之前的习惯,没有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而是该枪还抢,该夺依旧夺。导致老百姓的反抗心理越来越强。

朱元璋在《太祖宝训》中,明确的表达,元朝因为政策,法规等宽松,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疏于管理,所以才失去天下,而在明朝,要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要精细化,严格化,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重典下的明朝

朱元璋认为,元朝败在“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所以中央的政权,必须要牢牢的掌控在手中,朱元璋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高度集权,一切都在指定的方框中运行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朱元璋可谓是煞费苦心。

比如在法律方面,为整治法纪,朱元璋亲自出版了一本名为《明大诰》的书籍,书中采用论证的方法,把各个犯罪的人、案情概要以及所受的惩罚写出来,用讲故事的手法,来告知每个人法律的残酷性,使人们在观看此书后,深深地理解到不去犯书中同样错误的重要性。并且书中还图文并茂的向人们讲述新的酷刑种类,比如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阉割为奴等几十种。

即便是现在看来,也是相当残酷,令人不寒而栗。

另外,朱元璋通过一系列手段,大肆杀害开国功臣,之后又罢免中书省,传承了上千年的宰相职位,在朱元璋手中结束,设锦衣卫加强官员的监视;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强化朝廷对地方的控制;编制户籍,加强对百姓的管理。严控百姓宗教信仰,打击非法宗教等等。这一切,都是朱元璋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的思想,天下不是别人的,而是老朱家的。

朱元璋之所以讲“元以宽仁失天下”,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朱元璋再找一个能让他对新的明朝施以“猛政”的理由和借口,从而能够让自己的政策实施下去而已。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