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不殺士大夫”改為“不輕殺”,北宋士大夫身份有何特殊?

將“不殺士大夫”改為“不輕殺”,北宋士大夫身份有何特殊?

文人蘇軾(劇照)

眾所周知,北宋自從開國之初就立下了“重文輕武”的國策,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宋代政治社會風氣為之一變,一改前朝尚武之風。就單從文教事業而言,宋王朝無疑的成功的,科舉制度我完善,私塾學院的推廣等等為宋代培養了一大批知識分子。除此之外,宋朝自開國就立下了“刑不上士大夫”的國策,一時間士大夫的身份地位無限拔高。雖然後世將“不殺士大夫”改為“不輕殺士大夫”,但是依舊反映出宋代士大夫的特殊。下面我們就來探究分析北宋士大夫的身份有何特殊

一、北宋時期士大夫的特殊之處

  • 1、身份地位超然,敢於對抗皇權

首先,北宋士大夫身份地位的特殊之處在於北宋士大夫有著能與皇權對抗的實力,甚至於達到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由此可知,

北宋士大夫集團是一個能夠與皇權對抗的存在。據《資治通鑑》當中記載北宋宰相與宋仁宗的對話稱:“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準,此乃致亂之道”。面對幾乎對於皇權構成直接挑戰的話語,宋仁宗不僅僅沒有“天子一怒”,恰恰相反還勉勵此人。由此可知,北宋時期皇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幾乎在皇帝與士大夫之間形成了慣例。

除此之外,皇帝的權力也極大的受到了來著士大夫集團的限制,形成了一個相對平衡的局面。據《宋史》當中記載北宋政令發佈的流程稱:“ 國制, 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 而後命學士為之。”皇帝的命令也極有可能遭受來著士大夫階層的牴觸,皇權至高無上的局面在北宋時期似乎已經被打破。因此,北宋士大夫身份地位的特殊之處首先表現在北宋時期皇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的形成,二者之間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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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員像

  • 2、參與政治活動,有過罪不至死

縱觀北宋王朝存在的百年間,幾乎沒有士大夫因為參與政治活動,商討國事而獲罪。更有甚者,哪怕是參與黨爭失利也不會落得抄家滅族的下場,最多不過下放偏遠州縣。例如,一代文豪蘇軾因為“烏臺詩案”而獲罪,起因在於蘇軾在文章當中發表一下反對當時“新政”的言論,不僅僅觸及了一大批權貴的利益,而且還讓皇帝震怒。眾所周知,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權貴們叫囂不殺蘇軾不足以平民憤。然而蘇軾以也僅僅是被貶黃州而已據《長編》當中記載稱:“聖朝不宜誅名士。”反映出北宋時期士大夫特殊的身份地位。

除此之外,北宋時期對外士大夫有著極為寬容的政策。例如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曾經立下石碑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就反映出北宋舉國上下對於士大夫的態度是極為寬容的存在,也就在北宋時期形成了雖然政治鬥爭激烈,卻鮮有流血事件的發生,

失敗者不過被貶偏遠之地而已 反映出北宋士大夫的特殊身份地位。

  • 3、北宋士大夫構成治國理政的絕對主體

北宋士大夫的特殊身份地位,還在於北宋王朝治國理政的絕對主體是士大夫,權貴、皇親國戚、武將等,都要受制於以士大夫為代表的文官集團的限制。上至朝堂、下至廟堂,統軍征戰還是安撫百姓都是在士大夫為主導下進行的。可以去其他例如武將功勳等只不過是北宋士大夫的補充而已。例如北宋韓琦曾經在名將狄青面前放言到:“東華門下唱名方為好兒郎”反映出的就是北宋時期士大夫在治國理政方面的絕對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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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

二、北宋士大夫身份地位特殊的原因分析

  • 1、借鑑前朝,採取重文輕武的國策

縱觀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兩千年的歷史,唯獨漢唐以強而亡,唐朝滅亡與混亂不堪的軍閥割據混戰當中,曾經不可一世的唐帝國在武將頻繁叛亂時轟然倒塌。作為後繼者的北宋王朝,自然而然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自北宋開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就立下了“重文輕武”的國策,在實行的杯酒釋兵權的舉措之後,北宋時期士大夫的身份地位也開始慢慢崛起。據《五代論》當中記載稱:“"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現象在宋朝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和宋初實行的重文輕武正常息息相關。

  • 2、科舉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士大夫階層的壯大

宋代士大夫特殊的身份地位的原因不僅僅在於宋朝統治者確立的重文輕武的國策,還在於

科舉制度的完善與發展。據《資治通鑑》當中記載宋代科舉制度的實行表現稱:“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廚、蠟燭等帶入,除官員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宋代嚴格的科舉制度,反映出的實質就是宋代科舉制度向大眾性、普世性方向發展。科舉制度的發展對於宋朝而已不僅僅為之輸送大批優秀的日常,還至於對於宋朝重文輕武國策的貫徹實行,鞏固維護宋王朝的統治地位。

科舉制度發展完善帶來了顯著的影響之一就是帶動了當時士大夫階層的發展完善

據宋代蔡襄的《端明集當中沒去阿膠記載宋代士大夫階層的狀況稱:“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

而宋代士大夫階層形成最直接的方式途徑就是通過科舉制度,因此反映出當時科舉制度的完善發展下,自然而然的促進了北宋士大夫階層發展。慢慢的士大夫階層也就成為了北宋治國理政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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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朝服形象

  • 3、君權神授理論的沒落,皇帝權威相對下降

眾所周知,皇帝的權威在在我國古代的封建王朝的不容侵犯的存在。

據《尚書·湯誓》當中記載稱:“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而君權神授理論在漢朝時期被系統提出。然而在歷經千年之後,君權神授理論早已經不在如一開始嚴肅,而且其理論也有諸多缺陷,特別是在經歷了五代十國時期軍閥割據,皇權淪落的局面之後,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對於以外的皇權沒有了往昔的敬畏。自然而然的,士大夫階層在以皇權為主導的封建王朝當中顯得如此特殊。

三、北宋時期士大夫身份地位的“特殊”有何影響

  • 1、有利於在當時營造較為清明寬鬆的政治氛圍

總而言之,北宋時期士大夫的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反映出的是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形成了皇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至少難以出現一家獨大的局面,皇權與士大夫處於一個相對微妙的平衡當中,無疑對於營造相對開明的政治風氣是有利的,因為專制是造成腐敗的根源所在。從宋太祖開國之初就確立了“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者”當中就可以明確的反映出這一種微妙的平衡。因此對於營造相對開明的風氣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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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有利於文教事業的發展,儒學的復興

眾所周知,北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還有另外一層身份——文官。北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絕大多數都是出生於科舉制度。在士大夫與皇權共治天下的局面,以及北宋士大夫如此獨特的身份地位的主導下,自然而然的在當時會興起一股向學之風,

一改往昔的尚武鄙文的社會風氣。據《東軒筆錄》當中記載宋朝統治者為了鼓勵向學而寫下的詩歌:“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而這欣欣向榮的崇學之風離不開當時士大夫身份地位的特殊性的推動。而自然而然的會推動儒學的復興。

  • 3、加劇重文輕武風氣,不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的社會的整體發展,離不開各行各業的奮鬥。在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主導下,必然會對於其他階層特別是原屬於統治階層的加大排擠打壓。以宋代嚴重的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為例。

據《資治通鑑》當中記載韓琦對於一代名將狄青的侮辱稱:“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

反映出的就是北宋士大夫身份地位過於特殊帶來了的弊端。無疑對於當時整體的社會發展會帶來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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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北宋時期士大夫特殊的身份在於士大夫與皇權共治局面的形成,以及士大夫階層已經成為當時治國理政的主體所在,幾乎掌握了國家的政權。而北宋時期之所以士大夫階層會有如此特殊的身份地位,不僅僅在於當時統治者可以拔高士大夫的身份地位,而且還在於科舉制度等諸多方面的先天優勢

。總而言之北宋時期士大夫身份地位的特殊在於當時特殊的時代與政治環境。

參考文獻:

1、《資治通鑑》

2、《長編》

3、《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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