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的14名首领全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的人宁愿相信倭寇都是日本人呢?

九尾读正史


倭寇是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在朝鲜沿海与中国东南沿海发生的,从事武装走私活动人员的统称。倭寇早期以日本人居多,中后期主要以中国沿海商人为主,同时裹挟少数日本人参与其中。

一、日本战国时代导致日本浪人进入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

元末明初时期,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许多日本浪人徘徊于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频频袭扰明朝沿海地区。当时日本国的九州、四国地区的的领主在战乱中被兼并,许多人流离失所,沦为海寇,于是成群结队到中国沿海冒险。这些冒险的海盗中,其成分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战争中战败的职业军人,一部分是失去土地或者战争中无家可归的流民。因元代曾远征过日本且元朝军队战败,给了日本职业军人与浪人在中国沿海掠夺、抢劫财富的勇气与信心。明朝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记载的就是如此:“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惟有日本,倔强不臣。阿拉罕以师十万从征,得还者仅三人。”至明初,日本国仍是“不服王化,冥顽如初”,明朝派使臣赵秩往谕其君,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日本天皇竟然违反“不斩来使”外交礼仪,对赵秩加以杀害。可见当时不仅民间日本人不把刚刚立朝的大明当回事,日本官方更是没有把明朝放在眼里,导致中国沿海海盗猖獗。

二、日本禁海令导致日本沿海贸易商人加入走私与海盗行列。

日本江户幕府自1633年至1639年先后发布 5次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法令即禁海令。主要内容为:除特许船只以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国外;除特许船只以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国,如有偷渡者,应处死罪,偷渡船及船主,一并扣留;外国船来到,应即呈报江户,并应按照往例,通告大村藩主,请其派遣监视舰船;外国船所在各种货物不得由某一地方全部包购;禁止官吏在长崎直接购买外国船之货物等等。海禁的结果使得日本那些沿海的从事中国布、锅、药材、瓷器等贸易获利丰厚的日本商人自发集结武力同日本官方进行对抗。

汪直像

三、明朝的禁海令使得中国沿海贸易商人和渔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自发与日本商人、日本浪人合流对抗明朝政府。

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到了嘉靖年间,官方以防倭寇为名,自南直隶开始,从北至南,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20公里。其结果是,原来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无法从事原有营生,就是原来打鱼为生的渔民也无法打鱼,最后,百姓要么逃走海外谋生,要么干脆加入走私或者抢劫为生。后来不少人就与日本浪人、海盗、走私集团合流武装对抗明朝政府。

四、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产生“争贡之役”,导致中日军民争端,许多无辜之人被杀,致使中方、日方不少军民走向对抗明朝政府之路。

明朝海禁禁止的不是真正的海外贸易,而是禁止民间自发的海外贸易,是将这些贸易利益转为官府垄断从而独享。明朝的朝贡贸易就是由官方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并给予外方“入贡贸易”资格。为争取“入贡贸易”资格,海外商人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海关官员的盘剥与压榨。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中日双方大打出手,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 。此事件导致中国居民不是仇恨日本人,而是更多仇恨明朝政府。因为这些日本人过去本应是中国商人贸易的对象,现在原来的生意被朝廷垄断,还导致许多无辜之人被杀。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朝廷最后直接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五、明代倭寇的人员组成早期以日本人居多,中后期以中国人居多,与明朝政府战争对抗激烈程度以中国人为最。

通过以上倭寇产生的原因分析,中国沿海的倭寇一开始是日本人因国内战乱导致居民流离失所,被迫加入海上掠夺抢劫之列,沦为海盗。但是,这部分日本人如果不是明朝政府海禁内迁导致中国沿海居民无家可归、无事可做,这些区区日本海盗在中国沿海人生地不熟、言语还不通的情况下,是断不可能有力量公开武装对抗明朝政府军队的。

随着明朝政府禁海令越来越严,越来越频,在沿海居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从的情况下,原来的海外贸易商人大户越来越多加入到武装走私行列,公然用枪对抗政府武装。发展到最后,小的商人依附于大的贸易商门下接受庇护,抱团取暖;中国大商人招募日本职业军人、浪人至麾下从事走私贸易。一旦在走私中遇到明朝政府官员查禁,这些商人则不惜以武力相抗。为逃避打击,这些武装走私的中国商人中不少人模仿日本商人的穿着打扮、语言等蒙蔽明朝官员。到明朝后期,沿海倭寇最大的集团不是什么日本人,而是鼎鼎大名的中国海盗之王——汪直(王直)、郑芝龙(郑成功父亲)等,鼎盛时期,他们的财富与武装力量,并不亚于一个沿海的小国家。对于这些情况,明朝《明史·日本传》早有明确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十三”就是十分之三,“十七”就是十分之七。明朝《筹海图编》中,列出的十四股倭寇的头目中,全都是明朝人。

明朝的倭乱平息固然有戚继光、俞大猷等将军平乱之功,但更与明朝后期重新开放通商口岸与海外通商,日本战国时代结束,日本国内秩序渐渐稳定有加相关。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真正受到打击的是明朝沿海本地渔业及国内的沿海贸易,海盗和走私商人的活动反而因为海禁的存在而更为猖獗,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也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


律师邹光明


压根就没几个人说这种话吧,树一个不存在的靶子打有意思吗?

明代倭寇的组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给倭寇下定义,比较科学的定义是这样的——

14-16世纪活跃于东亚海域的海盗。

对,倭寇首先是海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海盗的组成都不一样。

14-15世纪的倭寇,主要包括日本人和朝鲜(或高丽)贱民。如果熟悉明朝历史,就应该知道洪武时期因为倭寇问题,中日一度断交。

16世纪的倭寇,这时候才有中国人加入。在海禁的背景下,许多中国海盗参与走私贸易;像是王直、徐海等人就在双屿、沥港建立起海盗走私集团,并与沿海的中国人、日本海盗和葡萄牙人等互相合作。

以日本人为主的倭寇,被明朝称作“真倭”;以华人海盗为主的倭寇,被称作“假倭”。

但是,明朝官方并没有办法区分真倭、假倭,只好统一称为倭寇。这就造成了倭寇形象的固定化。

除此以外,在16世纪晚期中日朝三国还爆发了壬辰战争。当然,壬辰战争与倭寇其实是两码事。无论倭寇的组成怎样,归根到底是无政府的海盗行为;壬辰战争,是中日朝三国国家之间的战争,两者没有可比性。

但是,由于朝鲜和明朝方面称此为“倭乱”,就更近一步将倭寇与日本捆绑在一起。

总而言之,倭寇的组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并不是说因为在倭寇里发现了中国人,就认定倭寇与日本无关。


HuiNanHistory


日本也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啊。

虽然不如美国筐大,装的那么多。


倭寇当然是真实存在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沿海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对日本历史比较懂的朋友,应该了解,倭寇横行的时代,正是日本从南北朝到战国的这段时间。大概有近200年的时间,日本内部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战败的无人收留的武士,破产的农民,这些都是倭寇产生的客观环境。

而倭寇的消失,则有内因和外因。从内因,自然是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将领对倭寇的打击;从外因来说,则是1580年之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先后再次统一日本,日本国内局势趋于平稳,相应的,倭寇的来源本身也大量减少了。自德川幕府建立之后,日本实行了锁国政策,国内本身相对稳定,倭寇的来源自此断绝,中国沿海便再也没有倭寇之患了。其实,倭寇的消失,外因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通常都不会强调这点,而是一味地强调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将领的打击。就我个人看法,如果日本战国不能结束,那戚继光,俞大猷的打击再如何猛烈,也很难彻底消灭倭寇之患。毕竟,要活着不容易,说穿了,倭寇也不过一群无处可去的落魄武士,和破产农民而已。

至于倭寇首领多是中国人,本来就很容易了解。明朝时代的中国人又不似今天的中国人,明朝时代的日本人也不是今天的日本人,日本人对于中国来说,谈不上什么很厉害,不过是边鄙蛮族罢了,专恃逞勇斗狠,打是能打,却没有什么头脑。就那么几个落魄武士和破产农民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文地理一无所知,语言也不通,只怕内心也是惶惶不安,今日不知明日事了吧,谈不上有什么厉害的。只有和中国内部的那帮人联合起来,才能厉害,这是很显然的事情。

但是很显然,我们的课本错误的引导了我们,我们的近现代史也误导了我们。我们这代人,基于近现代日本的强势,我们对日本的战斗力,有了过高的认识,对日本的憎恶态度,也加深了我们对日本的误判。所以我们的涉及到倭寇的电视剧,写的都是日本人狡诈无比,凶残无比,战斗力奇高无比,仿佛这些都是真实的一样。

其实呢?一群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落魄武士,一群破产的农民,你要说战斗力能逆天,你信么?

援朝抗日战争,丰臣秀吉20余万在国内战争获胜的武士组成的部队,也没有在明军手上占到多大的便宜,就这帮落魄武士和破产农民,就真的能翻到起天来了?

很显然,这都是不现实的。


真正危害中国沿海的,主要是中国自家人组成的海盗。倭寇不过是中国海盗首领找来的打手罢了,给碗饭就什么都肯干的那种打手。


有人问了,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课本为什么一再强调这一切都是倭寇做的呢?

这还用说吗?日本也是个筐,啥都要往里面装。近现代以来,中国和日本关系变的如此之恶,那有什么好说的?基于这个那个的需求,不断的放大或者缩小某个事实,以影响民间的舆论罢了。不断的宣扬倭寇的凶残,恶毒,和战斗力超强,不就能反衬出抗倭名将的厉害吗?不就能为在近现代中国击败日本,打下舆论基础吗?


其实,日本除了近现代,就是个小瘪三的国家。什么中日白藤江大捷,什么援朝抗日,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就一场边境上的小冲突,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功劳而已,随便对突厥,吐蕃,新罗的哪场战争,比起这种冲突,都不知道重要多少倍。


但是呢,历史嘛,就应该为现代服务。既然近现代日本起来了,那就要把千年来不管大小的冲突都好好的掰扯掰扯,当做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了。所以白藤江之战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援朝抗日战争也就成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击败倭寇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其实,有什么呢?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个与此同时比这种战争重要n多倍的帝国事务。


对了,其实郑成功的父亲也可以勉强算是倭寇头子,是最大的那种。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郑成功也算是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吧。很显然,历史课本都故意删去了这一页。原因嘛,不说大家也能猜出来。


历史嘛,就那么回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要为当代服务,那自然要放大或者缩小某些事实,来为这个服务了。

至于真相嘛,嘘嘘嘘,谁知道他在哪里呢?


张子曰


了解明代东南倭患情况的人并不会认为当时的倭患全都是日本人造成的。明朝倭患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人员组成也不是单一的。

明朝后期倭患的成因及人员组成

倭患并不是明朝才有的,早在元朝时日本国内处于战乱,一些战败的武士以及商人、浪人等就已经漂洋过海祸乱中国,朝鲜等地的沿海地区。元朝时期中国发生的比较著名的倭患有泉州倭患等。

明朝时期的倭患比起元朝的更为严重,尤其是明朝中后叶嘉靖时期的倭患尤为严重。广为流传的戚继光、俞大猷抗倭的事迹主要就是发生在嘉靖、隆庆时期。


那么明朝后期的倭患是怎么形成的呢?

一方面,当时日本国内处于战国时代,长期的战乱使得一些人家破人亡成为浪人流民。这些浪人以及一些武士在战败的封建主的支持下成为海盗,漂洋过海来到明朝以及朝鲜等地的沿海进行掠夺。

除了掠夺,这些倭寇还与明朝的海盗、商人勾结,一起掠夺或是从事走私贸易活动。

另一方面,明朝自朱元璋时起就开始海禁,朝廷对民间从事海上贸易管的很严。

这样一来,商人就无法通过海上贸易获利,但海上贸易又是很能获利的途径,所以明朝的一些商人和海盗会冒险和倭寇勾结,从事掠夺、贸易。

隆庆开关后,沿海倭患程度减轻了许多,这也印证了海禁是倭患盛行的一个原因。

由此可见,明朝后期倭患严重是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而引起东南沿海倭乱的人员则不只有来自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浪人,也有明朝的海盗和商人等人员。


所以嘉靖年间有些"倭寇首领"是中国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严格上说这些人不能叫倭寇,倭寇是专对日本人的叫法。


历史守望者


“倭寇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这是一种政治正确。

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这种情况也有点像现代的美墨边境,那一小撮武装贩毒者、走私者、人贩子可能是无恶不作之徒,他们“必须”是“别有用心”,当然主要是把心思放在生意上。但他们裹挟的,或者是美国南部边境原有的拉丁人,或者是墨西哥北部边境的老百姓,他们这一群体数量更多,但角色定位就是打酱油的“不明真相者”,他们这帮小跟班才是恶势力的主力军。

美国为什么这么招这些非法生意?

没办法,太富裕了。

明王朝为什么也老是招人惦记,道理同样如此。

那时候的日本处于战国时期,太穷太乱,大家也需要到中国东南沿海有钱人居住的圣地讨个生活,绝大多数入侵都不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只是一帮流氓无产者、失意落魄的武士、两国沿海的贫苦渔民,做走私生意的贩子。

说穿了,他们的主要力量就是一帮乌合之众,跟着沿海各帮黑社会堂口老大混饭吃,这些黑老大往往不是外来户,都是本地出产的地头蛇。

但明朝的地方官向上级打报告时,肯定不能说是本土产生的治安问题,虽然即便是本土产生的,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明王朝没有给这帮亡命者们给一条通商的活路,政策不允许,有了饭吃谁也不愿意刀头舔血。这是国家的政策问题,跟地方上关系不大。

但地方官仍然不敢说实话,说了实话就相当于质疑国家政策,结果就不是个人引咎辞职的问题了。

要是如实汇报说是本乡本土的黄老二林老三他们几个黑老大在搞事情,那属于自己这地方官玩忽职守,无法完成保境安民的分内职责,至少也会被判定是“不作为”,乌纱帽不保。

那就向上报告是“倭寇”好了,他们来无影去无踪(所以我们逮不到),武艺高强(所以我们剿不动),造成了本地的恶性案件频发(破不了的案子全部可以推到他们身上)。

报告打上去,这些地方官就可以在家里开开心心地数黄老二林老三孝敬他们的银子了。


历来现实


明代的时候官员奏报“倭寇东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描述,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用意。

作为明朝地方官员,地方遭受劫掠,有本地人也有外夷(不谈人数比例),你是愿意说上下失德,以致官逼民反,还是说外敌入寇。

作为现代人,你是愿意相信(宣传)历史上中国老百姓抢老百姓,还是(宣传)相信伟大的人民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反侵略赞歌。这是一个价值观与宣传导向问题。


史翰平话


没有“现在的人宁愿相信倭寇都是日本人”这回事呀!

起码,题主你是不信的吧!

但是,

把倭寇问题归在日本人身上,却也不冤枉他们,因为当时日本列岛是所有东南亚海盗的根据地。日本国的大名们那一个没有在海盗行为中得过好处呢?那一个大名没和海盗做过生意呢!

海盗们的吃穿住行,武器装备的制造维修,赃物的贮运变卖不都是在日本市场上完成的吗?

可以说,每一个日本人皆从中取利了,那么称呼这些海盗为一声倭寇,完全可以理解。

比如最大的海盗汪直,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日本化的,倭寇化的:

汪直,歙县拓林人,又名王直,《明书·乱贼传》有其传,称其为汪直,其母姓汪,有一晚梦到天上星星入怀而怀孕生了汪直。

直,歙人,母汪妪,梦弧矢星入怀而生。——《明书·乱贼传》

汪直性格是属于领导性格的那种人,对人对事不怕吃小亏,总是爱主动给别人好处。

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明史》

自个混的也不咋的呢,也去“善施与”,很有人缘。


一开始,汪直是一名盐商,其实就是一个私盐贩子,在古代中国,私盐贩子就等于“法外之徒”,他们以犯法为生。

汪直是歙县人嘛,歙县东临杭州,南接千岛湖,水系四通八达。

后来,顺理成章,一个盐贩子肯定要到杭州去混的呀!杭州既临海又滨江还有一条大运河,临海可以通海外,滨江方便走内地,大运河可以直通北京首都那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杭州自古以来就是盐贩子们的聚集地,也是天下所有物资的转运场。

可以预料,汪直在杭州发现了更挣钱的大买卖,那就是走私,走私一切商品,食盐生意还是太小了。

汪直从嘉靖十九年出海,上面说过了,这人具有天生的领导力,数年间,他就建立了一个团队纵横于日本和东南亚,倒卖大明朝廷专营的硝、丝等物资,发了大财。

三年后,嘉靖二十一年,汪直在日本平户城设立了一个贸易点。做海盗也罢,做海商也罢,总不能一年365天天天活在大海上吧?大明地盘是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的。

日本人为了赚海盗的钱,接受了汪直,卖给了汪直一块地。日本人通盗助匪是证据确凿了。

又三年,汪直事业又上升了一大步,他成了当时最大海盗许栋的军事首领。

嘉靖二十六年,许栋在双屿岛和明军展开大战,败,不知所踪,余部多归了汪直。

自此,汪直以日本平户城为根据地大肆招收日本各地的破产农民,浪人,失业武士充实他的武装力量。很多随他海上讨食的中国人积累资本上岸之后,也多有在日本娶日本女子安家之人,这些人自后也就以日本装束示人,以免自己在内陆的亲戚受牵连。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汪直率巨舰百余艘准备进攻东南沿海,日本各大名纷纷派遣自己手下武士浪人加入,充实了汪直的武装力量,加强了汪直武装的职业化程度,此次入侵,汪直所向披靡。

比年如是,官军末敢撄其锋——·《明书·乱贼传》

在占领浙江黄岩府后,汪直身穿绯袍佩玉带,张金顶黄伞,50多名日本浪人金甲银盔带刀环立左右,自称“静海王”,又称“五峰船主。”

后,明军反扑,汪直率船退回日本基地。

还有什么说的?

打个比方,我们说“梁山贼寇,”难道一百单八将因为不是梁山人,就不可以称呼他们为“梁山好汉”吗?


汪直也罢,徐海也罢,毛海峰也罢,这些海盗把老巢基地设在日本,并且日本当地人还和他们狼狈为奸,他们就是倭寇!


至于说正当的贸易需求以及海商什么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不谈。


葭明通半瓶历史


倭寇实际上是持续时间很长的一个历史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是称呼并没有跟着改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语言习惯。

最早的倭患,开始于元代。根据史料记载,在元代末期就已经有不少倭寇滋扰中国东南沿海。明代初年,中央政府通过军事力量清除倭患,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明代中晚期,倭患愈演愈烈,成为了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社会问题,政府不得不组织人力物力,以及军队,专门处理这个毒瘤。

应当说,在明代中期以前,倭患主要是由日本人引起的。这个名词,恰如其分的揭示了这个社会问题的来源。从明代中期开始,有一些中国人与这些日本人勾结起来,一同抢劫百姓。从此刻开始,倭患就不仅仅是一个外部问题。而到了明代晚期,尤其是万历时期,倭寇的主体已经从日本人变成了中国人。但是依然有日本人参与。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倭患逐渐从一个外部问题变成内部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明代中晚期的时候,这个名词有一点名不副实。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人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同时也自始至终参与其中,不能因此而撇开他们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其涵盖的内容虽然发生变化,但名词本身不发生变化,这类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能由此来否定这个名词本身的合理性。

关于当代中国人对于这个历史问题的认识,主要还是基于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从历史教科书的编定角度来看,对于很多历史事物的介绍,不可能非常的细致,只能以粗浅的方式向学生呈现,否则的话信息量过大,必将增加学生的负担。我个人认为,既不能因此指责教科书编订者,也不能指责普通民众。毕竟这个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需要掌握得如此细致。


用户4325101516


方圆论坛在线

倭寇最早侵犯中国沿海地区是从元朝时期开始的。当时的日本正在实行海禁。但日本的商人想要中国的商品进行贸易,所以就有很多日本商人偷偷到元朝来进行贸易。这些日本商人也都不是什么善茬。试想一下能够违背日本政府的禁海令私自出海来中国进行贸易。这本来就是违法的事情。所以这些日本商人到元朝后也并没有老老实实的进行贸易往来。元朝繁茂的物品彻底刺激了日本商人。所以日本商人勾结本国的武士浪人到元朝沿海洗劫。这也是最早的倭寇入侵中原的事例。当时的倭寇完全就是日本人组成的。

后来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分裂时期。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一方混战不休。而各诸侯为了发展壮大就有组织的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历史上把这些人统称为“倭寇”。明朝建立后,南方军阀张士诚有走私海商和日本倭寇的帮助,给朱元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朱元璋灭掉张士诚之后有感于来自海洋之上源源不断的骚扰,所以朱元璋宣布禁海,朱元璋颁布诏令“片板不许下海,严禁私人海外贸易。”朱元璋禁海的本意就是想杜绝海盗倭寇的骚扰。谁知道禁海之后我就不减反增。甚至很多明朝汉人为了利益都开始当海盗,进行烧杀劫掠。

朱元璋时期虽然派使臣前往日本想要恢复两国关系。但是由于日本战乱不休,导致几次派遣使臣都无功而返。后来日本北朝一统日本。而南朝兵败后在日本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都流落到到海上成为了海盗。这些人盘踞在大海的荒岛之上,为了生存,他们不时的会骚扰中国沿海,致使明朝倭患日益强盛。虽然中途北朝进行了一系列的剿匪。但效果并不明显。倭寇依旧存在。但由于日本和明朝或多或少还存在正常的贸易。在这个时期海盗虽然依旧存在。但势力远没有达到威胁明朝政权的程度。

后来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日本各大名为了争取和明朝进行海上贸易都争得你死我活的。有贸易权利的就和明朝进行航海贸易。但没有权利和明朝进行贸易的大名也不死心。他们正当进行不了贸易,就只能选择抢劫明朝边海。倭患真正严重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明朝借口争汞事件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但朝廷的禁令在民间显然一文不值。权力诱人心,明朝海商为了利益至朝廷禁令于不顾大肆进行走私贸易。有些海商甚至还和日本倭寇合作联合劫掠明朝沿海之地。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所以把自己打扮的和日本浪人一个模样。这就导致很多人始终认为倭寇只是日本人。但实际上从嘉靖的禁令一出后,明朝的“倭寇”有一大半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海商喝中国海盗。这也导致了嘉靖时期“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嘉靖倭乱也因此爆发。

明朝嘉靖时期沿海地区中国海盗数不胜数。比如当时号称海盗王的五峰船长汪直就是其中的魁首。剩下陈思盼、卢七、沈九等海上盗贼势力也数不过来。最开始汪直为了方便合法的挣钱也和明朝合作过几次,双方互相利用共同剿匪。而朝廷授予汪直合法的海上贸易权利。但后来由于利益问题双方又闹掰了。胡宗宪主张东南时期曾招降汪直。汪直信以为真反被朝廷给扣押害死。汪直的死导致走私集团因缺乏约束“倭患”更加肆意蔓延。毕竟老大死了下面海盗群龙无首,就更加无所顾忌的开始劫掠。

从嘉靖朝晚期,戚继光,俞大酋等一系列将军在东南沿海展开剿匪行动。东南沿海地区海盗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极限。明穆宗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海禁的开放,贸易交流开放。海盗的生存空间也更进一步被压缩。致使海盗群体开始逐渐消失。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天启四年7月的福建沿海地区。从那以后倭寇就基本上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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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戚继光杀的日本人不到3位数,结果被喷死。

有些实话没法说,你能说抗战时期的事吗?

你能说8年抗战,一共杀死28万日本人和6万台湾人,还有10万朝鲜人吗?能说日本打打停停像旅游吗?能说他们连关东军什么样都没见过吗?能说8年时间在西南山里逛4年吗?

能说看来抗战史,都不生慈禧的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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