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在社會上相處久了，常常忘記何為真情，而只問利害。
孔子教學時，以《詩經》為主要教材之一。
他評價《詩經》用了三個字“思無邪”，讚美它發乎真情。
孔子鼓勵學生閱讀《詩經》，意在提醒他們自求真誠；
否則難以感通人我關係，連行善也可能流於形式，偏離了儒家對於真誠的要求。
關於如何做到真誠，莊子也用許多故事作了說明。
1 三上三下的宰相
在《田子方》篇中，孫叔敖擔任楚國宰相，三上三下都怡然自得。
別人問他原因，孫叔敖說：
“我認為令尹的職位來時不可推辭，去時不可阻止；
我認為得與失都由不得我，所以就沒有憂愁的臉色了。我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再說，不知道可貴的是在令尹呢？還是在我呢？
如果是在令尹，就與我無關；
如果是在我，就與令尹無關。
我正躊躇得意，環顧四周，哪有空閒去管別人所謂的貴與賤呢！”
像這種明白道理之後的真誠表現，才是莊子所要肯定的。
2 高明的小人物
在莊子看來，不僅身居高位的人，市井小民同樣有高超的智慧。
並且，後者的故事更為生動有趣，記載在《讓王》篇中：
楚昭王棄國逃亡時，有一個名叫“說”的屠羊人，跟隨昭王出走。
昭王回國復位後，要獎賞跟隨他的人，找到了屠羊說。
屠羊說說：“大王喪失國土，我失去屠羊的工作；大王回國復位，我也回來繼續屠羊。
我的爵位利祿已經收回來了，還有什麼可獎賞的！”
昭王說：“勉強他接受。”
屠羊說說：“大王失去國土，不是我的過錯，所以我不敢受懲罰；
大王回國復位，不是我的功勞，所以我不敢接受獎賞。”
昭王說：“叫他來見我。”
屠羊說說：“楚國的法令規定，一定要受重賞、立大功的人，才能謁見大王；
現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國家，勇敢不足以消滅敵人。
吳軍攻入郢都時，我害怕危險而逃避敵人，並不是有心追隨大王。
現在大王要破壞法令規定來接見我，這不是我願意傳聞於天下的事。”
昭王對司馬子綦說：“屠羊說身份卑賤而陳述的道理很高明，你替我請他來擔任三公的職位。”
屠羊說說：“三公的職位，我知道比屠羊的鋪子尊貴得多；萬鐘的俸祿，我知道比屠羊的收入豐富得多，
但是我怎麼可以貪圖爵位利祿，而讓國君蒙上隨便封賞的惡名呢？
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我屠羊的鋪子就好了。”
最後，他還是沒有接受楚王的封賞。
3 真性情與守分寸
屠羊說先後四次發言，每句話都擲地有聲，每段話都值得擊節讚賞。
我們讀起來覺得既佩服又暢快，他把真性情表現得真是淋漓盡致了。
如果用八個字來形容屠羊說，那就是“安分知足，自得其樂”。
莊子的處世智慧，在這則寓言中一覽無遺。
屠羊說的每一段話，都在剖析人間的道理。
這表示莊子對人間的既定規範，所持的態度並非否定或嘲諷，而是尊重、接受及超越。
沒有這些規範，社會如何發展？
所以，一個人再怎麼有智慧或珍惜自己的真性情，也沒有必要、沒有權力去蔑視既成的一切。
同時，他也不認定這些規範可以決定個人生命的全部內容，所以他要以從容態度“出乎其外”。
當一個人自求真誠時，必須明白分寸：
什麼是自己可以得到及應該擁有的？
什麼是可以選擇而不必堅持的？
換言之，真誠除了真性情以外，還須瞭解這樣的分寸。
4 自知之明最重要
相對於明白人際規則與社會規範，自求真誠最重要的還在於：
瞭解自己，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
《世說新語》有一則軼事，戴逯與戴逵兩兄弟，哥哥想為民除害，建立功業，弟弟則選擇了在東山隱居。
謝安問做哥哥的說：“你們兄弟二人的志向與事業，為何有這麼大的差異？”
戴逯回答：“我是受不了那種憂愁，家弟則是改不了那種樂趣。”
這樣的回答可謂妙趣橫生。
戴逯的原話是：“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而這恰恰源自孔子對顏回的評價：“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
戴逯將弟弟比作顏回，將自己歸屬於凡人。
這樣的回答既謙虛得體，又有自知之明，也合乎真誠的要求了。
所謂物以類聚，人也不例外。
“不改其樂”的戴逵有個朋友，就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子猷。
王子猷住在山陰時，有一天晚上大雪紛飛。
他半夜醒來，打開窗子，只見大地一片雪色，心中不免有些悵然。
這時他想起了戴逵，便趁著夜色，搭小船前往戴逵所在的剡縣。
天快亮時才抵達，但是到了戴家門口，又直接搭船回去了。
別人問他原因，他說：
“我原本是乘興而來，興致過了就可以回去了。何必一定要見到戴逵呢？“
像這樣的瀟灑作風，在魏晉時代並不少見。
有時候，看似灑脫當中，卻蘊涵洞燭先機的奧妙。
《世說新語》記載，西晉時，張翰擔任齊王幕僚，住在洛陽。
有一年秋風吹起，他懷念老家吳郡的菰菜羹、鱸魚膾，就說：
“人生能夠適意是最可貴的，我怎麼可以在數千裡外做官，追求名聲與地位呢？”
於是吩咐備車回老家去了。
不久，齊王作戰失敗。
當時的人因此都認為張翰有先見之明。
魏晉士人熟讀《莊子》，遭逢亂世，言行每有過人之處；
但歸結到根本，還是要覺悟自己的真性情到底是何種情況。
人生苦短，若是忽略內在的真我，實在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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