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2 傅佩榮:中國歷史上最特別的一段時期,500年奠定了中華文化根基

談到文化,我們常說“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並對此覺得欣慰與自豪。

但是談到這個文化帶給我們什麼,恐怕就不易說清楚了。

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禮物,禮物太多太雜,就需要一番分辨撿擇的功夫了。

所以在探討國學之前,不妨先談談“文化”一詞。

1 文化的四種特色

文化是人類特有的現象,意即有人類才有文化。我們由此可以界定文化的四點特色:

第一,異於自然。

在《易經》中,坤卦代表生養萬物的大地,其中六二的爻辭始於“直”字。

“直”是指萬物由大地直接產生,而人類所創作的“文”是指交錯使用。

一片森林中,若有兩棵樹木“交錯”而成一張桌子,就表示曾有人類在此住過。

第二,形成傳統。

傳統是在時間過程中積澱而成,其目的是使其人民活得安全愉快。

第三,自為中心。

每一種文化都肯定自己佔有中心的地位,亦即在其原始的神話中,會說明祖先如何來自超越界的神明,是神明所特別眷顧的民族。

我們的祖先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中”字為象形字,取象於旗幟。

在部落時代,酋長所居之地,插旗以為號,表示這是中心,依此分出東南西北四方。

因此“中國”一名肯定了這個民族的核心地位;其他民族亦有類似的自為中心的信念。


傅佩榮:中國歷史上最特別的一段時期,500年奠定了中華文化根基

第四,興盛衰亡。

文化是人類所造的,世間各個族群互相競爭,文化於是也像具有生命一般,出現興盛衰亡的情況。

事實上,自古以來大多數文化已經淪為歷史陳跡。

因此,重要的問題是,分辨使文化興盛與衰亡的因素是什麼?

2 文化的三個層次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進而說明文化的三個層次。

文化是人所造的,人的生命有“身、心、靈”三個層次,因此文化也有三個對應的層次,就是“器物、制度、理念”。

第一,器物層次。滿足人類具體生活的需要,如食、衣、住、行等。

第二,制度層次。從風俗禁忌到法律規章皆屬此類。

人群組成的社會需要制度,因為個人的思考與行動,總是替自己考慮,最後難免以權謀私,以私害公。

今日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要以制度來實現人類對“仁愛與正義”的根本願望。

第三,理念層次。理念主要描述人的理想與觀念,形成特定的價值觀,使人依此判斷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理念主要表現於文學、藝術、宗教與哲學中。

文學抒發真實的感受,常能引起群眾的共鳴;藝術使用生動的象徵,回應了集體潛意識的要求;

宗教以其信仰建立人與超越界的關係,使信徒得到根本的安頓;哲學以理性態度瞭解現實世界,再建構一個有可能達成的理想境界。

今日談文化,對於器物層次要珍惜與維護,對於制度層次要認識與借鑑,但真正要研究與發揚的,則是理念層次。

中國文化的理念,就保存在所謂的“國學”裡面。

傅佩榮:中國歷史上最特別的一段時期,500年奠定了中華文化根基

3 究竟何為國學?

廣而言之,古代留下的文字資料都屬於國學範疇,但是正如黃河挾泥沙以俱下,其中有不少浮濫的、複製的、浪費紙張的東西。

因此,談起國學,眼光自然轉向經典。

但即使是經典,如《四庫全書》所列的“經史子集”,其數量也過於龐大。

我們的時間與力氣有限,所能閱讀、理解並加以應用的更為有限,那麼要如何選擇呢?

首先,既然所關注的是理念,就要認清“什麼理念是完整而根本的”。

理念若不夠完整,就像探討人生問題卻只注意少年階段或老年階段,只看到人生的光明面或黑暗面。

理念若不夠深刻,則對“生老病死”難以釋懷,對“喜怒哀樂”不明所以,對“恩怨情仇”無力化解,對“悲歡離合”莫可奈何。

文學與藝術所展示的理念,往往就有這樣的問題。至於宗教,則涉及個人是否信仰的機緣與抉擇,其教義所展示的理念也難免於獨斷而沒有思辨及討論的空間。

因此,理念之中值得考慮的,主要是哲學。

“哲學”一詞由西方翻譯而來,其原意是“愛好智慧”(philosophy),亦即以理性探索宇宙與人生的根本真相。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特別的時期,就是約公元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代。

這個時期何以特別?

在它之前是封建制度,禮樂政刑皆上軌道,不必認真思考有關人生意義的問題;

在它之後是秦始皇帝王專制,從此一路下去,尊君卑臣、剝削百姓,不容許自由思考這些問題。

這短短的五百年間,百家爭鳴,諸子各申己見、各立新說。

但能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多。

直到西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才算確定了六個有系統的學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

這六家之中,表面上各有長短,但只有儒家與道家合乎嚴格意義的哲學之名。

傅佩榮:中國歷史上最特別的一段時期,500年奠定了中華文化根基

4 從國學到人生

‬‬‬因此,談國學須以儒家為主,並以道家為輔。

以儒家為主,這固然是歷史上的事實。

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所說的,“中國言六藝(六經)者,折中於夫子”,而歷代專制帝王也確實利用儒家來教化百姓。

但需要特別警惕的是,正是這種帝王專制扭曲了先秦儒家的原始理想。

至於道家,則以其開闊的視野,提供心靈與道契合的無限空間;

但也同樣受到後代的誤解與誤用,以致顯得面貌模糊。

因此,若要探討國學對人生有何啟發,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

要面對一個巨大挑戰,就是跨越兩千一百多年的帝王專制,回到先秦的儒家與道家。

總之,我們今日談國學,所側重的應是它對人生的啟發,並且是正面而積極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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