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在社会上相处久了，常常忘记何为真情，而只问利害。
孔子教学时，以《诗经》为主要教材之一。
他评价《诗经》用了三个字“思无邪”，赞美它发乎真情。
孔子鼓励学生阅读《诗经》，意在提醒他们自求真诚；
否则难以感通人我关系，连行善也可能流于形式，偏离了儒家对于真诚的要求。
关于如何做到真诚，庄子也用许多故事作了说明。
1 三上三下的宰相
在《田子方》篇中，孙叔敖担任楚国宰相，三上三下都怡然自得。
别人问他原因，孙叔敖说：
“我认为令尹的职位来时不可推辞，去时不可阻止；
我认为得与失都由不得我，所以就没有忧愁的脸色了。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再说，不知道可贵的是在令尹呢？还是在我呢？
如果是在令尹，就与我无关；
如果是在我，就与令尹无关。
我正踌躇得意，环顾四周，哪有空闲去管别人所谓的贵与贱呢！”
像这种明白道理之后的真诚表现，才是庄子所要肯定的。
2 高明的小人物
在庄子看来，不仅身居高位的人，市井小民同样有高超的智慧。
并且，后者的故事更为生动有趣，记载在《让王》篇中：
楚昭王弃国逃亡时，有一个名叫“说”的屠羊人，跟随昭王出走。
昭王回国复位后，要奖赏跟随他的人，找到了屠羊说。
屠羊说说：“大王丧失国土，我失去屠羊的工作；大王回国复位，我也回来继续屠羊。
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
昭王说：“勉强他接受。”
屠羊说说：“大王失去国土，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不敢受惩罚；
大王回国复位，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不敢接受奖赏。”
昭王说：“叫他来见我。”
屠羊说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受重赏、立大功的人，才能谒见大王；
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
吴军攻入郢都时，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大王。
现在大王要破坏法令规定来接见我，这不是我愿意传闻于天下的事。”
昭王对司马子綦说：“屠羊说身份卑贱而陈述的道理很高明，你替我请他来担任三公的职位。”
屠羊说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比屠羊的收入丰富得多，
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蒙上随便封赏的恶名呢？
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我屠羊的铺子就好了。”
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受楚王的封赏。
3 真性情与守分寸
屠羊说先后四次发言，每句话都掷地有声，每段话都值得击节赞赏。
我们读起来觉得既佩服又畅快，他把真性情表现得真是淋漓尽致了。
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屠羊说，那就是“安分知足，自得其乐”。
庄子的处世智慧，在这则寓言中一览无遗。
屠羊说的每一段话，都在剖析人间的道理。
这表示庄子对人间的既定规范，所持的态度并非否定或嘲讽，而是尊重、接受及超越。
没有这些规范，社会如何发展？
所以，一个人再怎么有智慧或珍惜自己的真性情，也没有必要、没有权力去蔑视既成的一切。
同时，他也不认定这些规范可以决定个人生命的全部内容，所以他要以从容态度“出乎其外”。
当一个人自求真诚时，必须明白分寸：
什么是自己可以得到及应该拥有的？
什么是可以选择而不必坚持的？
换言之，真诚除了真性情以外，还须了解这样的分寸。
4 自知之明最重要
相对于明白人际规则与社会规范，自求真诚最重要的还在于：
了解自己，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世说新语》有一则轶事，戴逯与戴逵两兄弟，哥哥想为民除害，建立功业，弟弟则选择了在东山隐居。
谢安问做哥哥的说：“你们兄弟二人的志向与事业，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
戴逯回答：“我是受不了那种忧愁，家弟则是改不了那种乐趣。”
这样的回答可谓妙趣横生。
戴逯的原话是：“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而这恰恰源自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戴逯将弟弟比作颜回，将自己归属于凡人。
这样的回答既谦虚得体，又有自知之明，也合乎真诚的要求了。
所谓物以类聚，人也不例外。
“不改其乐”的戴逵有个朋友，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
王子猷住在山阴时，有一天晚上大雪纷飞。
他半夜醒来，打开窗子，只见大地一片雪色，心中不免有些怅然。
这时他想起了戴逵，便趁着夜色，搭小船前往戴逵所在的剡县。
天快亮时才抵达，但是到了戴家门口，又直接搭船回去了。
别人问他原因，他说：
“我原本是乘兴而来，兴致过了就可以回去了。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
像这样的潇洒作风，在魏晋时代并不少见。
有时候，看似洒脱当中，却蕴涵洞烛先机的奥妙。
《世说新语》记载，西晋时，张翰担任齐王幕僚，住在洛阳。
有一年秋风吹起，他怀念老家吴郡的菰菜羹、鲈鱼脍，就说：
“人生能够适意是最可贵的，我怎么可以在数千里外做官，追求名声与地位呢？”
于是吩咐备车回老家去了。
不久，齐王作战失败。
当时的人因此都认为张翰有先见之明。
魏晋士人熟读《庄子》，遭逢乱世，言行每有过人之处；
但归结到根本，还是要觉悟自己的真性情到底是何种情况。
人生苦短，若是忽略内在的真我，实在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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