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尚賢”思想
墨子認為，“尚賢”是為政之本。據《淮南子·要略》：“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在儒家認識論的基礎上，對自我修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僅倡導個體的修己之德，而且強調要通過賢良之士實現對君主和民眾的規勸。
“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王公大臣的主要任務是增加賢能之士，為國家挑選賢者以達到“眾賢”：“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墨子認為賢者是“國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必須“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如此才能夠聚集賢者良士，為國家所用。
墨子“尚賢”思想的本質是為政治服務。他倡導統治者效仿古人，提出“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和“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闢私怨”的“尚賢”策略，以避免出現“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而與其愛”的狀況。
並且墨子在《親士》篇中也提到過：“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君王要想使國家長久地發展下去，就必須選賢任能，不再以職業的高低和出身的貴賤來評論人才。在墨子看來，“尚賢”給在位者所帶來的益處是極大的，它不僅能夠使國家變得富足，增加民眾的數量，而且會使社會得以安定，“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
總之，在位者如果能夠合理地選擇賢良，並依照他們的才能進行職務劃分，撤出德不配其位、能不任其職的“不肖者”，不僅會使君王們“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而且會消除內憂外患，達到“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的理想效果。
賢者，賢良，賢能，究竟什麼樣的人才叫賢呢？儒墨兩家眼中的“賢”並不完全相同。《論語•子路》曾記載孔子反對樊遲請學稼，相比之下，墨家的“鉅子”大多是底層手工業者，重視專業技能。墨子在《尚賢•上》中界定賢人為“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他把儒家的賢人範圍“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擴大到“賤人”階級，即農夫、手工業者甚至屠夫，強調只要有才能就是賢人，這比儒家更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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