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記者與方方日記】
據說，疫情發生，有300多記者奔赴武漢進行採訪。
300多記者在武漢，兩三個月過去了，怎麼也要有幾千篇的報道吧？但讓人激動和感動的報道不多。來時轟轟烈烈，走時悄無聲息。即使新華社，也沒有‘’激動‘’。
多少年來，我一直最佩服的媒體，就是新華社。幾十年前，新華社從基層招聘專職通訊員，我曾經報過兩次名，也被推薦過，還參加了他們的一次通訊員培訓，最後還是失之交臂。我後來當記者期間，認識了一些新華社的記者，從他們身上學習了好多東西。比如敬業、思維方式、獨特的採訪風格和水平，還有與生俱來的那種膽量膽識。有一次，在烏海開往呼和浩特的火車上，碰到了新華社一個攝影記者，硬座也沒有座位，他帶了好多攝影器材，我們一直站到呼和浩特。那時，我還在一個地區廣播電臺當記者，知道記者的一些“特殊性”，便問他，你是新華社的記者，應該是有人招呼你的。他明白我的意思，說沒有和他們打招呼，走得急。後來，和他熟悉了，說起來這個事兒，他說他一般下去，都不和當地（政府）說，一杆子下去，找自己的東西，既省了時間，還能抓好素材，無非就是辛苦點兒吧。那時，我還是青年記者，他的僅一句話，卻讓我感觸良多，思緒萬千，比去上一堂課都管用。還有新華社老朋友湯計，為了一個普通人，十幾年時間堅持關注，連寫幾篇內參，終於使一個冤案得以正名。這裡面，需要有多麼大的膽量和膽識。
我以為，記者這個職業，好就好在成績比較分明，因為你要寫。報道出來，是騾子是馬，便能說明。另外，稿件立刻就把你歸了類。記者有兩種，一種安於現狀，沒有什麼風風雨雨，每天都是陽光燦爛。我在廣播電臺當記者時，和電視臺在一個樓層，每天電視臺的記者就比我們忙。每天早晨大樓外停滿了各種各樣的汽車，差不多都是接電視臺記者的。呼呼嚕嚕，一會兒電視臺的記者就走光了。有時候車能坐下，電視臺記者就順便招呼電臺記者也相跟著一塊去了，被採訪單位一般也樂得，即便不情願，也不敢得罪電視臺記者。我有時候偷懶，也經常如此“蹭”採訪。那種採訪都是陽光燦爛，車接車送，好吃好喝，還有禮品。當然，電臺儘管當時不很吃香，但也不是回回都非得要“蹭”人家。
此次疫情期間，評論甚至罵媒體之聲不少，我覺得扳子不能就打在記者身上。記者也要吃飯也想升遷，這是人之常情。我理解一般情況下人們還是願意求穩定，所以膽量和膽識，那不是說有就有的，也不是說來就來的。再說，有膽有識，不一定就能被提拔和認可。安於現狀，按部就班，不一定就不被提拔和認可。
另一種記者就是如湯計一樣，敢作敢當，敢說敢寫。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調查記者。首先，我要說的是，一般這樣記者，是屬於不適合提拔的。當然，也有被提拔的，那是另說。調查記者與上面說的記者，鮮明對比就是，沒有鮮花和掌聲，沒有車接車送。他們的面前，每前進一步，甚至可能“佈滿了地雷陣”。我沒有到中央媒體前，於九十年代初在內蒙古日報《週末報》（現在的北方新報）待過。那年我寫過“走進航天城”上下兩篇通訊，大約1萬字左右。那次採訪，沒有“車接車送”，我先坐火車到了蘭州，又坐火車（硬座）到了酒泉。然後又從酒泉再坐車返回一個小火車站，才在基地的安排下，坐上了去基地的軍列。在週末報兩三年，我主要承擔調查記者任務，吃的苦就不說了，有人威脅打斷腿的事情也發生了幾次，不過都是嚇唬一下，腿還在。後來，到了中央媒體，我還是儘量做調查記者。我剛去中央媒體那年，寫了一個報道叫《內蒙古還有多少草原》，大約六七千字，1999年1月19日整版發在三版上。本來是參加一個土地招商引資活動，輕鬆而風光。但我從材料上發現，有些開墾草原的苗頭（其實已經在大面積開墾了）。於是我沒有等散會，甚至都沒有給報社彙報選題，便隻身踏上了漫漫採訪路。先後走遍了內蒙古東部幾個地區，火車汽車徒步農用車等都坐過，從阿榮旗採訪出來，坐班車到了黑龍江訥河縣等火車，在候車室擠在人群裡，席地而坐，睡了七八個小時，才坐上哈爾濱開往內蒙古伊裡河的火車。
我很敬佩方方。過去對她不瞭解，儘管她寫了許多文學作品。她不是記者，而且又是一個退了休的女子，但她卻做了那麼多記者應該做而沒有做、不敢做、也許是不能做的工作。她的每一篇日記，都是一篇報道，讓人們瞭解了疫情的許多實際情況，有建議、有認識、有警醒、有啟發、特別是每一篇日記現場感強，可讀性強，故事性強。通過她的日記，我們一目瞭然，許多鮮明對比，鮮活的東西曆歷在目。
不過，300多記者能夠撇家舍業上戰場，算是戰地記者，也不容易。
閱讀更多 張五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