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變法主要表現在下面兩個方面。
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佈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
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韓非在《韓非子·奸劫弒臣第十四》中評價商鞅的什伍連坐法：“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可為明證。
我們主要來說重刑厚賞這個方面。這兩件事都是好的，重刑通過提高犯罪成本來使人們趨利避害，厚賞則是讓人們願意做好的事情。可以說，正是這樣的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成為了一個“戰爭機器”，迅速吞併六國。
可是，這一點也間接導致了秦國後來的滅亡。比如說，統一六國之後，秦不再是偏遠的蕞爾小國，一瞬間成為了一個大一統王朝，那麼，依舊保持著那樣高強度的戰備狀態便是勞民傷財的。此外，這個時候所謂的法律依舊是為君王服務的，而且自從商鞅被車裂之後，再難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公平性，“法規”轉而成為壓迫百姓的工具，是帝王為所欲為的依據。陳勝吳廣的起義不就是因為服徭役晚到就要罪致殺頭嗎？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同樣的，我們從這件事也可以一窺當下的法律，它是用來限制公權力，保障人權的，而且，這人權也包括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所以說，看到罪犯，不要再武斷地叫喊“這種人就該殺”，這樣的話，你和一個暴君又有什麼區別？
最後想說的，對於公權力，法律沒有授權的，皆是不可為的；對於個人權益，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可以擁有的。也希望我們的法律能朝著更好的方向一步一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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