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取得了哪些成就和後果?

雲胡說歷史


西漢初年,社會經濟凋零,生產破壞嚴重,國力極度羸弱。開國皇帝劉邦出巡,都配不齊顏色相同的駿馬,將相只能乘牛車,老百姓家裡沒有儲存。面對這種殘破局面,漢代治國者採取了放權讓利,無為而治的國策,作為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國民生產的重要手段。

在漢文帝、漢景帝執政的幾十年中,中國古代迎來了第一個經濟大繁榮時期,史稱“文景之治”。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文景之治”取得過哪些成就和後果;

“文景之治”的措施

一、恢復農業

“文景之治”時期,朝廷對農業採取了“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漢文帝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前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自後,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製。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

漢文帝不僅減免田租賦稅,還鼓勵提高糧食價格,對能夠提供糧食者實行獎勵。通過這樣的政策,促進了農民階層的發展,提高農民們的收入,減輕他們的負擔。

二、促進民間工商業發展

漢文帝時期,政府改變了對資源的管制政策。不僅放鬆了對山林礦藏資源的專營,還放開過關用傳制度。前者把利益最大的資源型產業向民間進行開放,後者減少了不同地區之間的物流成本,促進商品流通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史記.貨殖列傳》

這兩項政策,直接導致貨物流通的活躍和工商業的繁榮。這個階段也是古代商人們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和諧穩定的時期。

三、對外走和平路線

漢文帝即位以來,面對北方日漸強盛的匈奴,選擇了韜光養晦的策略,儘可能保持外部和平環境,給國內營造一個穩定的發展時期。

文景兩帝繼承了“和親政策”,對匈奴進行安撫,並且在邊境開放貿易市場,儘可能緩解雙方之間的爭端。雖然匈奴屢犯邊境,但漢朝仍選擇剋制忍讓的態度,避免大動干戈。

在國內相對弱小的情況下,漢朝執政者輕易不對外出兵,儘量“委曲求全”,通過和親來維持和平,以免耗費國力。這種做法給國內的復甦起到了關鍵作用,也給後來的漢武帝北伐匈奴奠定了基礎。

“文景之治”的成就

“文景之治”時期,人民富足,社會安定。經濟得到了極大地發展,國家財政充實,與建國初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京城積聚的錢幣千千萬萬,以致穿錢的繩子朽爛了,無法計數。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露積在外,以至腐爛不能食用。

從漢初將相只能乘坐牛車,到了文景時期後,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馬匹,田野中的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輕母馬的人受排斥不許參加聚會。

居住里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為姓氏名號。因此人人知道自愛,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義,厭棄做恥辱的事。

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史記.平準書》

“文景之治”的後果

一、民間商人集團崛起,控制國家支柱性產業

“文景之治”時期開放的經濟政策,促使了民間商人集團崛起,這些商人完全控制著國家支柱性產業,在民間擁有著極強的影響力。

《史記》中記載有八位富人,其中四名是冶鐵行業,剩下四位分別是物流、糧食、養殖和金融行業。這些富人在民間受到各地諸侯和官員的厚待,享受著和權貴一樣的待遇。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史記.貨殖列傳》

二、官員和商人互相勾結,謀取私利

商人兼併土地,結交權貴官員,互相勾結,敗壞吏治。“文景時期”因為商人的影響力較大,控制著國家支柱性行業,導致各地的官員紛紛與商人交好,為其大開方便之門。商人在獲得利潤後,也會反饋給當地的權貴官員,雙方共同謀取私利。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閒公子之賜與名。—《史記.貨殖列傳》

三、“無為政策”導致各地諸侯勢力崛起,影響中央統治

漢朝建國後,尤其是“文景時期”採取的“無為政策”導致各地諸侯紛紛憑藉各自的優勢資源,趁勢崛起,形成地方勢力與中央旗鼓相當,影響中央政府統治。

其間在景帝時期發生的“七國叛亂”就是地方諸侯勢力崛起,威脅中央集權統治。尤其是吳王劉濞,坐擁東海之濱,擁有鹽鐵礦等優勢資源,讓他富甲一方,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地方勢力。終於在中央決定削藩後,各地諸侯國紛紛聯合而起,發動叛亂,最終遭到失敗。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闢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
《孝景本紀》

總結

“文景之治”時期通過將資源和權力下放到民間,使得經濟迅速發展,農業得到恢復,地方和國家實現繁榮,開創了中國古代第一個“盛世”。

隨著民間經濟不斷髮展,地方勢力也隨之坐大。中央政府在鼓勵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集權與分權帶來的政治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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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建立初期,由於經歷了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紛爭,社會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所以漢初諸位皇帝基本都遵循無為而治的國策,與民休養生息,特別是經歷了漢文帝和漢景帝,國富民足,史稱文景之治。具體來看,結果和成就有以下幾個方面。

積極因素:文景之治推崇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推行的一系列輕徭薄賦政策迅速恢復了社會生產力,維護了初生政權的穩定。另外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崇尚節儉,抵制浪費,幾十年下來,國庫充盈,戶籍增加。為漢武帝后來對匈奴的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消極因素:漢初在秦朝郡縣制的基礎上分封諸王,推行郡國並行制。由於採用無為而治的國策,致使各個封國勢力越來越大,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漢景帝時貿然削藩,引發了七王之亂,差點動搖了漢朝的統治根基。對外由於國庫空虛,軍備孱弱,面對匈奴的挑釁入侵,只能一直採取防守的策略,多年派遣公主與匈奴單于和親。導致邊關不寧,百姓多造劫難。漢初到文景之治,歷經四十多年的養精蓄銳,厲兵秣馬,終於在漢武帝時期,一舉擊敗匈奴,使漢帝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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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實行輕徭薄賦,減輕人民負擔、鼓勵生產,發展經濟,擴大稅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實行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管理體制,逐步加強中央集權。

在薄稅勸農,與民休息的政策指導下,經過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來了西漢前期的太平盛世。首先是農民負擔大大減輕。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最輕的。

從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西漢前期七十餘年農民負擔一直很輕是歷史上公認的。其次是人民富足,社會安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外,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這樣的安康和諧社會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

再者,經濟發展,國家財政充實。由於經濟得到發展和繁榮,國家財政與建國初相比,出現了天壤之別。

如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財政又上了新臺階。“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財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

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標誌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漢初“無為而治”的國策,也不是無所事事、放任自流的“無為”,而是積極“有為”的。那就是為農民建立平靜穩定的生產環境,努力把對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證農民的勞動得到穩定的報酬。

在排除農民生產干擾方面,一是減輕政府對農民的賦役負擔,二是打擊豪強對農民的侵害;在保證農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減免農業稅,一方面通過財稅政策穩定物價。太平盛世,國家的財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標誌,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農民的富足程度。

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 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大倉裡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糧倉有餘財, 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左史右經


“文景之治”是我國封建時代的第一個盛世,由漢文帝劉恆和其子漢景帝劉啟開創的盛世。

漢代初年,因多年戰亂,民生凋敝,人口數量銳減,社會經濟在崩潰的邊緣,為了發展農業,恢復生產,緩解社會矛盾,西漢建立後,便才用黃老之學,無為而治,推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和“與民休息”的政策,文景之治亦是延續了這些政策,只是在一些方面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變革和進一步的發展。

在刑罰方面,文帝廢止連坐制度,減輕刑罰,廢除秦代劓、刖、黥等肉刑,而代之以笞刑。景帝在文帝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減輕刑罰。

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進行削藩,同時強化軍權。

在農業上,勸課農桑,減輕農業稅負,如文帝將田租減為三十稅一。採取多種措施鼓勵人民開荒。

在工商業上,開放山林川澤,鼓勵農業副業生產和鹽鐵業的發展。廢除過關用傳制度,加強國內各地區間商品的流通和經濟交往。

當時漢文帝和漢景帝也以身作則,厲行節約,生活簡樸,勤儉建國。

正是在文景兩帝兩代人努力下,漢代初期,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農業生產迅速恢復,人口穩步增長,社會呈現出了一派繁榮穩定的景象,形成了中國封建時代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而且從長遠的看,文景之治給後世也形成了深遠的影響,為漢武帝實現大一統奠定了基礎,準備了國庫和提供了政治準備。

但是,“文景之治”也並非全部是積極作用,它推行的削藩,釀成了七國之亂。減輕刑罰的一些措施在實際中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實行。


故人拾遺


週末、秦代政治的弊病,在於法網繁密,政令嚴苛,但奸邪盜寇卻防不勝防。漢朝建國以後,廢除繁苛的法令,讓民眾休養生息;到孝文帝時,用警慎儉樸的作風治理國家;孝景皇帝遵守大業成規不改。五六十年之間,就達到移風易俗,百姓淳樸敦厚。

說到天下大治的時代,周代有成王和康王時期,漢代有文帝和景帝時期。

事物發展到鼎盛就會走向衰敗,這本是變化的規律。從此以後,孝武帝對內窮奢極侈,對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蕭條,財富全部耗費完了!


墨者12138


Hello,大家好。我是專注於頭條歷史領域的原創作者歷史的塵埃HISTORY。我的父母都是歷史方面的學者,所以我從小就喜歡歷史,特別喜歡中國的古代史與近現代史,現在也是一線高中歷史教師。人們說得好,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希望我的回答您能夠喜歡,如有不足之處,請批評指正。

西漢之所以能強盛一時,要多虧西漢這四位精明能幹的皇帝,他們分別是漢高祖劉邦,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這四人。別看歷史上對劉邦的評價那是褒貶不一,但是你發現,對劉邦貶義評價的除了他殺功臣就幾乎沒有其他的理由了,反觀此人對待國民,那還是相當寬容的。不寬容也沒辦法啊,當時西漢剛剛建立,非常窮,窮到天子出行,連六匹顏色不一樣的駿馬都湊不齊,官員出行,還要乘牛車……所以國家要從君王坐起,實行輕徭薄賦,於民休養生息的機會啊。

由於在秦末的時候,到處打仗,百姓們都流離失所,吃不飽睡不暖的,在劉邦最初登基的時候,國家還特別窮,但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文景之治,到文帝的兒子,景帝末年的時候,國家就十分富裕了,基本上家家戶戶都可以吃飽穿暖了,只要不遇到大的水災或者是旱災,大家的生活都已經十分優越了,那時候國家的糧倉裡都堆滿了糧食,國庫裡呢,錢財也十分豐厚,到處都是一片清明祥和的新氣象。可以稱得上是“太平盛世”,所以呢,後世的史家們,稱漢文帝和景帝統治的時期,叫做“文景之治”啊。

沒錯!注意一下,文景之治的時候,國家還實行的是分封制,各大王爺諸侯有很大的權利,所以造成了一種“弱杆強枝”的景象,因為國家富有了,但是不是中央富有,而是地方的財政和人民都富有了。這些地方和財政一旦富有了之後,他們就對中央權力開始虎視眈眈,於是當年就爆發了著名的七王之亂。


其實,文景之治並不是大漢王朝最強盛的時期,但沒有這個時期的積澱,就不會有漢武帝時期的繁盛。歷史事件應一分為二來看,同樣,文景之治也不例外。我們不能過分的美化文景之治啊,但也不能妖魔化它,更不能一味的尋找什麼所謂的“真相”。

總而言之,古代的帝王也是在改革中成長,漢武帝也是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集權,則國家僵化,不集權,則國家動亂,但是路必須要選一條。漢武帝的選擇也是很無奈的啊。


歷史的塵埃HISTORY


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的影響,整個社會民生凋敝,社會動盪不安,這種社會不安定,經濟始終貧困一直延續到西漢初年。自漢初建國後,劉邦死後又出現誅呂之亂中,社會又陷入動盪之中,在陳平周勃等大臣共除呂氏外戚,這才立劉恆為帝是為漢文帝,漢文帝吸取秦末教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的等一系列政策,後來漢景帝繼位也繼承其父親的治國理念,篤信黃老以德化民,這一時期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良好,而這一時期史稱“文景之治”。



政治措施

首先採取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讓人民從秦朝的重刑法的煎熬思想中解放出來,順從民意,以達到百姓休養生息之機。漢文帝即位不久就廢除了誹謗謠言之罪,使得百官能夠敢於提出治國意見,能夠虛懷納諫,並且直言百官之錯作為皇帝也有不可推卸之責。在秦朝律法基礎上做了大量改革,主要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人民所受壓迫得到很大的減輕。


軍事措施

加強中央集權,強化軍權。文帝平定濟北王和淮南王的叛亂,隨後採納賈誼的《治安策》,將諸侯王的權利進行分割從而達到加強中央集權的目的。景帝執政期間派周亞夫平定七國叛亂,將各國權利收回中央,大量裁撤諸侯王的官吏數目,一舉解決割據勢力問題。遣人出使南越感召趙佗,使得嶺南大片疆土歸附漢朝。與匈奴繼續持和親政策,使得北境邊陲安定友好。

經濟措施

與民休養,減輕雜稅,提倡節儉,百姓負擔輕,社會經濟顯著提升,同時社會安定人口激增。下詔勸課農桑,設置賞賜鼓勵開荒,鼓勵農民搞副業,開放山林川澤,同時打擊豪強,採取重農抑商政策,使得人民富裕,國庫充盈。

影響

這一時期社會安定,人民富裕,國庫充足。使得這樣的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得到鞏固,人民物質基礎得到增強,開創封建史上第一個盛世,也為後來封建統治者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鑑的案例,促使後來的帝王奮進的楷模。現實之中也為後來漢武帝討伐匈奴,出使西域楊大漢國威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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