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人群的地方“面子”的生命力總是格外旺盛，哪怕這種面子只是幻想，比如古有“葉公好龍”：男主葉公以各式各樣的龍形象裝點門面，此嗜好引人圍觀，但當真龍光臨葉公居所時，他卻抱頭鼠竄，絲毫不見對龍的喜愛。
雖然龍只是中國人虛構出來的圖騰崇拜，葉公好龍一事也只是人們的笑談，但歷史上真實的葉公卻因“葉公好龍”這個成語被貽笑千年，今天的葉地百姓還在為他們的父母官鳴不平。當我們揭開“葉公好龍”背後的真相後，也許會對此少幾分嘲笑，反而多幾分同情和自我反省。
據清同治辛末《葉縣志》、《漢書》、《皇覽》等史料記載，“葉公好龍”的人物原型是春秋時期楚國名相沈諸梁，因其所在封地在葉邑（今河南葉縣南舊城），故自稱葉公，“葉縣西北去城三里，有葉公諸梁冢，又曰葉君丘，近縣祠之”。相傳真實的葉公確實有畫龍的嗜好，但此舉載入正史並非因為沽名釣譽之私慾，而是為了興修水利、造福當地百姓。
葉地是淺山丘陵向平原過渡的地帶，因為地形原因，該地常年雨季發生洪澇災害，而雨季過後發生旱災。對此葉公曾發動當地百姓開挖具有防洪、蓄水功效的東、西二陂以解決水患，據悉該治水方案不僅福澤當地百姓，為後世水利專家設計水利工程也提供了寶貴經驗。而畫龍則是葉公治水方案中的一個小插曲，因為治水方案需要繪製水域地圖，葉公就在自家院牆上畫，在每個出水口上畫上神話裡掌管降水的龍形象。
綜上，如此一個為民謀利的實幹家，很難將他同“葉公好龍”中裝腔作勢的形象聯繫起來。如果我們進一步瞭解到這位名相救國君於危難的事蹟後，會發現他與“葉公好龍”中那位沽名釣譽之輩完全是截然相反的兩類人。
據《史記·三十世家·楚世家》中記載：楚惠王十年楚國大夫白公勝起兵謀反，挾持了楚惠王。葉公帶領葉地兵將平息白公勝叛亂並取得成功後，並沒有擁兵自重趁火打劫篡奪楚惠王之位，而是奮力救出楚惠王協助恢復楚國秩序。
眾所周知，在春秋戰國時期一旦臣子手握大權，總會發生謀權篡位的相似歷史。但即便楚惠王出於感激將軍政大權都交給葉公，使得他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位時，葉公也沒有表現出意欲將國君取而代之的野心，反而後來將大權讓給了公孫寧、公孫寬兩位年輕人，自己回葉地安度晚年，史稱“葉公讓賢”。
這樣一位為民造福、忠君禮讓、淡泊名利的賢臣，怎麼看都不像“葉公好龍”中沽名釣譽的偽君子，可惜關於葉公，人們偏偏只記住了成語中子虛烏有的壞名聲，卻鮮有人記得他為葉地百姓、為楚國長治久安做出貢獻的正面形象，真是應了那句俗語：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那麼問題來了：這一切該怨誰呢？
有人說該怨孔子和他的儒家學派傳承者，這類觀點認為葉公的壞名聲全因和孔子拌了句嘴。葉公和孔子確實曾有過話不投機的交流，《論語·子路》篇對此有記載。話說孔子周遊列國時從蔡國去葉地時，葉公曾與孔子有過幾次會面，史稱葉公問政。雙方對於為政時應採取“近者悅，遠者來”之道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卻在何為正直人設的標準上產生了分歧：葉公認為正直的人必然是大義滅親之人，即“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但孔子對此持截然相反的態度，認為正直的人因為顧念血脈親情會為親人護短，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次不愉快的交流是孔子沒有在葉地久留的重要原因，而西漢著名經學家劉向，作為儒家學派的傳承者，他借孔子弟子子張之口，將這個葉公好龍的成語故事寫進了自己編纂的作品《新序》中：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託僕伕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字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因為這段文字，葉公被後世人貽笑千年。可見葉公被汙名化與孔子、儒家學派傳承人確實有些關係，但若因此將抹黑葉公的罪名扣到他們頭上，實乃甩鍋之舉。
首先，孔子和葉公意見不合太正常不過了，眾所周知在孔子所處的諸侯爭霸時代，他的思想主張基本上沒有被哪個諸侯國君真正接受過，意見不合實乃家常便飯。並且關於思想主張不一致的問題，孔子一貫持“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豁達態度，所以並不會因此懷恨在心，也沒有任何史料記載孔子因此去詆譭葉公形象的言論，所以葉公形象被損豈能怪孔子？
再次，即便是儒學後人劉向將抹黑葉公的這個成語故事記在《新序》中，也不代表這是劉向對葉公有敵意。因為一方面《新序》這本書只是劉向編纂的，葉公好龍這個故事也只是他聽說後收錄在其中的；另一方面雖然劉向在這本書裡記上了有損葉公形象的虛構故事，但也同時記載了葉公平定白公勝政變、以及葉公向樂王鮒詢問晉大夫趙文字為人等事件，而這些故事則凸顯了葉公德才兼備的正面形象，這些在《左傳》、《史記》中也都有記載。
所以，既然劉向在《新序》中既記載了關於葉公負面形象的故事，同時也記載了他正面形象的故事，又怎能說劉向這些史學家是在刻意抹黑葉公形象呢？
不過話又說回來，儘管關於葉公正面、負面事蹟都曾被記載於歷史文獻，但後人偏偏對葉公負面形象的故事印象更深刻，不能怪跟葉公拌過嘴的孔子，也不能怨編纂歷史文獻的史學家，只能怨後來的傳播者選擇性地傳播了葉公負面形象的故事，而聽者選擇性地記住了這些，然後再傳給別人……在這樣的惡性循環傳播方式下，一代名相葉公就成為“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的真實寫照。
“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的傳播現象，對被評價的當事人並不公平，也並非對一個人的客觀評價，但這種現象卻真實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一個人的負面事蹟之所以比正面事蹟傳播得更快更廣，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很大程度上源於人們在他人負面事蹟中，找到了自己負面情緒的共鳴，比如說雖然“葉公好龍”的成語故事是虛構的，但人們在生活中肯定遇到過沽名釣譽、裝腔作勢的偽君子，而人們在傳播這個成語時，亦是在發洩自己對這種人的不滿情緒。
此外，在拿他人的負面事蹟同自己正面事蹟的對比時，通過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獲得暫時的心理平衡，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而且事實證明：當人們彼此傳播這些負面事蹟時，會感到站在同一戰線攻擊共同的敵人，有可能在情感上拉近彼此的距離，儘管這麼做對被評論的當事人來說是極為不厚道的。
由此可見“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這一怪象的生命力多麼頑強，所以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時，若處於被評價者的角度，他們很可能會像“葉公好龍”一樣，去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正面形象，哪怕這種正面形象是虛假的，相反不敢將自己並不那麼光鮮的一面展示於眾，畢竟被認同是正常人的一大共同需求。
葉公好龍之舉可以理解，但這樣做的後果很可能只會創造出虛偽的美好。況且基於“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的傳播邏輯，這樣做也並不能使自己的好名聲傳播開來。所以人們要想得到來自他人的客觀認同、無懼小過錯被人知曉，除非顛覆以上的傳播邏輯，這有賴於每個人在充當傳播者的角色時，能對一個人、一件事有全面、辯證的宣傳，而非抓著他人的短處四處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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