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獨立之後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帶領下，依靠區位優勢，走出了一條適合新加坡自身發展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工業、政治、社會文化均實現了現代化，也呈現了自己獨有的特色。

新加坡位置

新加坡工業的現代化

在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上，新加坡經歷了一個從“替代進口型”工業、“出口導向型”工業向“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工業的轉變過程。在經濟體制上，建立了一個由政府指導、自由經濟與經濟統制相結合的經濟體制。戰後新加坡的工業化進程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替代出口”為主要內容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由於新加坡長期受英國的殖民統治，殖民地經濟結構單一，僅僅以轉口貿易為主，對外依賴性很大，這種經濟結構在獨立後出現了危機，轉口貿易隨著鄰國採取直接貿易的政策而不斷衰退。新加坡政府針對本國的地理條件和其他人力資源上的優勢在現代化建設初期首先確立了以“替代出口”為主要內容的發展戰略，依靠政府的支持以限制進口的政策來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政府先後頒發進口許可證、實行進口數量限制和信用證押金等一系列貿易壁壘的措施；這一政策對國內經濟發展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加強了對自己民族工業的保護，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二是導致了新加坡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新加坡港

第二階段是“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針對“替代進口”發展戰略帶來了兩種結果，1967年新加坡政府宣佈放棄“替代進口”的發展戰略，制定了新了發展戰略。首先，放棄進口限制，降低關稅，用低關稅取代進口配額；其次，逐步縮小受關稅限制的進口商品範圍，大力推進“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方針。這一發展方針發揮了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港口運輸、勞動力素質等方面的優勢，避免了國內市場狹小、資源缺乏的不利條件，同時也抓住了當時世界經濟對外貿與出口特別有利的國際環境，到1975年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比1959年翻了兩番。同時這一發展戰略使新加坡的民族工業從政府手中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規則上，從而建立起了一個健康有效的、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

新加坡

第三階段是以“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為主的發展戰略，20世紀70年代後，由於經濟危機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國際市場的競爭日益加劇，使新加坡建立在勞動密集型基礎之上的出口產品逐漸喪失了競爭能力，同時國內勞動力的減少使“出口導向型”的方針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針對出現了這些問題，新加坡大力促進新興科技產業的發展，努力使社會各部門實現機械化、自動化、電腦化。同時建立多元了經濟結構和合理的產業結構，以增強在經濟區域化和經濟全球化中的抵禦能力，注重外貿、交通、金融、旅遊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壯大，注重第二與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大大拓展了經濟發展的空間與實力。

在工業化的過程之中，新加坡政府堅持了務實、多變和實用的原則。在工業化過程中成功地把政府的宏觀調控與市場的作用結合在了一起。新加坡經濟發展模式主要呈現出這樣的特徵：

1、實施高度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2、建立以國際性和區域性經濟中心為主體的外向型經濟結構

3、實行以自由港為核心的市場經濟與政府積極干預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

4、形成以外國跨國公司為主導的企業結構

新加坡政治的現代化

戰後新加坡的政治主要經過了“西方的民主制到集權制再到民主化”的發展過程。

在現代化初期，新加坡政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建立“一個高效的、清廉的和注重法制的政府”；對於政治的民主化，李光耀等人有著自己的理解，首先他們認為政治民主必須服從於政治的穩定，因為政治穩定不僅關係到經濟的發展，也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他反對在形式上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其次就是他們認為民主政治也要有民族的根基，而新加坡的政治根基是亞洲文化價值觀，西方的民主制度來源於西方的歷史文化與東方的有差距的，因此亞洲國家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要融入東方的歷史文化，強調個人對集體和國家的服從、社會的凝聚力和團隊精神，也就是說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一開始是要建立一個“威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強調紀律的重要性，同時政府加強對政府官員的清廉教育以防止因“威權”帶來的濫權。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多元化的不斷加強，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日益高漲，民主化成為新加坡政治發展的趨勢。新加坡政府有計劃地實現了從“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向民主化政治體制的逐步轉變，新加坡的領導人實現了更換，新加坡建立了一個新的民主形式，即“託管式民主”，他是相對於“社會契約式”民主而言的，也就是在民主化的進程中首先要強調政治的穩定和國家政策的延續性，反對實施西方式的反對黨制度，主張國家通過經濟上的富民措施，提高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與參政能力，從而推進政治上的民主協商機制，這是託管式民主的基本思想。

新加坡現代化之父李光耀

新加坡社會文化的現代化

新加坡在社會變遷的同時開展了一系列的文化道德建設活動，新加坡工業化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好社會”。新加坡的文化建設以傳統的亞洲價值觀為基礎，特別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努力建立一個既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又有歷史文化傳統的新型價值體系，而重點就是進行公民道德建設。新加坡政府為此做了以下工作；

新加坡家庭

由於新加坡是一個移民的地方，民族複雜，為了培養新加坡的民族歸屬感，讓人民的觀念由我是華人（或者是我是馬來人、印度人等等）轉變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認為，要樹立新加坡人的意識，必須把儒家道德思想中有關忠君愛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貫穿到每一個人的行動中，並建立一個融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價值觀。經過新加坡大眾反覆認真的討論，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國會正式確立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五大價值觀：“1、國家之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社會關懷、尊重個人；4、調商共識、避免衝突；5、種族和諧、宗教寬容。”這五大共同價值觀，主張把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重視家庭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主張對不同宗族和不同宗教要能夠寬容，建立一個民族多元、宗教多元，但社會統一的共同國家意識。

李光耀在新加坡倡導的儒家教育

結語

總之，獨立後的新加坡之所以能迅速實現時代化，從昔日的小漁村變成大都市，得益於其領導人的高瞻遠矚，新加坡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區位優勢，選擇了一個適合其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而傳統的儒家文化也對新加坡的現代化有著促進，文化與社會的高度融合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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