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曾經的盒飯嗎？
午休時間，同事的午飯準時送到了公司前臺。
一碗酸辣粉、一碗抄手、一大杯珍奶，外加一張來自商家的正能量留言。復工第一天，連續吃了一個多月媽媽牌早午晚飯的小孫，從沒有這麼想念一頓工作餐。
外賣商家現在越來越有心意的留言
隔壁工位的小王則正相反，今天對於他來說，只是換個地方吃外賣。因為疫情耽誤了回家過年的他，在過去的一個月裡，三餐是外賣，咖啡是外賣，甚至和女朋友情人節吃的也是外賣。
某商家情人節的外賣套餐
跟霍亂時期的愛情一起成為話題的，是霍亂時期的吃喝。那些被迫在家的人，重新想起了做飯這件事；可那些做壞了的涼皮蛋糕又告訴人們，時代還是變了。
打開手機app，重回現實世界吧！
我們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不愛在家吃飯的呢？可不是最近的事。
那些在北京海淀某創業大街寫字樓裡等外賣的90後們可能想不到，時間倒退到他們剛出生的那幾年，在這個當時還叫做“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地方，一到飯點兒，街上的情形還真跟今天有點相似：
2003年的中關村
送餐員們蹬著改裝過的二八車，穿梭在車水馬龍的中關村大街上。他們隸屬不同的送餐公司，每天要馬不停蹄地為幾十家單位送上千盒盒飯。
他們的顧客裡有賣光盤的，裝電腦的，也有中國第一代的互聯網創業者，但相同的是，這些人都沒時間琢磨吃飯。
實際上，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北京的快餐廳已經有上千家，報紙上總能看到急聘送餐員的廣告。“盒飯”產業，正是彼時欣欣向榮的餐飲新“風口”。
曾經的盒飯
2元餐、4元餐，那會兒的盒飯標價不標菜，人們最關心的就是今天上的是什麼葷菜。紅燒肉、糖醋里脊、燒丸子……裝在白色塑料泡沫盒裡，一盒壓得瓷瓷實實的白米飯，配一雙筷子，全部是一次性產品，看上去幹淨衛生。
有人會想起香港電影裡小馬哥就吃這種盒飯，從前見過沒吃過，蒙上一層虛無縹緲的想象後，眼前的飯看上去就更香了。
“越秀大飯店門前，小販蹬來小三輪車出售盒飯，出租司機不離崗位就能吃上熱飯；亮馬河薈萃了外企駐京機構，一些快餐車開到門前做生意……”在《北京晚報》1992年的一篇報道里，記者把外賣盒飯形容成“飯來張口”，當作京城剛冒頭的新鮮事介紹給讀者。
這是人們心思開始活泛的時代。
這一年，夏利車開始取代北京街上的黃面的，只要你攉得出去，開出租也能月入萬元。也是在這一年，北京有了第一個專做外賣買賣的公司。
據說這家公司在連電話都沒通的情況下，靠3臺BP機就幹出了3個多月送餐近3萬份的業績，一下子成了媒體報道的焦點。
2000年前後，披薩店騎著二輪車送餐
而實際上，這家公司背後一個廚師都沒有，而是在機關單位盛行搞三產的當年，和商業部等等部委食堂合作，利用閒置設備和操作間備餐，為那些選擇離開體制的人開設一座“空中食堂”。
不在家吃飯這件事兒，家裡飯桌上是老一輩的無奈，大社會里則是時代的推動。越來越多人主動或被動放下鐵飯碗，走到體制之外的世界。這些人裡，有一個已經15年沒在家吃飯的人，試圖尋找屬於中國的外食答案。
曾經在包郵區紅極一時的大娘水餃
1996年，一個名叫小吳的男人在常州商廈裡開了個小飯店。在這座江南小城裡，商業大廈是市裡最熱鬧的地方。街對面不遠處，有全城第一家肯德基，那裡會給小孩子發彩色的塑料玩具，一到週末到處都是帶著孩子出來玩的小家庭。
儘管如此，小吳的店面還是門庭冷落，一個月就虧了一萬多塊。洪水猛獸一樣襲來的洋快餐刺激著他的思考，中國上下幾千的美食史不可能找不出一個像漢堡包那樣可以成品穩定、四季可供應還讓人吃不厭的食物。
最後這個南方男人想到的，竟然是餃子。在青海長達十五年的生活，使他熟悉了這個江南小吃點心裡唯獨沒有的吃食。
他請來一個東北大娘幫工，把飯店改成了餃子店，再冠以親切的“大娘”招牌，短短三年裡，吳國強就把店開到了改建後剛剛開街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
但他的眼前始終有一座大山：外食界不可逾越的那道金拱門。他試圖用餃子來挑戰一把，用西方的生產線和品控流程操作。那時候他要求每個門店的水餃，從和麵到成品，都要採用西方的精確計量標準：比如六隻餃子皮的重量必須是55克，上下還不能超過4%，一個師傅一天包二三十盤餃子，盤盤都得抽查，不達標那一盤的成本就得師傅自己頭上。
廚房裡的嚴苛反應在另一邊，是吃慣了餛飩生煎的客人發現這兒的餃子餡足皮薄，咬下去口口帶汁，完全符合自己的胃口，漸漸也就習慣了幹挑餃子沾辣油沾醋的吃法。
那會兒還沒幾個江南本地的媽媽懂得餃子的包法，多數都是參考小籠包打褶的法子照葫蘆畫瓢。媽媽們之間總討論到底怎麼才能包出那種肚子圓鼓鼓的漂亮餃子，試來試去，最後覺得還是去店裡吃最踏實。
大娘水餃的獨到之處，是把餃子這個食物南方化，比如松仁三鮮餡，鮮蝦玉米餡兒等，配有類似咖喱牛肉粉絲等湯點。
孩子們也正中下懷，比起從小吃到大的菜肉湯餛飩，一個個餃子立在盤子裡花樣多不燙嘴，還能在家長沒注意的時候偷偷多挖兩勺辣椒油吃。加上店面像洋快餐店一樣的裝修，讓人感覺乾淨放心。
就這樣，來自北方水餃莫名其妙成了滬寧線上雙職工家庭的最愛，放學早的孩子會先去那喝碗牛肉粉絲湯等家長下班；週末接完興趣班的父母則通常就帶孩子直接帶去店裡好好吃一頓，小孩高興，家長也省得多做一頓飯。
當童年的大娘水餃在某一天偷偷把胖大媽的logo換成了妙齡少婦，長大的我們也明白了外食這件事早就徹底發生了變化。
年輕人們唱起《給親戚看見我一個人食吉野家》：“給親戚看見我一個人食吉野家，記得童年曾與他同玩耍……今晚發覺他已成了家，近況如何儘量講得不太差。”
吉野家的招牌牛肉飯
對城市空巢男女如此苦澀和精準的自嘲，幾乎要讓人忘記那個吉野家也是蔡瀾先生說過自己到東京住半島酒店，也不忘捨棄豪華早餐而偷溜出來吃一頓的地方。他還說了要先要一份定食，再多叫一碟牛肉、一塊三文魚、一份泡菜，快餐也得吃得滿足盡興。
這些年來，外食巨頭們紛紛不遺餘力地吸引年輕人，得到的結果卻往往好像兩代人在吃飯這件事上的一道淺淺代溝：我不懂你一碗牛肉飯能吃出的雅興，你也不懂我刷外賣app時心裡在想什麼。
外賣已經成了如今都市外食族的必備
但仔細想想這也沒什麼，外食本就是現代的產物，我們知道要歌頌山海風土孕育出來的美食風情，也得承認城市化進程裡衍生出的飲食文化，也在構成一道獨特的風景。
這風景不止屬於口腹，還屬於時代。
你印象最深的，2000年前後的外食快餐是什麼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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