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置身疫情，永遠著眼於全球性景觀

編者按：“我在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的家中隔絕，沮喪中掙扎著做一點工作”，和《三聯生活週刊》的通信中，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說他也深受全球疫情之擾，身心俱疲。

齊澤克出生於1949年，是今日歐洲乃至世界最引人矚目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從1989年出版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名滿天下，這位以“拉康主義繼承人”自居的東歐哲學家，積極介入各類社會現實議題，對現代性和資本主義危機不斷提出反思，其影響力歷經二十餘年而不衰。因為粉絲遍佈不同國家、界別，有人稱他是罕見的“知識界的搖滾明星”。

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世界關注之後，齊澤克2月初曾撰文提出反思性問題：“事實終止於何處，意識形態從何處開始?”，提醒人們警惕因疫情而來的種族主義：“但應該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

如今疫情已成全球大流行，歐洲自身成為重災區，我們邀請齊澤克分享他置身疫情之中的最新思考。齊澤克於3月18日以英文寫作完成本文，授權《三聯生活週刊》獨家發表本文中文版，我們請齊澤克著作的中文譯者、北京師範大學季廣茂教授進行了翻譯。原文標題為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Our Fate?（溫情脈脈的野蠻行徑乃是我們的宿命？）

這篇文章中，齊澤克結合當下全球範圍內對疫情的應對，提醒我們目前的危機是三重的：“醫療危機（流行病本身），經濟危機，外加（切勿低估的）心理健康危機。”齊澤克認為，最大的危險在於以疫情為名，實施看似合理實則野蠻的行徑，例如“放棄對老者和弱者的照料”或是簡單接受“適者生存”這一邏輯。文末，齊澤克發出疑問：這次疫情會被簡化成漫長“災難資本主義”的一個章節，或者一種新型的世界秩序會由此脫穎而出？

（感謝汪暉教授的幫助）

文｜斯拉沃熱·齊澤克

譯｜季廣茂

這些天來，我有時真盼著自己染上這種病毒——如此以來，至少那個令人惴惴不安的不確定性會消失……有清楚的跡象表明，我越來越憂心忡忡。這個跡象就是我與睡眠的關係。直到大約一個星期前，我一直熱切地等待夜幕降臨：最終，我能逃入夢鄉，忘記日常生活中的恐懼……現在的情形幾乎是完全相反：我害怕入睡，因為一入夢鄉，即為噩夢所困，並在一團慌亂中驚醒。

現狀如何？最近我們常聽人說（其實我自己也在這麼說），我們需要徹底的社會變革，因為我們真的要應對如今正在蔓延的疫情所導致的後果。但是，徹底的變革已經發生。

冠狀病毒的流行，使我們面對本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無法設想，這類事情真的會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我們熟知的世界已經停止運行，整個國家都被封鎖起來，很多人只能側身於自己的公寓（想想那些連這最起碼的安全防範措施都無力承擔的人們吧），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即使多數人倖免於難，巨大的經濟危機還是無可避免）。這意味著，面對它，我們應該這樣回應：去做貌似無法做到的事情，

插圖｜範薇

我並不認為，我們面對的最大威脅是重返不加遮掩的野蠻狀態，重返為了活命而不擇手段的殘酷的暴力狀態（在那種狀態下，到處是公眾的騷亂，慌亂的私刑，等等）。儘管隨著醫療保健和某些公共服務的崩潰，這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害怕不加遮掩的野蠻行徑，但我更害怕溫情脈脈的野蠻行徑。這種野蠻行徑雖然表現為為了活命而不擇手段的無情措施，但這些措施卻是帶著遺憾甚至是同情來執行的，同時還被專家們的意見合法化了。只要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在向我們發話時，一些領導者的語調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們不僅想表現得沉著自信，而且常常做出令人驚恐的預測：疫情可能要持續大約兩年之久，病毒最終將感染60%至70%的全球人口，數百萬人將一命嗚呼，等等。簡而言之，他們真正想要傳達的信息是，我們不得不打破我們的社會倫理的基本前提，放棄對老者和弱者的照料。我們應該注意，對於“適者生存”這一邏輯的接受，甚至違反了軍事倫理的基本原則。軍事倫理的基本原則告訴我們，一場大戰過後，首先要照顧重傷員，即使拯救他們的機會渺茫。（不過，仔細觀察之後，我們不應對下列情形感到震驚：一些醫院已經在對癌症患者做同樣的事情，任其自生自滅。）大家不要誤會，我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我認為，應該制訂生產某種藥物的計劃，以便使絕症患者無痛死亡，使其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好萊塢電影《傳染病》（2011）劇照

因此，雖然對喬治·阿甘本充滿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見解。他在當前的危機中看到了一個跡象，那便是：“除了赤裸裸的生命，我們的社會什麼都不再相信。顯而易見，意大利人傾向於犧牲幾乎一切，包括正常的生活狀態、社會關係、工作，甚至友誼、交情、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以消除生病的危險。赤裸裸的生命，以及喪失赤裸裸的生命的危險，並不能使人們團結如一，反而使人們視而不見，把人們分割開來。”事情遠較此朦朧：它也會把人們團結起來，保持身體上的距離，是對對方的尊重，因為我也可能攜帶病毒。我的兒子們現在對我避而遠之，因為他們擔心會感染我（對他們來說，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病，對我而言，卻足以致命）。

在過去的幾天裡，我們反覆聽人提及，每個人都要各負其責，必須遵守新的法則。媒體上充斥著某人行為不端，把自己和他人置於危險境地的新聞（某人走進一家商店，開始咳嗽，等等）。這裡的問題與生態問題如出一轍。媒體在談及生態問題時，一再強調我們個人理應承擔的責任（回收利用所有的舊報紙，等等）。這樣關注個人責任，雖然是必要的，但是，一旦以此使我們忽視那個重大問題——如何改變我們整個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這一重大問題，如此作派就會發揮意識形態的功能。只有把抗擊冠狀病毒的鬥爭與抗擊意識形態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s）的鬥爭結合起來，並把抗擊冠狀病毒的鬥爭視為全面生態戰爭的一部分，才能開展抗擊冠狀病毒的鬥爭。正如凱特·瓊斯所言，疾病從野生動物向人類的傳播是“人類經濟發展的隱性成本。無論在哪種環境中，我們都在數量上佔優。我們正在進入基本上未曾遭受人類侵襲之地，而且我們的侵襲日甚一日。我們正在創造一些棲息地，在那裡，疾病更易於傳播。然後我們大吃一驚：天吶，我們發現了新病毒。”

因此，僅僅把某種全球性的醫療保康資源聚集起來並提供給人類，是不夠的，還要把自然考慮進去。病毒還攻擊植物，而植物是我們食物的主要來源（如土豆、小麥和橄欖）。我們必須永遠著眼於我們置身其間的全球性的世界景觀，牢記這一景觀暗含的所有悖論。例如，我們很高興地瞭解到，中國因為冠狀病毒而封城，使獲得拯救的生命多於被病毒殺死的生命。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新冠疫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

我們將身陷三重危機：醫療危機（流行病本身），經濟危機（無論流行病最終導致怎樣的結果，經濟都將遭受重創），外加（切勿低估的）心理健康危機。億萬人生活世界的基本座標正在坍塌，由此導致的變化將影響方方面面，從飛行到度假，從度假到日常身體接觸，莫不如此。我們必須學著在股票市場和利潤的座標之外思考問題，直接尋找別的方式，來生產和分配必不可少的資源。比如，如果當局獲知，某家公司囤積了數以百萬計的口罩，且該公司正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出售贏利，這時，不必與這家公司進行任何協商，直接徵用即可。

據媒體報道，特朗普向建在德國圖賓根的生物製藥公司CureVac提供了10億美元，以確保它“只為美國”生產疫苗。德國衛生部長延斯·斯潘表示，特朗普政府要接管CureVac，此事“沒有商量餘地”：CureVac只會“為全世界而非某個國家”開發疫苗。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野蠻與文明鬥爭的一個範例。特朗普不得不援引《國防生產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該法案允許政府確保私營產業增加緊急醫療用品的生產：

“特朗普提議接管私營產業。據美聯社報道，美國總統表示，他將援引一項聯邦條款，允許政府指導私營產業應對疫情。特朗普表示，他將簽署一項法案，授權自己指導國內工業的生產，‘以備不時之需’。”

我幾周之前在用“共產主義”一詞時，遭到了嘲笑。但現在，“特朗普提議接管私營產業”。即使在一週之前，我們能夠設想這樣的“標題”嗎？而且這只是開始而已，以後還會有更多的措施出臺。如果國家運營的醫療系統承受太大的壓力，社區的局部自我組織將是必不可少的。對於活命而言，一味的隔離是不夠的。我們中的某些人要想活命，離不開基本的公共服務，包括電力、食品和藥物供應。（有些人已經痊癒，他們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具有免疫力，我們很快就需要這些人的名單，以便把他們動員起來，為公眾提供緊急服務。）

常言道，一旦身陷危機，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就連特朗普也在考慮採取“全民基本收入”（UBI）這一措施，為每個成年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支票。數萬億美元的支付將違背所有的市場規則。但現在，這些錢將如何支付，在哪裡支付，支付給誰？這種強行實施的社會主義會是專為富人服務的社會主義嗎？（別忘了，在2008年，幾百萬普通人失去了微薄的積蓄，但得到救助的卻是銀行。）這次疫情會被簡化成內奧米·克萊因所謂“災難資本主義”的漫長的悲慘故事的一個章節嗎？或者，一種新型的（或許更加溫和的，同時也是更平穩的）世界秩序會由此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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