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的一天，以色列特工茲維·阿哈羅尼從從巴西匆匆飛往巴黎，向他的上級哈維爾彙報一個重要的消息，摩薩德的特工小組在巴西找到了潛逃的納粹戰犯、綽號“死亡天使”的奧斯維辛黨衛隊軍醫約瑟夫·門格勒，懇請上級立即制定追捕方案。一想到門格勒也會像艾希曼一樣被抓回以色列審判，阿哈羅尼忍不住一陣陣的興奮和激動，然而，幾天以後，哈維爾通知他:停止一切對門格勒的追捕行動！這個出乎意料的決定讓阿哈羅尼大失所望，同時也讓門格勒再次消失，最終逃脫了法律的制裁，這一切是為什麼？其中又有什麼曲折複雜的經歷呢？
- 被突然停止的追蹤行動
1960年成功了綁架了艾希曼之後，摩薩德負責人哈維爾就希望繼續尋找門格勒的下落，儘管線索中斷，但他沒有放棄努力，他指派茲維·阿哈羅尼領導一個行動小組繼續追查門格勒。阿哈羅尼派人監視前德國空軍上校漢斯·魯德爾和納粹支持者沃爾夫岡·格哈德，終於在格哈德身上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他可能與門格勒有聯繫。
特工發現格哈德經常前往聖保羅郊外的一處農場，決定前去一探究竟，他們假裝去郊遊野餐，在農場外暗暗觀察，不久，有三個人走出了房屋，其中兩人是格哈德夫婦，而第三個人，儘管留著鬍子，但相貌身高與門格勒完全一樣，阿哈羅尼可以肯定，這個人就是門格勒。
阿哈羅尼心裡已經有了計劃，他打算像綁架艾希曼那樣將門格勒抓捕回以色列受審，於是立即飛到巴黎向哈維爾彙報，這才發生了本文開始時那一幕。
穿著白大褂的門格勒，但他不是白衣天使，而是死亡天使。
在線索清晰、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摩薩德為什麼突然叫停對門格勒的抓捕，的確令人費解。據目前透露出零星材料顯示，摩薩德之所以停止對門格勒採取行動，一是他們不能確定被發現的到底是不是門格勒，如果貿然行動抓錯了人，會使自己在外交上很被動。二是當時以色列與埃及關係緊張，戰爭可能一觸即發，整個以色列和摩薩德的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與戰爭相關的方面，追捕納粹戰犯的工作只能暫緩。
我認為第二個原因更合理，戰後摩薩德特工在南美各國活動頻繁，讓南美國家感到他們的主權受到冒犯，特別是綁架艾希曼事件，更是明顯的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權，此後阿以兩國關係惡化。雖然南美各國都明裡暗裡的支持納粹戰犯，但以色列也不願意因為幾個逃亡的納粹戰犯而讓自己與南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特別是在有可能爆發戰爭的情況下，儘管第三次中東戰爭在五年後才爆發，但以當時以色列所面臨的處境，它不會因小失大為了一個門格勒去與眾多的國家交惡，這才是放棄抓捕門格勒的真正原因。
- 奧斯維辛的“死亡醫生”
約瑟夫·門格勒1911年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1935年獲得慕尼黑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三年後又獲得法蘭克福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按理說，這應該是一個在生物醫學方面頗有造詣的天才，他應該用自己的知識造福人類才對，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在納粹集中營裡，他打著“醫學研究”的名義，毫無人性的對眾多的受害者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摧殘。
門格勒在東線時的留影，他擔任武裝黨衛隊的軍醫，還獲得過二級鐵十字勳章和戰傷徽章。
門格勒1937年加入黨衛隊，二戰爆發後加入武裝黨衛隊，1941年開始以軍醫身份在東線服役，1942年調到維京師繼續當軍醫，後受傷轉回德國，進入黨衛隊種族與移民辦公室，1943年他申請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以便在那裡進行“醫學研究”。
門格勒擔任奧斯維辛二號營比克瑙羅姆人營地的主管醫生，這些“醫生”的職責就是篩選猶太人，決定哪些人可以暫時留下，哪些人立即送進毒氣室，據說門格勒並不喜歡篩選猶太人的差事，他對雙胞胎的“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選擇了很多雙胞胎孩子作為他的試驗品，向孩子們的眼睛裡注射藥物以改變眼球的顏色，把雙胞胎嬰兒背對背的縫合在一起以製造連體人，注射致病菌、胡亂截肢等更是日常“研究”項目，摧殘結束後就把孩子們送進毒氣室殺害。對於營區內患傳染病的囚徒，門格勒的處理方法是全部送進毒氣室，然後進行徹底消毒，這就是他的“治療”手段，到底又多少人死在門格勒手裡，至今仍沒有準確數據，據估計可能達幾十萬之眾。
門格勒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一項日常任務，就是對列車剛送來的猶太人進行篩選，那些身體健康的猶太人可以留下來服苦役，絕大多數人被黨衛軍醫生判斷為沒有利用價值，直接送進毒氣室。
為何一個本該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醫生，會成為一個反人類的殺人狂魔？納粹推行的種族主義是關鍵因素，在他們的意識形態裡，除了雅利安人，其他民族都屬於“低等民族”，都不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種意識形態與所謂的醫學、優生遺傳學結合在一起時，就造就出了許多門格勒這種將醫學措施用作摧殘他人手段的“科學魔鬼”。
- 門格勒在戰後的活動軌跡
門格勒在1945年1月蘇軍解放奧斯維辛前十天逃跑，他帶走了一箱“研究資料”，其他無法帶走的材料全部銷燬，然後把自己偽裝成國防軍在6月向美軍投降，由於他腋下沒有黨衛軍成員的紋身，加上盟軍對戰犯通緝工作存在混亂，門格勒矇混過關，在7月被釋放。他用弗裡特·烏曼的化名取得了假身份，在巴伐利亞羅森海姆附近一個農場找到工作。
門格勒的妻子不願意與他一起逃亡，後離婚，門格勒於1958年與寡居的弟媳瑪莎結婚，這不是出於愛情，而是為了保證家族企業的利益。
實際上，盟軍並沒有放棄對門格勒的追查，但他們無法確定門格勒的真實姓名，無法正確的拼寫出門格勒的名字，加上門格勒改名換姓，追查工作陷入停頓。門格勒確沒有放鬆警惕，他清楚自己的罪行一旦被捕肯定難逃一死，所以1949年7月，在殘餘納粹勢力的幫助下，他逃到了阿根廷。
其他納粹戰犯逃往南美后，大都隱姓埋名低調生活，門格勒又是一個另類，他不僅當上了門格勒家族企業在南美的銷售代理，而且還大搖大擺的回到德國，迎娶了自己寡居的弟媳，帶著兒子羅爾夫去瑞士度假滑雪，回到阿根廷之後，他更是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向德國大使館申請了護照，門格勒的姓名還公開出現在電話黃頁上。
他這種招搖的方式自然會引來猶太組織的注意，1959年，一份關於門格勒的調查材料被送交給西德檢查機構，要求以戰爭罪起訴門格勒，不幸的是，由於西德司法系統內部與納粹殘餘勢力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這個消息被透露了出去，門格勒得到消息很快就消失了。
門格勒先是逃到巴拉圭，艾希曼被摩薩德綁架後，心驚膽戰的門格勒在格哈德的幫助下又逃到巴西，與匈牙利移民斯坦默合夥買下一個農場，這就是阿哈羅尼特工發現門格勒蹤影的地方，然而，由於以色列停止對門格勒的追捕，這個農場就成為門格勒最後現身的地方。
- 惡魔最後的結局
再次啟動對門格勒的調查已經是十五年之後了，1977年，梅納赫姆·貝京當選以色列總統，他的雙親都死在納粹集中營，出於對納粹戰犯的憎恨，他下令重啟對門格勒的追捕，但事過多年，門格勒猶如泥牛入海，蹤影皆無，那麼，門格勒到底去哪兒了呢？
其實這些年來門格勒一直呆在聖保羅，1969年他與斯坦默合夥又買下一個農場，門格勒就一直躲藏在農場裡。1971年沃爾夫岡·格哈德帶妻子回德國治病，把自己的巴西身份證交給了門格勒，這一點很關鍵，後面會講到，隨後門格勒搬到埃爾多拉多社區的一處平房裡，一直隱居在那裡。他的兒子羅爾夫曾經偷偷的去看望過他，據羅爾夫回憶，他的父親依然堅持著納粹理念，對被他殘害的人沒有任何悔意，聲稱自己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只不過是堅守自己的職責而已。
門格勒在護照上的照片。
很多納粹戰犯都與門格勒一樣，致死不改他們對納粹理念的推崇和信仰，在戰後納粹反人類罪行被大量揭露、鐵證如山的情況下，這些人依然沒有任何懺悔，甚至根本不認為自己曾經的行為是罪行，這種現象已不能用“頑固”、“愚忠”等詞彙來定義，也不能用“開脫罪責”的動機來解釋，一種被世界公認的罪惡，在他們心裡仍然被當成正確的選擇，而且傳承到後人，至今陰魂不散，這才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從1972年開始，門格勒的健康狀況就開始惡化，他患有高血壓、腦中風等疾病，經過治療稍有好轉，但平衡能力欠佳，也就是這個毛病，最後要了他的命。1979年2月7日，他來到海濱度假聖地貝爾迪奧加拜訪老朋友，在下海游泳時再次中風，溺水而亡，因為他從1971年以來一直使用沃爾夫岡·格哈德的身份證，所以他下葬時也是用了這個名字，死後都沒有使用真實姓名，這也給後來的追查甄別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門格勒老年時的照片。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40週年即將到來之際，美國、德國的輿論對門格勒逍遙法外表示了極大的憤怒，也促使兩國政府加大了對門格勒在搜尋力度，但他們都不知道，此時門格勒早已經死亡四年多時間了。
最終通過調查門格勒家族之間的信函才發現門格勒早已死亡的事實，尋找他的墳墓又頗費了一番周折，終於在1985年6月6日把他的屍骨挖了出來，經過牙齒檢驗和1992年的DNA比對，確認這個化名沃爾夫岡·格哈德的遺骸就是門格勒本人，對“死亡醫生”的追捕就此結案。
如何處理門格勒的屍骨讓巴西政府傷透了腦筋，門格勒的家人多次拒絕領取他的遺骸，最後這具骨架被交給了聖保羅法醫研究所，聖保羅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們上課時，門格勒的骨架被當成教學用具，這個身前殘害過無數人的魔鬼，在變成一堆白骨之後，似乎終於做了一堆對人類有益的好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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