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活在真實中，不欺騙自己也不欺騙別人，除非與世隔絕。一旦有旁人見證我們的行為。不管我們樂意不樂意，都得適應旁觀我們的目光，我們所做的一切便無一是真了。有公眾在場，考慮公眾，就是活在謊言中。
—米蘭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引言：
魯迅先生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些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這種說法，對於喜劇電影可謂一言中的，相對於悲劇，喜劇電影的內核往往是利用反諷來突出人們所追求的無價值的思想和行為，所塑造的往往是一個“小人物”，正是這個“小”，讓其所做出的種種荒謬、幽默的行為，有了合理化的理由，由此，也就具備了更深的思想內核，以一種特立獨行的“不正常”反諷了對普通人而言早已習以為常的“正常”，這也正是喜劇電影最大的價值所在。
相對於其他利用熒幕呈現在觀眾眼前的影視劇，喜劇電影更難駕馭。紀錄片只需足夠客觀的記錄，就可以產生足夠震懾人心的力量；文藝劇情片所蘊含的時代與人性之痛，更像是弗洛伊德人格結構的反映，是自我切身的體會；喜劇電影則需要兼備喜劇的外貌，悲劇的內核，以無價值襯托有價值。
相對於徐崢、陳思誠、沈騰等內地新興的“鬼才導演”，非科班出身的董成鵬（大鵬）演藝之路要更加艱難，或許，其所能依靠的就是和沈騰一樣，具有強大喜劇文化背景的東北土地，也正是因為這種更低的起步，使他執導和參演的電影中誕生出了很多渴望獲得認可和尊重的草根英雄，《縫紉機樂隊》中的程宮、《煎餅俠》中的大鵬以及《大贏家》中的嚴謹，這些都可以看出大鵬對於自己“英雄夢”的表達與自我處境的焦慮。
一、嚴謹，一個“莫爾索式”孤獨卻真實的自我
電影《大贏家》改編自日本作家都井邦彥的小說《遊戲永無結束時》，講述的是民灃銀行的小職員嚴謹，是一個人如其名，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性格嚴謹、較真的人，在同事和領導的眼裡，它是一個與世界格格不入，難以相處的怪咖，人人都對他敬而遠之。
在一次公安和銀行舉行的聯合演練中，一次誤會，讓嚴謹演習中，扮演起搶劫銀行的劫犯，認真的他，卻將這次演習帶向了一個不可預知的方向。最終，通過演習，達到了間接和同事溝通了解，收穫愛情的故事。
在加繆的小說《異鄉人》中，莫爾索被塑造成一個做出種種難以讓人理解的荒謬舉動，卻依然沉浸在真實自我世界的悲劇英雄，他在母親葬禮上的無動於衷，在法庭上面對審判和指責不做任何回應的態度，都是在追求去偽存真的生活。作為荒誕哲學的創始人，加繆“重現在，輕未來”的中心思想及其所樹立的荒誕之人、反抗之人至今仍具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嚴謹在某種程度上和莫爾索是相同的，他踐行著最純真的追求，即使威脅到所有人的獎金，他依然堅持自己的原則，也正因如此，所有的人都排斥和他接觸。
當他被指定為劫犯，他就開始為更真實的再現搶劫的場景而準備，去健身房鍛鍊、將流程文字化、裝備、逃跑路線一應俱全，將自己完全置身於劫犯的狀態中，利用各種手段與警方頑抗到底。
反觀嚴謹所面對的人質，他們是一群已經被這個世界各種規則、文化所馴服的人，他們並非沒有最真實的自我，只是，為了在這個世界上活的更加輕鬆將真實自我掩藏起來，慢慢的，被這個世界所同化。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所寫的：“誰最會欺騙自己，誰就能活得最快活。”為了讓自己在這個世界得到世俗的快樂，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了自欺欺人的高手。
可是，嚴謹就像小說中永遠都會存在的有“精神問題”的人物，愛麗·門羅筆下的彌爾頓·荷馬、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他們都用自己患有的精神疾病，不經意間保留了孑然與世界之外的純真之心。
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門羅在《你以為你是誰？》中對彌爾頓·荷馬的描述：
實際上，彌爾頓缺失的是一種謹慎的直覺，一種社會約束，他的智商低下的表現，只是一種正常人喝醉了後的表現，就像是某種從早年開始，彌爾頓·荷馬就選擇不去擁有的東西。
這種並非刻意為之的缺失，反而讓這些在小說和影視中“不正常”的人物成為了帶有某種啟蒙色彩的救世主，正如電影中的嚴謹，用“呆”“較真”這麼一個被貼上諸多不友善標籤的另類形象，達成了反諷種種被我們早已習以為然思想和行為結果，這種用“不正常”諷刺“正常”，成為了加繆“荒誕哲學”的一種體現。
二、遊離於利益之外的鯰魚，是挽救嚴謹命運的破局者
如果說在行長吳小江進入銀行之前，嚴謹尚能控制住局勢，吳小江進入之後，局勢則完全失控。掌握著所有人命運的行長，是一個在現實規則中如魚得水的人物，出於利益的考量，他不顧一切的想要阻止這場在其看來荒誕的鬧劇，最後安排了一場被擊斃的戲碼。
當警方攻進來，嚴謹一個人躺在冰冷的地上，眼睛裡充滿著頹廢和沮喪，此刻的他和《異鄉人》中的莫爾索一樣，成為了面對強大而無力改變的世界，又不願失去純真之心的殉道者，很難想象，經此打擊之後的嚴謹會變成什麼模樣。
而改變這一切的是跟著爺爺取錢的孫子，就在局長宣佈演習結束的時候，他的一句：“被打死的是那個行長吧！”成為了改變嚴謹命運的鯰魚。
在挪威，人們愛吃沙丁魚，尤其是活魚。所以，當捕魚人能夠將沙丁魚活著運回港口，價格會是死魚的好幾倍，但是，由於沙丁魚懶惰，不愛運動，還沒到碼頭就已經死掉。直到一位漁民利用鯰魚帶回了活蹦亂跳的三文魚，一切才得以改變。
對嚴謹來說，他是民灃銀行的鯰魚，為看似靈活卻僵化的體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而對老人的孫子來說，他是有利於利益群體之外的個體，就像那條完全不同沙丁魚群體的鯰魚，讓所有的一切，因為他重新活動起來。
心理學家萊文斯通過對匹茲堡大學的學生研究發現，如果少數派中某個人是從多數派中投奔過來的，那麼他會比那些自始自終居於少數派的人更有說服力。
內梅斯則進一步發現，與電影《十二怒漢》的情節不同，在他的模擬陪審團實驗中，一旦開始出現背叛行為，其他人常常也會緊緊追隨，產生滾雪球效應。
相對於銀行系統來說，老人的孫子是一個有利於群體利益之外的個體，相對於嚴謹所扮演的銀行劫犯，他是和所有被劫持的銀行員工一樣的人質，當他背叛了人質這個群體，認可了嚴謹的態度，就產生了振臂一呼的作用，具有了更強的說服力，所有人到向嚴謹一方倒戈。
在這個過程中，老人的孫子，無疑是受到了嚴謹的影響，從一個沉迷遊戲、不關心外界的少年，變成了遵循自己真實的想法，勇敢發聲的破局者，也避免了嚴謹的悲劇，因為此時的嚴謹，承擔了太多的壓力，不僅僅是同事，也包括突破自卑勇敢發聲的妹妹。
三、媚俗的背後是對自我的反思
元末明初的著名詩人高啟在《媯蜼子歌為王宗常賦》中寫到：“不詰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意為不以曲折的方式來迎合世俗，不以傲慢的方式來欺壓有身份的人。
對於“媚俗”現代人有了更深的瞭解和研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認為：
“在媚俗被當作謊言的情況下，媚俗必定處於非媚俗的境地，媚俗一旦失去其專橫的權力，它就像人類的任何一個弱點一樣令人心動。因為我們中沒有一個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擺脫媚俗。不管我們中對它如何蔑視，媚俗總是人類境況的組成部分。”
這也符合了心理學對於人類“從眾”心理的研究，心理學家認為，我們追求獨特性，且這種獨特性要好於眾人，但是，正如存在主義哲學興起的原因，人類是一種社會動物，擁有歸屬的基本需求，我們所需要做的應當是平衡自己的自立需要和依戀需要，私密性和公共性，個人特徵和社會認同。
在電影中，嚴謹的特立獨行損害了自我融入員工群體，但是，他也有著強烈的依戀需求，這一點，可以從電影暗藏的副線“想象”中看出，而他和於海嬌的個人感情，也因為這種與外界格格不入的感受而不敢表達。
事實上，正如米蘭·昆德拉所嘗試告訴我們的，絕對的特立獨行是不存在的，從眾化的媚俗既滿足了我們的依戀需求，也是我們在社會生存下去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如警察老姚說的：“這一百個人裡面，要有這麼一個就夠了，要是沒這麼一個還真不行。”對自我而言，要在心中放置一個真實的自己，如果說從眾所代表的是生活的苟且，那麼，真實的自我則是詩和遠方，它是靈魂的寄託。
總結：
大鵬所執導和參演的電影，充滿了小人物的心酸與希望，正如出身於話劇的沈騰在電影中所表達的對“金錢”的困惑，大鵬用參演這些小人物寄託了自己無處安放的英雄夢。
在這些小人物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大鵬的焦慮，時至今日，網絡快速發展，影視行業也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洗牌，如何在這變幻莫測的大局中求生存、求改變，已經成為他作品中不能擺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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