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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結構變化及風險資產狀況：與 08年危機時比較分析

1.1 資產端的整體結構：投資類資產佔比提升

 行業整體趨勢：投資類佔比上升，貸款佔比下降。資產端整體結構：危 機後，受到個人按揭貸款規模的調整，行業貸款佔比資產比例呈現先下 行再穩步上行的趨勢，同時證券投資類的資產佔比在不斷上升。貸款佔 比總資產比例從2007年60.7%下降到危機時56.9%，最低下降到53.4%， 隨後緩慢上升到 2019 年 56.4%。而投資類佔比則從 08 年 14.7%的低位 上升到 2019 年 21.4%。

 美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資產結構趨向均衡。從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 的佔比情況看，不同銀行的資產結構調整情況不同。1、傳統商業銀行 的貸款差異逐步縮小。富國銀行由於危機前貸款就一直保持較高的佔比 情況，危機後收購美聯銀行，資產結構整體表現為貸款佔比的緩慢下行 和投資類資產佔比的提升。而摩根大通危機後則是主動降低投資佔比並 緩慢提升貸款佔比水平。2、投資銀行轉化來的銀行貸款佔比在緩慢提 升，投資類佔比趨於下降。以高盛集團和摩根斯坦利為例，其傳統貸款 的佔比一直是緩慢上行的趨勢，同時投資類資產佔比在危機後處於明顯 下行。

1.2 銀行的投資業務結構：以國債、MBS 為主，企業債和權益類資產佔比下降

 從細分的債券投資結構看，推升美國銀行業投資類資產上升的主要是危 機後對於 MBS 和國債的增持。國債佔比總資產從 08 年 0.42%的低位上 升到 6%，MBS 從 15.6%的佔比上升到 22.8%。

 傳統四大商業銀行的投資端：MBS 和國債一直是投資重點、對於企業 債和權益類資產的投資有明顯減少。其中，美國銀行和摩根大通投資端 規模在 2019 年規模最大，均超過了 7000 億美元。通過對其投資類資產 結構進行拆分，可以發現：1、美國銀行在 08 年危機發生時 MBS 的佔 比保持在較高水平，危機後 MBS 佔比繼續上升至 2018 年 53%。同時 國債在美國銀行證券投資中也佔據較高比例，穩定在 15%左右的平均水平。危機後，美國銀行對於企業債和企業貸款相關投資明顯減少，佔比 從2007年15%下降至4%；對於權益類資產則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 2、從摩根大通的債券投資結構看，MBS 和國債在危機後和當前均佔據 了主要位置，合計佔比總投資規模超過 50%。從其他資產類別看，企業 債和權益類資產在投資中佔比有明顯下行，從 08 年分別佔比 14.3%、 16.5%下降至 2019 年 2.6%、9.5%，同時州和市政債及外國政府債的佔 比有明顯提升，2019 年分別佔比總投資 5.4%和 10%。對於 ABS 的投 資佔比也有上升，2019 年佔比達到 5.2%。

 資管業務為主的銀行：投資端則呈現資產多元化、全球化的趨勢，但 MBS 仍是投資主體，這類銀行以道富集團和紐約梅隴銀行為例。1、道 富在 07-08 年投資端結構中佔比較高的是 ABS 和 MBS，且投資端 89% 以上資產評級在 AA 級及以上。CMO 也是危機前道富集團投資端的重要 組成部分，07-08 年分別佔比投資端資產比例為 19%、16%。危機後，道富集團投資端資產結構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ABS、CMO、企業債 和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的佔比在下降，MBS 的佔比在提升。外國債務的佔 比也提升至 13%。2、紐約梅隆銀行早期在投資端主要是 MBS 類資產， 危機後一方面美國國債和機構債佔比在提升，同時外國擔保和超主權債 權資產的佔比提升，對於公司債、權益類資產和短期貨幣市場工具的投 資佔比是下降的。

 投資銀行轉化而來的大型金融機構：企業債和衍生品投資比例有下降， 國債和機構債券仍是投資主體，但權益類和衍生品的佔比較同業偏高。 這類銀行包括摩根斯坦利和高盛集團。08 年金融危機後，摩根斯坦利和 高盛集團轉為銀行控股公司，從其投資端資產結構變化看：1、摩根斯坦 利對 MBS、企業債和衍生品的投資佔比有減少、增加了國債和公司權益 類資產的投資佔比。2019年國債佔比總投資資產從07年5%上升到41%、 公司權益類資產佔比從 07 年 19%上升到 31%，， MBS 佔比則從 18%下 降到不足 2%，企業債佔比從 32%下降至 6.4%。2、高盛集團 2019 年 在投資端股權類資產佔比也較高，佔比總投資資產比例達到 30%，同時 公司債和資產淨值基金的佔比也高於同業，2019 年達到 17%、7%，衍 生品佔比則是達到 11%。

1.3 貸款結構分析：一般工商商業貸款增加

 貸款的行業結構分析：工商業和個人貸款緩慢上升。貸款內部結構看， 受益於居民和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的擴張，美國銀行業對於一般商業工 業貸款和個人貸款的投放佔比趨於一個緩慢上升的趨勢，對於房地產的 貸款佔比則是趨於下行。地產貸款佔比從 2007 年 60.5%的高位下降至 2019 年 48%。

 美國八家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貸款結構：一般工商業的企業信貸增加。

1、危機後個人貸款在總貸款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工商企業（含商業地產） 的貸款佔比在緩慢提升。其中，花旗集團個人貸款佔總貸款的比例下降 最為明顯，從 2007 年危機前最高 75%的比例下行至 2019 年 42%。2、 一般工商業的企業信貸風險敞口在增加。對這些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 貸款結構進一步拆分可以發現，危機後個人貸款佔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對個人住房相關貸款支持力度的下降，而其佔比近乎全部被一般工商業 企業貸款佔據，商業地產、信用卡、其他消費貸等貸款的佔比危機後一 直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考慮近年來美國非金融企業負債率在不斷創 下歷史新高，美國銀行業面臨的信貸風險敞口在不斷提升。

 小結：相比 07-08 年，大型銀行的風險偏好在下降，各類銀行的資產配 置趨向均衡，房地產的關聯度下降。

二、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可能的 “有毒資產”分析

2.1 08 年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與目前槓桿貸款資產證券化的比較

 08 年金融危機的產生不光有底層資產（次級按揭貸款）的問題，也有多 重證券化產品創新的問題。1、次級貸款佔比在危機前迅速升高，以其 為底層資產的 MBS 佔比也提升。根據 InsideMortgage Finance 數據， 美國 2006 年新發放抵押貸款中，優級、次優、次級貸款的佔比分別達 到 36%、25%、21%，次級貸款存量佔比從 2001 年 5.6%上升至 2006 年 20%。根據 UBS 提供的數據，危機發生時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規 模約 10 萬億美元，MBS 市場規模超 6 萬億美元，其中次級抵押貸款證 券化市場佔規模 8400 億。2、同時，基於 MBS 的二次甚至 N 次資產證 券化鏈條放大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由於中間段級 MBS 信用評級相對 較低 (風險較高), 發行 MBS 的金融機構希望提高這些資產的收益, 於 是以中間段級 MBS 為基礎, 進行新的一輪證券化，創設了系列 CDO、 CDO 平方、CDO 立方等產品，放大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而銀行作為 本輪環境的最終風險承擔非，一方面自身持有的優先級產品面臨損失, 另一方面對沖基金用於申請貸款而作為抵押品的中間級和股權級 MBS 和 CDO 發生更大程度的縮水，造成銀行的不良貸款比重上升。

 近年來全球槓桿貸款市場發展迅猛，相關資產證券化產品也得到快速發 展（CLO）。 槓桿貸款是一種向高槓杆（非投資級）公司發放的高風險 貸款，但其較高收益債有優先和擔保兩大緩衝墊。CLO 是一種以槓桿貸 款為底層資產的結構化融資工具，屬於 CDO 的一種。低利率環境下， 槓桿貸款市場發展迅猛，目前已取代高收益債券成為主要的投機級市場。 根據英國央行最新金融穩定報告的估計，全球槓桿貸款存量已達到 3.2 萬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目前約佔發達經濟體對非金融企業信貸總額 的 11%。其中約四分之一槓杆貸款以 CLO 形式被持有的，全球 CLO 總 量約為 0.87 萬億美元。全球性銀行持有逾三分之一的未償 CLO，特別 是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剩下的三分之二由非銀機構持有，其中大頭是保 險公司和各類投資基金，它們通常持有風險較高的部分。而根據美聯儲 最新的金融穩定報告，截止 2018 年底，美國槓桿貸款餘額約為 1.15 萬 億美元（約佔 GDP 的 5.5%）， CLO 持有量大約是 6169 億美元（約佔 GDP 的 3%）。

2.2 本輪，大型金融機構持有 CLO 行為分析

 本輪銀行在槓桿貸款及相關 CLO（貸款抵押債券）的風險敞口：相對可 控。一是銀行自身投資佔比低、二是 CLO 和 08 年危機時以按揭貸款為 底層資產的 CDO 風險本質存在不同。我們判斷這部分對美國銀行體系 的影響風險可控。1、從銀行自身報表看，銀行對於槓桿貸款和 CLO 的 投資比例少、等級優。銀行投資非投資級別信貸會增加資本消耗，且受 到《沃克爾法則》的限制，銀行投資 CLO 和槓桿貸款的比例很小，即使 有投資，也是投資於 AAA/AA 級別，這部分違約率極低（即使在 08 年 金融危機的時候）。2、槓桿貸款的發放受到嚴監管，而美國的住房抵押 市場不受監管。美國槓桿貸款市場受到 OCC，美聯儲和 FDIC 的監管， 向市場提供槓桿貸款信貸的銀行必須遵守聯邦槓桿貸款準則。該準則建 議最高 6.0 倍的債務與 EBITDA 比率。超過該標準的貸款需要監管機構 進行額外審查。 3、CLO 市場在範圍和複雜度方面都不及次級貸款市場。 槓桿貸款市場以衍生品而非證券本身為底層資產的合成證券化並不那麼 常見，且沒有任何數量可觀的“二次證券化”產品，例如危機前的“CDO 平 方”產品，它在 2006 年佔美國抵押貸款證券化的 10%左右。4、最悲觀 情境下 CLO 違約率也較同等級的公司債較低。即使在利空違約的情境 下，如果槓桿貸款違約率顯著上升，CLO 也會得到較好的覆蓋。

2.3 相關衍生品敞口的對比分析

 與利率、匯率、股票等相關衍生品敞口：佔比總資產較 08 年也是有明 顯下行。通過分析美國八家系統性重要銀行場外衍生品敞口可以看出， 其2019年佔比總資產的比例是要顯著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比例的，主要是因為危機後的系列監管加大了對銀行金融機構自有資本投資 相關衍生品的限制，以降低金融傳染和系統性風險。從 2019 年的情況 看，8 家系統性重要銀行相關衍生品敞口占比總資產比例不到 1.7%，其 中花旗集團和高盛集團的佔比相對偏高，為 3%左右的佔比；而 07 年佔 比 4.23%，08 年佔比 6.47%。

三、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抵禦風險能力對比：大幅提升

3.1 相比 07-08 年，銀行“資本”抵抗風險能力增強 50%以上

3.1.1 資本結構的夯實：從數量到質量

 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仍是基於巴塞爾協議Ⅰ對資本進行監管

 數量的升級：1、資本充足率要求提高，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由 2%提高 到 4.5%，一級資本充足率由 4%提高到 6%；增設儲備資本不低於風險 資產的 2.5%，由核心一級資本滿足；提出 0-2.5%的逆週期資本緩衝區 間，由各國根據情況自行安排。新協議對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從 2%提升至 7%，一級資本充足率由 4%至 8.5%，資本充足率由 8%提升 至 10.5%。2、槓桿率方面，美國國內要求高於巴Ⅲ，美國是使用槓桿 率監管指標較早、時間較久的國家之一，1933 年，監管當局即對銀行資 本監管要求資本調整後風險資產不低於 1/6；1981 年美聯儲和貨幣監理署制定了最低槓桿率標準：跨國銀行的最低槓桿率逐家確定，地區性 銀行最低為 5％，社區銀行最低為 6％，適用於國民銀行、州會員銀行 和銀行持股公司。

 質量的提升：1、分子端的大幅夯實（資本），包括《多德-弗蘭克法案》 要求大型銀行在五年內將信託優先債券從一級資本中逐步剔除，巴Ⅲ對 資本金的定義更嚴格，剔除了商譽，債務工具、貸款和應收款、股票、 自用資產和投資性資產的未實現損益，尤其是商譽的剔除，較大力度做 實了核心一級資本，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美國銀行業經歷了多輪並 購浪潮，併購過程中，資本市場的估值溢價轉化為資產負債表左側的商 譽溢價，結果，美國銀行業的無形資產平均佔到總資產的 2.52%(1997 年-2010 年均值)，佔到淨資產的 25.99%，大型銀行佔比更高。2、分母 端考慮的風險更為全面（加權風險資產），相較巴Ⅰ，後續協議將風險 由信用風險擴大到市場風險、操作風險以及利率風險。3、計量風險方 法要求也有所提高，後續協議提出標準法與內部評級法，內評法又分為 初級法和高級法，對於風險管理水平較低的銀行，協議建議採用標準法 計量風險，採用外部信評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 當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定嚴格標準後，銀行可採用 內評法，內評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 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率，其他數值由監 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而美國核心銀行 於 2009 年開始實施高級法。

 總體來看，美國雖然發揮自由裁量權，較國際協議降低其大型金融機構 監管成本，但縱向來看，其資本的監管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從 2008 年至今是在提升的。

3.1.2 資本抵抗風險能力增強

 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較 2008 年增幅 30%：

3.2 不良情況和撥備情況的對比：抵抗風險能力提升 40%-100%

 由於信貸結構的調整，美國銀行業自危機後降低了房地產信貸佔比，增 配受經濟週期波動影響較小的個人信貸，行業整體抗風險能力有所提升： 1、當前不良率已恢復至危機前的低位，截至 2018 年，不良率為 0.91%， 不足 1 個點

 行業撥備對逾期 90 天以上+非抵押貸款的覆蓋也有較大幅的提高，同樣 反映行業安全邊際的提升。行業整體提升幅度在 40%-100%，當前覆蓋 率水平在 110%-150%，其中資產規模在 1 億-100 億的中小型銀行提升 最多，提升幅度 100%。

3.3 美國銀行業盈利能力的持續性好於 08 年

 銀行盈利能力的變化：伴隨監管放鬆和減稅推動，18 年已經恢復至危機 前水平。危機前銀行業高收益原因一方面是高槓杆，另一方面也是金融 機構的槓桿累積推動了金融市場的長期繁榮，進而推動商業銀行與資本 市場相關業務的快速發展，交易業務收入和手續費收入顯著增加。危機 後銀行盈利能力有一定受損，但 2016 年以來美國經濟呈現加快復甦態 勢，GDP 增速超過潛在增長率，失業率降至危機以來最低水平。同時美 聯儲開啟加息和縮表進程，貨幣政策趨於正常化。貨幣環境的改善對於 美國銀行業淨息差的提升產生較大影響。同時在監管放鬆和減稅政策的 推動下，銀行盈利能力有了明顯恢復，企業稅率由原來的 35%降至 21%。 2018 年，美國銀行體系有效稅率平均降幅達 12 個百分點，在減稅效應 的帶動下，ROA 和 ROE 指標均已超過危機前水平。

 盈利的可持續性分析：源於 ROA，而不是槓槓。危機後 ROE 的穩定回 升主要源自 ROA 的回升，在資本監管不斷趨嚴的背景下，槓桿乘數維 持在平穩的水平。對 ROA 進一步細拆：1、ROA 的上行部分來自淨利 息收入的貢獻，08 年危機後美國經濟呈現加快復甦態勢，GDP 增速超 過潛在增長率，失業率降至危機以來最低水平。同時美聯儲開啟加息和 縮表進程，貨幣政策趨於正常化。貨幣環境的改善對於美國銀行業淨息 差的提升產生較大影響。銀行也通過調整其資產負債結構，維持其相對 較高的淨息差。2、經濟好轉伴隨企業盈利修復，進一步推動銀行的資產 質量的修復，從而使撥備計提力度減弱，很大程度正向貢獻 ROA。3、 此外，運營效率的提升帶來營業支出的下降也是拉昇ROA的重要緣由。 4、淨非息收入則在較嚴的監管下，維持相對平穩的狀態。

 後續 ROE 展望：預計 ROE 一定程度有回落，幅度或好於 2008 年。1、 槓桿提升空間有限，在《多德-弗蘭克法案》、巴塞爾協議Ⅲ、TLAC 等多種監管要求下，預計行業表內的槓桿提升空間有限。2、淨利息收入 部分承壓，此次美聯儲再度將基準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 0-0.25%，與 08 年接近，預計銀行淨息差部分承壓，但同時考慮到美國銀行在 08-15 年 的低利率環境下仍取得較高的息差，預計銀行能夠繼續通過結構擺佈緩 解息差壓力，截至 19 年信貸結構中，信用卡+其他個貸佔比僅為 17%， 仍有提升空間。3、資產質量承壓下，預計撥備計提力度有所加大，但 正如下文分析，銀行業整體抗風險能力有所提升，預計不良壓力小於 2008 年時期。4、中收業務受經濟週期影響相對較小，但也不可完全規 避經濟對其的衝擊。

四、美國流動性管理能力與 08 年的對比：大幅度改善

 流動性狀況較 2008 年明顯改善。危機教訓和監管約束推動了商業銀行 轉變融資模式，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有較大的調整。危機後，銀行紛紛 重組業務條線，嚴重依賴批發性同業負債（尤其是短期市場融資） 的銀 行轉向穩定性較強的存款負債方式，

 負債方面，穩定性較好的存款佔比較危機前提升近 16 個百分點。危機 後美國銀行更注重穩定性較強的存款負債的吸取，而其他負債，包括同 業短期借款，佔比顯著下降，截至 2019 年，美國銀行業存款佔比總負 債高達 88%，較 2008 年 72%大幅提升 16 個點。從美國四大行負債端 的存款佔比看，和資產端結構表現不同的，負債端結構均表現出存款佔 比的提升，危機後存款成為大型銀行的重要負債來源。從存款細分結構 看 ， 非 交 易 賬 戶 存 款 佔 比 上 升 幅 度 更 大 。 交易賬戶存款 （Noninterest-bearing Deposit） 佔比提升 9 個百分點，上升至 2019 年佔比 19.1%；非交易賬戶存款佔比提升 11.9 百分點至佔比 19.1%。

 銀行對於高質量流動性資產配比在增加。從危機時佔比總資產 6%的水 平提升至 2019 年 3 月的 20%。自 2015 年以來，監管機構要求某些銀 行持有最低水平的高質量流動資產（HQLA），以防止導致 2007-08 金融 危機的嚴重流動性短缺。從細分結構看，15 年之前以增加準備金和國債 為主，15 年後由於銀行體系準備金餘額的下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增 加了國債，並且在較小程度上增加了由吉利美（GNMA）和兩房（統稱 為 GSE）發行的代理 MBS 以抵消其準備金持有量的下降。

 流動性指標表現：1）貸存比下降近 15 個百分點至 72%，隨著存款佔比 上升，銀行貸存比相應下降，資產負債期限錯配程度明顯緩解，有助於 增強銀行應對短期流動性衝擊的能力，也可以降低金融體系內部相互關 聯性與風險傳染性。2）其他流動性指標情況，LCR 指標在 2016 年即 滿足 100%的要求。流動性覆蓋率 LCR 的組成：分子是高質量流動性資 產（ HQLA）存量價值，分母是未來 30 天的淨現金流出額。HQLA 總 額自 2008 年開始大幅增加，隨後維持上升趨勢，在 2016 年適用規則覆 蓋銀行的 LCR 比值全部達到 100%標準，此後 HQLA 佔比總資產維持在 相對穩定的高位水平。

五、美國金融機構的經營模式的變化

5.1 監管環境：危機後全面強化的金融監管和後危機時代的金融“去監管”

 08 年危機後美國推出《多德－弗蘭克法案》，全面加強金融監管。08 年 金融危機前投行大規模地運用表外資產進行自營交易，直接導致其在金 融危機中陷入財務困境，並對全球金融體系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危機 宣告了獨立投資銀行時代的終結，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美林併入 美國銀行，雷曼倒閉，高盛、摩根士丹利轉為銀行控股公司。危機後， 加強政府對投資銀行的監管成為共識。2010 年 7 月，美國推出了《多德 －弗蘭克法案》，其要點包括擴大監管機構權力、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 護局和採納“沃克爾法則”（Volker Rule）。 “沃爾克法則”對商業銀行從事 自營交易進行了嚴格限制，規定商業銀行從事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 的額度不得超過以一級資本淨額的 3%。根據美國達維律師事務所統計， 截至 2016 年 7 月 19 日，《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的 390 條具體監管規 則中，已有 274 條（佔比 70.3%）監管規則落地，36 條（佔比 9.2%） 監管規則已在草案修改階段，法案整體已基本落地，重構了美國金融行 業的生態環境。

 嚴格監管要求下，銀行的監管成本上升。危機以來，美國金融監管改革 的大多數政策都指向銀行體系，包括有限混業、更高的資本和流動性監 管要求、更頻繁的現場合規檢查、定期的壓力測試等，使得銀行業的監 管成本顯著上升，金融中介功能的正常發揮受到了限制，因此金融“去監 管”呼聲開始不絕於耳。2017 年 6 月，眾議院通過《金融選擇法案》提 出撤銷《沃爾克法則》，廢除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生前遺囑”，取消華爾街 從業人員獎金限額等政策。但由於《金融選擇法案》過於激進，在參議 院通過面臨較大困難，至今仍未表決。2018 年 3 月，眾議院和參議院相 繼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放鬆監管要求和保護消費者權益法案》 （Economic Growth, Regulatory Relief, and ConsumerProtection Act）。 2018 年 5 月 24 日，特朗普正式簽署該方案並使之成為法律。

 18 年《法案》簽署，使得銀行業監管呈現結構化放鬆。1、中小銀行最 為受益，其監管負擔將不同程度降低。500 億-2500 億美元銀行的監管 負擔將顯著減輕。 2、刺激按揭貸款增長，推升美國房市。危機以來， 美國銀行業壓降了個人按揭貸款在資產結構中的比例，美國房地產市場 整體低迷。《法案》放鬆了按揭貸款監管力度，有利於提升美國銀行業按 揭貸款佔比，助推美國房市。3、一定程度上鼓勵金融創新，銀行收入 來源更多元化。危機以來，美國銀行業的非利息收入佔比出現了明顯下 降。《法案》放鬆了部分銀行“沃爾克法則”中對於自營交易的限制，銀行 自營部門的盈利能力將得到恢復，非利息收入佔比將得到提升。

5.2 危機後美國銀行業業務模式的變化：槓桿降低、回顧本源

 危機後銀行傳統信貸中介功能得到強化。危機前，歐美大型銀行業務模 式逐步由“購買與持有”轉向“發起與分銷”模式，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為交 易性資產和批發性負債佔比上升，在利潤表中體現為淨利息收入佔比下 降，交易性收入佔比上升。金融危機教訓和監管改革促使商業銀行重新 定位經營戰略，銀行業的傳統信貸中介功能得到強化。市場最青睞的銀 行模式由全能型銀行轉向零售負債型商業銀行。

 危機後銀行面臨更高的資本金要求和槓桿率要求，風險偏好整體下移。 巴塞爾協議 III 對銀行槓桿和流動性錯配施加了更嚴格的限制，為達到巴 塞爾Ⅲ規定的資本充足率和槓桿率監管要求，全球銀行業通過發行資本工具、降低分紅比例、處置不良資產、降低資產增速，甚至收縮資產等 多種手段，提高資本充足率、降低槓桿水平。其中，美國主要通過擴大 利潤留存主動增加資本，同時資產端壓縮高風險資產的規模，危機後美 國經紀-交易商的槓桿率已經大幅下降。

5.3 行業格局：集中度上升、二元特徵

 危機後美國銀行業集中度提升，銀行佔比 GDP 的比重進一步下降。銀 行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由危機前（2000-2007 年）平均 3.16%降至危 機後（2008-2018 年）3.03%。在金融機構總體份額中，銀行體系的資 產佔比小幅下降，由 2008 年的 25.6%降至 2017 年的 25.4%。從銀行 業內部結構看，危機以來，美國銀行業併購重組大幅增加，行業結構持 續集中優化。2007 年，美國銀行數量為 7420 家，2018 年降至 5406 家， 降幅為 27.1%。2007 年，美國前五大銀行資產在總資產中的佔比為 36.5%，2018 年攀升至 43.0%。

 美國銀行業的二元化特徵。1、聯邦銀行佔比提升。美國銀行根據牌照 批覆機構不同分聯邦銀行和州銀行，兩類銀行面臨的監管規則存在一定 差異（美國聯邦銀行主要由貨幣監理署監管，其特許權價值主要包括跨 州設立網點，以及對於州監管法律的優先赦免權等）。危機以來，美國州 銀行大量被聯邦銀行收購，同時，監管機構放鬆了對聯邦銀行跨州經營 的監管要求，聯邦銀行資產佔比由2007年68.0%升至 2018年70%。 2、 規模分佈呈現二元化。由於針對不同規模的銀行採取了較為明顯的差異 化監管政策，美國銀行體系圍繞 500 億美元形成明顯的“門檻效應”：中 小銀行努力將規模壓在 500 億美元以下；大銀行將規模擴大至 1000 億 美元甚至更高水平。3、外資銀行佔比下降。在美外資銀行由於受到危 機的衝擊，歐洲大型銀行普遍壓縮了在美業務，外資銀行在美資產佔美 國銀行業總資產的比重由 2007 年 23.1%降至 2018 年 19.5%。

5.4 經營環境的改變：政府和企業部門槓桿率在持續攀升

 美國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長來自於政府和企業部門槓桿的持續推動。08 年危機後，居民部門的槓桿水平有一定下行，但政府和企業部門的槓桿 率在持續攀升，美國政府部門槓桿率從 08 年 66.3%上升至 2018 年 98.3%，企業部門槓桿率從危機後 10 年最低 66.1%上升至 74.4%。同 期發達經濟體政府部門、企業部門槓桿率水平為 72.9%、98.3%。美國 與企業債務相關的金融脆弱性正在風險偏好上升的背景下不斷積聚。在 本輪擴張的大部分時間中，商業借貸的增長速度已超過了 GDP 增速， 目前已接近其歷史頂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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