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说：
关于战争的胜与败这件事，春秋与左传各有其不同的切入点，前者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以春秋把更多的篇幅用来记录战争前的会盟情况，而对其他的细节做出了摒弃，此是其微言大义的初衷所在；后者则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共听所欲，成其可知”，它更多记录的是战争前、中、后的关键事件与对话，针对关键人的关键行为进行对比，这也是左传解王者书的初衷所在；两者都在讲述这样一种朴素的道理，即：胜利不是胜利，不败才是胜利。
“以败求胜”或者可以说是“以不败求真胜”，这种理念是春秋大争之世用血与泪沉浸下来的中国智慧，它对中国人来说不光是一种方法论，更是我们中国人对待竞争、对待生活、对待生命的一种文化认知。那么，这种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理念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它又是怎么逐渐丰富和成熟起来的呢？今天，笔者想带读者一起去鲁宣公元年至鲁成公六年的24年时间里上一堂“失败课”，看一看晋国的五位执政掌军大夫是如何发现这种“不败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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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求败式战争”和“以败求胜”？
晋灵公之后的24年间，晋国公室衰落、国家实力下降，形成了大夫执政的局面，而它的老对手楚国却在楚庄王的带领下逐渐崛起，北向挑战晋国的霸主地位。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和保家卫国的需要，晋国在这二十余年里分别出现了赵盾、郤缺、士会、荀林父、栾书五位贤大夫，他们在“内有君臣不合、外有诸侯离心”的情况下执政领军，通过“结盟诸侯”、“避实击虚”等手段“越级”抵抗楚庄王的入侵。笔者把这一时期晋国大夫们不能（胜）不战、不得（利）不战、不和（众）不战的臣子式战争定义为一种“求败式战争”，其核心是“以不败求真胜”。
这种“臣子式战争”是一种集体智慧与精英政治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之后晋国六卿分权、三家分晋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基础，且本身也充满了历史特殊性。
1、特殊性一：公室衰弱，大夫执政。
方伯崛起以代周天子，是以春秋开始了；大夫崛起以代公室，所以战国开始了；晋国“公室衰弱、大夫执政”，这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机遇。赵盾、郤缺等等执政大夫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争霸课题，即：晋国不能全胜，因为全胜则公室复强；晋国不能不胜，因为不胜则大夫俱亡。所以，他们都极力发挥了各自的智慧帮助晋国在楚国的挑战下保持二十余年霸主地位，结果是这种“以不败为胜利”的争霸过程产生了一种对于胜败的新型文化与认知，也让中原文明的政治文明和执政文化的发展上升了一个层次。
2、特殊性二：名为臣子，实为国君。
在与楚庄王争霸的过程中，以赵盾为代表的晋国大夫实际上是“以臣代君”，这种“身份为臣，行为为君”的特点迫使他们在执掌国政军事的期间逐渐挖掘出了非常多的执政智慧和战争策略。例如：注重内外合力、多用集体力量，避免正面交锋、坚持守时待命，重新定义成败、认识小败即胜，重视战争目的、避免以乱平乱等等。这些智慧的意义不光是帮助晋国抵御住了楚国的进攻，更是为后来者留下了一堂宝贵的“失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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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赵盾：与方向感不合的事情就主动求败。
赵盾靠什么带领晋国战胜楚国呢？答案是从晋文公时代继承而来的方向感，即：不背离天下诸侯期望和平的时代发展趋势，不投入精力在与大国较量这样价值空间小的地方。换言之，赵盾的策略就是“拉拢小诸侯、纠缠大诸侯”。 这种看似窝囊的选择也是因为赵盾抗楚有两个痛点，一是晋灵公不听赵盾的劝谏，弄的上下不合，国力难聚；二是盟友因齐国贿赂事件而离心，使得晋国失掉信义，实力瓦解。
赵衰、赵盾父子跟着晋文公称霸诸侯，继承了晋国争霸这一敏感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晋灵公与赵盾不合也好，郑穆公因齐国贿赂事件投楚也好，陈灵公因楚国不参加吊丧仪式而投晋也好，这些痛点看似重要，但他们在晋楚争霸这一大方向上都不值一提。只要晋楚争霸战争一起，所有人都要回到争霸这一大方向上，什么样的痛点都不会再引起两国君臣的注意了。
那么，为什么赵盾数次纠合诸侯起兵伐楚、伐郑却往往小败即返又纠缠不休呢？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
1、晋国仍是霸主，争霸不是它的刚性需求。
赵盾伐楚只是因为这一方向可以凝聚诸侯联盟、增强晋国实力而已，所以实际胜败不是那么的重要，只要方向是对的就行。 消弭诸侯矛盾、整合晋国国力，都需要外在的威胁，而这一威胁正好由楚国提供了。具体来说，赵盾故意制造了一个晋楚争霸的场景，将自保求存从战略方向变成了诸侯的现实“刚需”。既然有生死存亡的威胁，那么晋灵公与赵盾的隔阂也好，诸侯间的矛盾也好都随着风消散了。
2、楚国不是霸主，争霸是它的一个独立需求。
既然争霸方向是赵盾对抗内外威胁的刚需，那赵盾又为何数次在对抗楚国时都悬崖勒马、避免正面冲突呢？因为争霸的刚需也要符合自然人性，符合人们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选择，即：“楚国猴急、诸侯不从”。诸侯因为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加入赵盾的争霸方向，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自保和逐利。对于“声势浩大”的结盟与讨伐小国，他们可以无需刺激、自然而为；但是对于“孤注一掷”跟随赵盾正面硬碰楚国，他们可是不愿也不敢的。
3、诸侯关心存亡，争霸是他们的直接需求。
赵盾看到的了诸侯的直接需求，即：既不要被晋国吞并也不要被楚国吞并，所以他才采用结盟的方式来一步到位、直截了当的满足诸侯的直接需求。谷梁传记载各个诸侯都来会见晋国的赵盾，目的是让赵盾会盟这件事显得重大。而记录赵盾在棐林会盟，又记载地点而后说“伐郑”，是表示诸侯军队有迟疑的说法。所以，结盟就是诸侯的直接需求，无功而返甚至小败于楚都并非是最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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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郤缺：与逻辑性不合的事情就主动求败。
赵盾之后，郤缺抗楚，他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稳固的会盟系统，使得晋国的既定策略可以稳定的执行下去。他一是将会盟、战争等行为都打包成了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并给加盟晋国阵营的诸侯都提供结盟、保护等配套服务，二是充分调动了郑国等小诸侯的积极性并增强其自行组织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晋国在整合盟友间各种资源、形成关系链方面更加成熟了，四是晋楚双方的阵营更加分明从而进一步弥补了价值逻辑上的不足和漏洞。所以，郤缺采用了和赵盾一样的“不正面抗”的对楚策略，不同点是在做事情的逻辑性更进了一步。
通过鲁宣公九年的扈地之盟，郤缺的抗楚联盟体现出了非常高的系统效用，一是“讨不睦”，即：讨伐不亲近晋国阵营的小诸侯；二是“御风险”，即：哪怕晋成公在扈地之盟上意外去世，这都没能阻止继续执行讨伐陈国的既定策略；三是“招来者”，即：晋国阵营的会盟地点变成了晋国本土。郤缺正是靠着这个会盟系统成功救郑败楚，以至于郑国子良说道：“这是国家的灾难啊，我们离死没有多少日子了。” 因为他发现郑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联盟系统带来的，同时这样的系统也将郑国裹挟到了更大的战争之中。
郤缺这种系统逻辑性到底体现了哪些晋国在认知上的变化呢？
1、联盟是必然法则。
郤缺胜楚的直接因果关系是进一步明确了晋国与楚争霸策略的逻辑—“不败为胜”，即：会盟、造势、存亡、拉锯，通过消耗系统力量而不是消耗晋国力量的方式来取得对楚的长远胜利。这种策略同时也带来了裹挟更多的诸侯盟友加入晋国阵营的效果，并且因为彼此的相关性关系解决了会盟不稳定的问题。
2、联盟的简短法则。
在“晋国—楚国”这一直线上，郤缺把郑、陈、许这些小诸侯都纳入晋国阵营，实际上是帮助晋国在许多争霸关键节点上减少了失败的风险。晋国阵营每加入一个诸侯代表着楚国阵营就减少了一个盟友，这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因楚国形势变弱而带来的竞争力提升使得晋国不只是在与楚国的竞争中胜出，更是在与周天子、秦国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3、联盟的极致法则。
郤缺把会盟彻底变成了晋国阵营的争霸壁垒和核心竞争力，帮助其不断赢得了与楚国的竞争。在会盟和盟友这一关键点上，晋国几任执政掌军的大夫都将之作为重中之重。到了郤缺手里，他把会盟有关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比如：在晋地会盟、国君死于会盟、为会盟攻伐陈国、为会盟救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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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会：与切入点无关的事情就主动求败。
到了士会掌军之时，作为晋国执政掌军的实权大夫，士会选择把郑国作为晋国争霸胜败的关键，一是因为郑国的地理位置处于晋楚争霸的关键节点上，避无可避；二是因为郑国的“种子用户”身份，其在利用结盟求存这一关键需求上，没有哪个诸侯能比它更强烈。这时，晋国争霸的方向和策略都已经稳定了下来，晋国的注意力都来到了如何解决争霸“切入点”这一问题上。
士会发现，会盟的诸侯虽多却不等于强大，反而会成为累赘，但只有郑国不同，不管是谁得到了郑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自己的霸主实力，且还能获得实际中的战略主动权。所以，诸侯虽然多，但只有郑国成为了晋楚争霸的“香饽饽”。结果是当郑国与楚国讲和，晋国就带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直到郑国讲和而罢兵；反之，郑国倒向了晋国，楚国就攻打郑国，以至于晋国士会救郑之后宁愿带着诸侯部分军队留下戍守郑国。
那么，士会频繁攻郑、救郑，甚至赖在郑国不走到底为了什么？
1、晋楚争夺郑国实际上是一种战争推演。
晋楚两国都在用郑国来预估下一步的投入，如果郑国被某一方占有则代表着这一方会更加坚定的进攻下去，这是一种精神动力和坚守方向。换句话说，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刻了，双方都在通过主动干预的方式将各自的价值沉淀到盟友的头上。
2、士会戍守郑国实际上是一种运营支持。
士会要维系晋国的“种子用户”—郑国，只能采取戍守这种贴身式服务、管家式服务。看似晋国阵营是为了盟友两肋插刀，实际上它的目的是通过实际占有郑国向诸侯表明“晋国会盟”这一产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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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荀林父：与和谐团队无关的事情就主动求败。
晋国能在正面战争中战胜楚国么？答案是不能。一是因为晋国执政掌军的是大夫而不是国君，这一执行团队失和且缺少搭配；二是因为正面战争违背了晋国“不败而胜”的既定战略，内外利益方执行必然乏力；三是晋国这支由大夫组成的团队是按照身份、背景进行组合的，而不是以能力组合。 所以，晋楚邲之战成为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战争之后楚庄王便实际成为了诸侯霸主。
迷信晋国的“数次战胜楚国”的实力，看不到晋国君臣缺乏大战能力的事实，这就是晋国团队的问题。团队、团队，重要的是领导人和合伙人的能力与资源，这才是邲之战胜负的核心竞争力。反观战前的晋国，国君不在、荀林父作为中军主帅威望不够，而作为帮手的其他大夫们又各自为政、争论不休；相对的，楚国团队则上下一心又有强力睿智的楚庄王领导，所以在正面对抗这种场景中，晋国难胜。
晋国赢不了楚国，这只要进行横向对比就容易得出结果。那么我们就来对比一下晋国主帅荀林父和楚国主帅楚庄王，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优劣？
1、楚庄王：一是克制，攻克了郑国的皇门，至于郭内的大道，却亲自手持旌旗，左右指挥军队，后退了七里；二是明智，大臣劝谏其应该占领郑国，楚庄王讲郑国已服，占之是居心不善，用不善的居心来引导人民，灾祸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逮及自身；
三是勇敢，大臣以军队困顿为由劝谏其休战，楚庄王讲弱小的人就威慑他们，强大的人就躲避他们，这样不能使我在天下立足；四是仁德，庄王擂鼓，晋师大败，晋国败兵争船自渡，楚庄王以“止戈为武，百姓无罪”为由，放晋军逃亡。2、荀林父：一是令不行，荀林父看到救郑不及、士卒劳苦，就想撤军避楚军锋芒，结果彘子先縠却不听号令，带领自己中军副帅的部属渡过了黄河；二是志不坚，韩献子韩阙以失去属国，丧失军队，不如进军由大家共同分罪过的理由说动荀林父，结果是全军遂渡过黄河；三是智不足，先有郑国派卿大夫皇戌出使晋军诱其决战楚国，后有晋国魏锜、赵旃为私利而故意让晋军失败，荀林父皆不能识别；四是才不用，栾武子栾书一谏说楚国理直气盛，随季士会二谏与楚国和解，郤献子郤克三谏防备楚军偷袭，荀林父皆未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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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栾书：与不合理有关的事情就主动求败。
竞争分析推演是栾武子栾书的特殊能力，梳理敌我情报并作出合适选择则成为了他的独特价值。邲之战后，晋国栾武子栾书执政掌军，减少晋楚矛盾、弱化竞争态势就成了他的第一任务。那么，为什么是栾书承担了这样一个困难度极高的任务呢？答案是栾书的能力。在邲之战前，是栾书最先给主帅荀林父分析出了楚国“理民理将不懈怠”、“教导勤奋不骄傲”、“符合道德理直气盛”、“军队整齐而有备无患”、“子良潘尫贤良在朝”、“郑国首鼠两端不可信”等情报信息，可惜荀林父不听而致败。
栾武子栾书在战后面对的是一个“从0到1的难题”，所以他注重的是重建工作。一是重新建立晋国“不败而胜”的与楚竞争策略，将国策定位成“维护晋国联盟”、“建立防御壁垒”两项；二是继续将力量转向攻击郑国，避开与楚国的直接竞争以减少关键资源（晋国国力）的消耗；三是继承并改革了晋国大夫集体决策的过程，将“服从大多数”变成了“服从正确性”，以解决“小错变大错”的问题。实际上，晋景公和荀林父留下了个烂摊子，楚国统治者也由楚庄王变成了楚共王，这一切使得晋楚之间的竞争异常复杂。
栾书的推演能力让其认识到了晋国“臣子式战争”的核心问题，并从两个方面重新回归到了赵盾、郤缺、士会以来的正确道路上：
1、重新找寻晋国战败后的切入路径。
资源不够、智慧来凑，栾书针对战败后的晋国实际情况，重新组合晋国的对内与对外策略，采取了一系列的收缩战略。例如：把公子穀臣和连尹襄老尸首归还给楚国，换回了知罃，使得晋楚关系重新和缓等等。
2、重新建立晋国战败后的人才队伍。
决策不力、集体来凑，针对晋国大夫们在邲之战的所作所为，栾书认知到“普通的大多数”不如“明智的大多数”的道理。所以，他选择重视知庄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韩献子韩厥等一批有智慧、有能力的大夫，从而帮助晋国从新又归回到了贤明大夫执政掌军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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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失败课”里留下了那些作业？
失败的原因各种各样，成功的方式就那么几种。赵盾、郤缺、士会、荀林父、栾书五大夫轮流执政，他们虽然面对的争霸形式不同、采取的策略不同，但核心都在“不败为胜”四个字上。只是荀林父执政掌军时，令不能行、威不服众，无奈与楚国正面对抗，最终导致了邲之战的失利，让晋国彻底失去了霸主的地位与残存的国力。好在后期晋国执政又回到了集体智慧、集体决策的路子上，这样才又稳定了晋国的形势。
“不败为胜”是这一堂“晋国失败课”留给后来者的思想圭臬，它指引着华夏子孙顺利走过了无数的春秋。其中的“注重内外合力”、“多用集体力量”，“避免正面交锋”、“坚持守时待命”，“重新定义成败”、“认识小败即胜”，“重视战争目的”、“避免以乱平乱”等思想更是留给现代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和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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