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的外事翻譯界，也許不少人聽說過外交部曾有過翻譯“三劍客”，他們因何得名？事情還得從朝鮮停戰談判說起。
停戰後我方修建的會議大廳，以代替美方提供的簡陋的會議帳篷。大廳正中，一字排開的橫桌為雙方的代表席。右側豎擺的桌椅為中方參謀和記錄人員所用。朝方人員在左側。
1951年開始的朝鮮停戰談判一開始就面臨一些棘手的技術安排。談判桌上的主要對手是兩家：盜用了聯合國旗幟的美國等為一家，朝中為一家。
兩方講三種語言——英語、朝語和漢語。談判的主要形式是首席代表參加的大會。會上，僅用英語及朝語，就像談判桌上僅擺聯合國旗和朝鮮國旗一樣，形成美國和朝鮮的對等談判。這是我方樂於看到的。
代表團秘書處部分同志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一人，作者；第三人，過家鼎；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冀朝鑄）。
同語言緊密相連的是會議記錄問題。一般國際會議都有秘書處，負責會議行政安排，包括會議記錄。可當時雙方敵意正濃，朝中方面無意同美國搞什麼合作，否定了美方建立“聯合秘書處”的建議。
當時錄音機問世不久，我方裝備上落後，因此也排除了使用錄音機的可能。這就是說，談判由雙方各自記錄，而且只能使用人工。
停戰談判的鬥爭十分尖銳，對方發言的字字句句都要仔細琢磨。我們的主要對手是美國人，而且美方的朝語翻譯是一名美國牧師的兒子，政治和語言上都不足信，因此朝中方面決定會上主要記英語，且要逐字記，以求精確和完整。特別考慮到在第一線掌握談判進程的朝中領導人，如李克農和喬冠華等都沒有出席現場談判，因此這種需要尤為突出。
代表團秘書處部分同志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邱應覺；右起第四人，作者）。
做英文逐字記錄就需要有英文速記員。對美國人來說，英文速記員俯拾皆是。在發達的西方商業社會中，速記和打字是秘書們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可是，我們去哪裡找？上海和天津的舊洋行職員裡有此類人員，但一時找不來，即使找來，能否使用也成問題。
考慮再三，唯一出路便是自己培養。於是，我方設法從上海買到幾本影印的英文速記書。停戰談判代表團秘書處裡不少懂英語的年輕同志，包括年齡稍長的馬德林、林成、馬傑先、陳依彌、張受璋等，都興致勃勃地學了起來。
日內瓦會議後，“三劍客”（左起，邱應覺、冀朝鑄、作者）在北京遊園時留影。
中國人學英語速記殊非易事。首先，英文要好。聽不懂，還做什麼記錄？尤其是做逐字記錄，尤要字字聽準。在這點上，毫不低於對翻譯的要求。
其次，要掌握速記技術。我們不是從速記學校畢業的，而是無師自通；也沒有先經一段時期的培訓，而是邊學邊用，開始時困難之大可想而知。
美國速記員幾個人輪流作業，10分鐘換一次班。回去休息時，即把速記符號轉成文字，到散會時全部記錄就能基本就緒。我們則是二人同記。由於技術一時不過關，只能普通字與速記並用，還需利用朝語發言或翻譯的間隙補遺。
這樣，記完一次時間較長的會議已頭昏腦脹。從板門店回到開城，還需相互核對，以便精確地轉換成文字。若是對不出來，再找參加會議的翻譯和參謀助一臂之力。
1953年春，談判瀕於破裂，美方在板門店會場區頻頻製造事端。照片為美方違反協議炮擊會場區後，雙方安全軍官連夜進行聯合調查的現場。我方派出人員全文記錄調查經過。前排埋頭苦幹的第一人為作者，背對相機的是冀朝鑄。
我們的速記人員中也有“高手”，真名是冀朝鑄。冀朝鑄在美國土生土長，還上了美國的名牌大學哈佛大學，英文水平高於他人，速記也學得快，成為會議記錄的中堅。我和他合作時間較長，但說實在的，我只是敲邊鼓而已。
一般我們都能完成任務，但有時冀朝鑄也被難倒。談判順利時，遇有重要發言，美方還會遞交一份發言稿。談判瀕於破裂時，美方代表前來赴會完全是為了應付。
特別是那個後來代表“聯合國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名叫哈利遜的傢伙，有時好像是專門為了“整”我們這些搞記錄的人似的，稿子念得飛快，像連珠炮，根本記不下來。這就苦了我們。這種發言大都在罵人，因此不能向對方索要稿子。我們使出渾身解數，求其逐字。實在搞不出來，就打虛線，以示遺漏。
談判現場
因戰俘問題，雙方立場相去太遠，久拖不決，1952年10月談判無限期休會。代表團緊縮了人員，許多同志撤回國內，但冀朝鑄和我仍留下堅持工作。
由於鬥爭轉到戰場上，又打了那場震撼世界的上甘嶺戰役，美方更是肆無忌憚地在板門店會場區製造事端，破壞中立區協定。為此，雙方安全軍官常常連夜會晤，進行實地調查，以確定美方的責任。
上級指定冀朝鑄和我負責調查過程的英文記錄，工作便由談判帳篷轉到戶外，不分日夜，隨叫隨到。於是，我們頻頻奔波於開城和板門店之間。
那時，開城地區的形勢十分緊張，美方可能進犯，敵特活動也非常猖獗。為防備不測，我們路上還隨身帶了手槍。回到開城，我們同住一間宿舍，一起抓跳蚤，一起躲空襲警報，結下了特殊的戰鬥友誼。
代表團的速記員不僅要負責搞出英文的全文記錄，還常兼管我方正式函件的英文打字。我們用的是一架普通臺式英文打字機，設備不如對方，然而卻要求成品的質量不比美方遜色。這就是說，交給對方的重要信件和發言稿不能出現修改的痕跡，更不要說錯漏。
那時，沒有修正液，更甭提進行文字處理的電腦。打錯了便用硬橡皮擦，擦後紙面粗糙，留下痕跡。因此，為做到紙面整潔，只要出現一個錯字，哪怕是一個字母或一個標點符號，整頁便全部重打。這就苦了我們的“高手”和其他負責打字的同志。停戰協定的英文文本就是本著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用三天三夜完成的。
如此嚴格，並非上級的硬性要求，而是我們給自己定的規矩。就我們看來，交給對方合乎標準的產品，不僅是技術上的較量，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爭一口氣。我們不能丟朝鮮人和中國人的臉！
雖然如此，雙方客觀上仍存在技術差距。有一次收到美方最高司令官的一封來信，拆開一看，吃了一驚，那封信的字體濃重，排列整齊，輕重均勻。我想，美國人真厲害，一封信還送到東京去鉛印。
後來才弄清，那封信是用電動打字機打的。談判後期，美方速記員不再用手記，而是用一架三條腿支著的小型機器來記。手指輕按鍵盤，滾動的紙帶便出現記錄的符號。換人時，把紙條一撕，回去便可回讀，變成文字。我們不知那是何物，便稱之為“速記機”。
未完待續
圖文 / 《外交官 第2輯》
作者 / 楊冠群，曾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常務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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