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蜘蛛和金錢
試論盜竊
——重溫貝卡里亞“盜竊”論
文 | 溫輝
一、偷和竊
“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1]
在孔乙己看來，讀書人的事，不能算偷；讀書人的事，和法律上的偷是有天壤之別的。所以，按孔乙己的說法，如果給孔乙己強加盜竊罪名，那簡直就大逆不道了，因為孔夫子的學生是不可能和偷盜沾上邊的，一旦沾上邊就會有辱聖賢。
國畫 魯迅筆下的孔乙己
當然，這是窮酸書生的歪理；但同時也反映出一個現實，那就是貧困降臨，即便滿腹仁義、張口聖賢的讀書人，也保不準要成為一個“竊書”的賊，無論被喚作“偷”還是“竊”，那概念的偷換隻不過是另一種精神勝利法罷了！
孔乙己，恐怕是現代閱讀史上，最為著名的竊書賊；除此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在寧波天一閣吃棗子充飢的盜書賊薛繼渭，當然，薛繼渭並不是孔乙己那般為了閱讀而偷書，而是為了將天一閣的珍本化作他口袋裡的銀兩，確有天壤之別！
從孔乙己和薛繼渭兩人的行為來理解竊和偷的話，“竊”者令人憐惜、也令人憤慨那個年代想讀書而不得不“竊”的世道，“偷”者則令人氣憤，也更與現代意義上的“盜竊”接近。
二、樑上君子
中國對於小偷，有一種頗為文雅的稱呼，“樑上君子”。在我看來，樑上君子，更多的是形容那種人性本善、卻由於外在因素，導致偷盜行為出現的情形！雖然現在提到樑上君子時，已經與小偷、盜竊沒有區別，但還頗能反映出雅意背後的人性。
在樑上君子的典故里，東漢名臣陳寔也認為樑上君子“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陳寔還分析樑上君子盜竊是“當由貧困”，是因為貧困才產生盜竊的行徑。
風雨天一閣 浙江寧波
英雄所見略同，兩千年前的陳寔對盜竊的產生原因，和兩百餘年前的西方刑法學家貝卡里亞的看法不謀而合：貧困易生盜竊。
當然，盜竊除了因為貧困，文學中還常見那些有“劫富濟貧”英雄夢作怪的俠盜。而今日的樑上君子，已經變成了窗外窺客，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偷兒！也就是現代刑法意義上的盜竊。
三、貝氏悲天憫人的盜竊論
在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2]的“三十、盜竊”一章中，貝卡里亞主要表達瞭如下幾個觀點：1、一般來說，盜竊是產生於貧困和絕望的犯罪；2、盜竊可以分為暴力盜竊和詭計盜竊；3、對於暴力盜竊和詭計盜竊應該以不同的刑罰區別對待；4、不牽涉暴力的盜竊，應處以財產刑，財產刑要求犯人付出的錢數超過了涉案金額；但財產刑並不是最適合非暴力盜竊的刑罰，最適合的非暴力盜竊的刑罰是苦役；5、對於牽涉暴力的盜竊，刑罰應該是身體刑和勞役的結合。
貝卡里亞對於盜竊犯罪，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他認為應當從盜竊發生的本源出發去考慮合適的刑罰，而不是毫不區分實際情形一股腦地對盜竊罪實行財產刑。
貝卡里亞（1738—1794），意大利刑法學家
所以，貝卡里亞提出了正義的刑罰“即在一定的時間內，使罪犯的勞作和人身受到公共社會的奴役，以其自身的完全被動來補償他對社會公約任意的非正義踐踏”，喚作“苦役”。
貝卡里亞對盜竊罪的制度構想，無疑帶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懷！
因為貝氏清楚，倘若對基於貧困，基於貧困而生的絕望進而產生的盜竊犯，卻施之以財產刑，僅能起到懲罰作用，卻不能起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因為當盜竊罪犯被執行完畢財產刑時，他更不可能有能力改變導致他犯罪的貧困狀況；相反，會加劇盜竊者的貧困狀況。如此惡性循環，與刑罰之安定社會的初衷並不吻合。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盜竊罪的最大原因，也正是貧困。因為貧困，所以沒錢享受，進而盜竊求奢華；因為貧困，所以沒錢治病，進而盜竊求健康，等等等等。
筆者代理的多起盜竊案件，其中大部分嫌疑人都是由於貧困而生盜竊，按照現行《刑法》規定，不但要處以自由刑處罰，還要處以財產刑罰金或沒收財產的處罰。他們出獄後，有一部分或許會變得更加貧窮，他們是否會重新走上慣偷的道路？希望不會！
四、轉化型搶劫：“貝氏盜竊兩分論”的影子
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認為，盜竊可以分兩種：一種為暴力盜竊、一種為詭計盜竊（也就是不存在暴力的一般盜竊），我們姑且稱之為“貝氏盜竊兩分論”。
按照貝氏的論述，其實完全可以就盜竊罪設計出完美的現代刑法規定，貝氏的兩分論或許就影響著現代的刑事立法。
[意] 貝卡里亞 著《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我國現行《刑法》中關於盜竊罪的規定，就有“貝氏盜竊兩分論”的影子。
其中最為明顯的，要數我國現行《刑法》第269條對轉化型搶劫的規定，該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也就是按搶劫罪處罰。這種情形，我國刑法理論通常稱之為“轉化型搶劫”或“準搶劫”。
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同樣的“盜竊”金額，暴力盜竊（定搶劫）的量刑幅度較詭計盜竊直接提升一檔，符合“貝氏盜竊兩分論”的不同嚴厲程度處罰理念。
《刑法》對盜竊轉化型搶劫的刑事立法，實際上就屬於貝氏將盜竊區分為暴力盜竊和詭計盜竊的立法例。
然而，我國對盜竊罪進行刑事立法時，是否直接吸收了貝卡里亞的理論，暫不可知，或許只是一種巧合；畢竟貝氏提出此理論已有兩百餘年的歷史，貝氏對於西方的刑事法治思想的確立有重要影響，而中國很有可能是通過對西方國家刑事立法進行借鑑，進而間接受到貝卡里亞理論的影響。欲深究此問，還需要做很多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工作，當然，那也必將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五、建議
從上述古今中外的情形來看，就盜竊罪犯罪誘因這一角度而言，對盜竊罪犯處以財產刑，並不利於從根源上解決盜竊問題。我以為，對於盜竊犯罪，宜僅處以自由刑和責令退繳贓款，實無必要處以罰金財產刑，更無必要處以沒收財產。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地方規定中，考慮到了盜竊中的“貧困”因素，從制度上給予了盜竊者一定的量刑優惠！比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實施細則》（2014年）規定“確因生活所迫、學習、治病急需而盜竊的，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實施細則》（2017）中也規定“確因治病急需或生活所迫而盜竊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上述地方司法規定，意味著規則的制定者，已然清晰地看到了滋生盜竊的重要誘因“貧困”；但遺憾的是，上述地方規則，更多考慮的是量刑的優惠，也就是自由刑的減輕，對於和貧困關聯性更大的財產刑，似乎作用不大。
筆者更希望出現的情形是，在立法層面加大對盜竊罪財產刑的區分對待。
建議將盜竊罪的財產刑，由現階段的“並處罰金”改為“
可以並處罰金”，並在司法解釋中明確“可以並處”“可以不處”罰金的具體情形，而“貧困”因素是其中“可以不處罰金”的重要情形之一。
退而求其次，在立法層面未做修改前，建議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中，能夠吸收上述地方規定中切合實際的做法，把“貧困”因素作為自由刑的重要裁量因素，也作為財產刑的重要裁量因素。貧者幸甚，法治幸甚！
註釋：
[1] 見魯迅著：《魯迅全集》（第一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2018年5月第9次印刷，第166頁。
[2] 本文所用版本為：【意】貝卡里亞 著，黃風 譯《論犯罪與刑罰》，1993年6月第1版，2005年1月第7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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