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
曾經以為這不是問題，所以前篇主要討論了B的定性。看了親們的線上討論，發覺大家對A從手機店老闆手中“當面取物”行為之定性興趣頗濃，一些同仁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鑑於此，筆者嘗試對A行為定性進行分析，提出個人觀點。
本文的另一個難點的成因在於：理論界對於“盜竊罪並不一定需要秘密手段進行”基本已達成共識，所以採取秘密手段並不是盜竊罪的必要條件（詳見《張明楷：盜竊與搶奪的界限》）。這使本題更具迷惑性！
書接上回，上篇文章的案例中，男子A當著手機店老闆的面“取”走手機，他的行為該如何定性？（A為兩人之簡化模型）
本案從監控視頻來看，A在主觀上應存在非法佔有目的，此點無需討論。
我們先在盜竊罪（公開）和搶奪罪之間進行討論。
搶奪，是對物採取暴力行為，將其搶走。
盜竊，是用“平和”的手段，轉移佔有他人財物。
一、搶劫與盜竊的關係
理論界對於二者之間的關係還是有些爭議的。
業界有人認為，在某個維度下，搶奪與盜竊之間並不是排斥關係，而是包含關係。當一個行為不足以構成搶奪罪時，退而求其次，將其評價為盜竊罪。
但筆者對此觀點持保留態度。一般認為，搶奪是對物暴力的行為，盜竊多是以一種平和的手段。筆者認為，“平和”的手段本身也是一種行為特徵，其是與“暴力”方式相併列並排斥的，因此在此視角下，
二者不存在包含關係。當然，二者關係和罪名的認定還是兩個問題。
二、搶奪罪與盜竊罪的核心區別
就此，張明楷教授認為，搶奪罪與盜竊罪之間的核心區別：是否存在暴力行為致人傷亡的可能性。一般認為有兩個條件：
1、被搶奪的財物需與被害人是緊密佔有的狀態。這是一種物與人的距離狀態，簡單來說就是此物需在被害人的身上、肩上、口袋上或其他與身體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物品；（注意：緊密佔有與“一般的佔有狀態”不同，請作區分）
2、行為人使用了非平和手段的暴力搶奪行為。
比如常見的搶奪：飛車黨從行人身邊經過時，將其身上的挎包，直接搶走。首先，挎包是掛在被害人身上的，屬於緊密佔有的狀態；其次，飛車黨拉扯挎包的行為，是暴力行為。在飛車黨拉扯行人挎包這個過程中，就有可能把行人拉倒，造成傷亡。
這就是對物暴力會致人傷亡的情況。
簡化的邏輯判斷分析如下圖：
當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不滿足時，就沒有致人傷亡的可能，就不會構成搶奪，將會被評價為盜竊。
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被害人失去緊密佔有的例子。比如，一個人甲在街邊摔傷了無法行動，手機就掉在不遠處，但無法拿到，這時行為人乙直接將手機撿起逃走。此時，手機已經與甲失去了緊密佔有，無論乙對手機的行為多麼暴力，都無法致甲傷亡。那麼這個乙的行為就應被評價為盜竊而不是搶奪。
第二個，被害人未失去緊密佔有，但行為人採用平和手段的例子。行為人乙扒竊被害人甲口袋中的手機。口袋中的手機並未與甲失去緊密佔有，但乙採取了“特殊的手法”將手機盜走。這種特殊的手法就屬於平和的手段，那麼此時乙的行為也應該被評價為盜竊。
三、迴歸本案
再回到本案中：A拿起手機就跑的行為，肯定是屬於非平和的暴力手段，此處沒有爭議，那麼此時手機與老闆之間是否脫離了緊密佔有，是認定搶奪還是盜竊的關鍵。而對此，張明楷教授並未明確標準並詳細闡述。
筆者認為，此時手機並未與老闆脫離“緊密佔有”。
全文重點來了：
筆者提出觀點認為，本案情形屬於“現場有效控制型緊密佔有”。
“現場有效控制型緊密佔有”是“緊密佔有”的一種形態，應與財物在佔有人身上、肩上、口袋等情形相同。
認定“現場有效控制型緊密佔有”的充分必要條件是：佔有人存在當場奪回財物的可能性。因為如果存在“當場奪回財物”的可能性，便存在“被犯罪行為當場傷害”的可能性。其中，佔有人對物保持“注意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特徵。此外，佔有人離物的距離，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筆者還認為，此種可能性僅要求存在“當場奪回財物的可能”即可，並不要求實際接觸財物、奪回財物或造成佔有人傷害後果。
基於上述觀點，本案中老闆把手機交給A，雖然說手機沒在老闆的手中，但此時老闆與A的距離仍然是非常近的，老闆對手機保持著密切的“注意力”，手機依舊在老闆的控制範圍內。只是趁老闆扭了下臉，A拿著手機就跑。老闆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並採取奪回動作，就是上述判斷的基礎。
因此，我們認為此時手機並未與老闆脫離緊密佔有，同時A又採取了非平和的暴力手段，就存在致使老闆傷亡的可能性。
所以，A的行為可能構成搶奪罪。
關於搶劫罪，筆者認為，A行為並不是對手機店主本人的暴力或威脅，因此不構成搶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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