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同舟共進》2011年第10期
1912年南北雙方在上海舉行議和會議現場
民國不是打出來，而是談出來的、對話對出來的。如果說“剿撫並用、以撫為主”只是傳統的老辦法，那麼，走到對話桌上，以和平談判來解決政治危機，就是前所未有的新辦法，在中國歷史上尚無先例。辛亥時期的民謠《海上光復竹枝詞》反映了當時情景：
議事廳前頗認真，安排西捕闢行人。
同居一國開和議，今日君民勢已均。
但和談也非易事，保皇派、立憲派、革命黨、北洋派……這眾多支流，在一片喧鬧中各有目的卻殊途同歸，最終達成共識，匯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張
在川西華縣，小學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緒帝畫像行三跪九叩大禮，後來又要向著攝政王抱著六歲宣統皇帝的像行同樣的大禮。
1911年11月7日，以翻譯《天演論》而影響了一個時代的留英學生嚴復寫信給莫理循，充滿憂慮地說：
他們（南方革命黨人）允許目前這個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還是乾脆將其廢除代之以中華共和國呢，還是他們相互戰鬥直到最後，而以一箇中國的波拿巴為最終結果呢？現在沒有人敢於預言……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
宣統帝是個幼兒，在清朝隕落的時刻，這是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當時有人提出以孔子後裔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張謇寫信給湯壽潛：
昨有美人詹美生來言：中國今日政體似尚以君主為宜。若不願滿人，何不舉衍聖公，而總理為之辦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與英國公使朱爾典會談後出門，朱爾典追出來，剛接到英國外務大臣的絕密來電，要給他一看，其中說：“當前官、革雙方在保存滿洲朝廷基礎上達成協議……已全無可能，作為此時之解決方案，冊立當代孔子後裔，擁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與日本國公使進行密商。”
極力主張立孔子後裔為帝的是康有為。他在《救亡論》一文中說：“以中國四萬萬人中，誰能具超絕四萬萬人而共敬之地位者，蓋此資格，几几難之，有一人焉，則孔氏之衍聖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體論》中，他提出保留宣統為虛君，各省公推孔氏衍聖公為監國攝政王，“直出上諭，則漢人為主矣。若欲行總統共和，則稱監國總統可也”。
袁世凱對擁立孔子後裔之說斷然否定，“此種荒唐論調實不值一笑；單純可以擁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無從尋覓，容或有之，而廢黜現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結果只是在實質上成為共和政體，且會惹起更多糾紛，無論如何，不能考慮……”黎元洪接受英文《漢口日報》採訪，記者問及康有為，他強調說：“康有為的事業不是我們的。”顯然他不會同意康的這些主張。黃興、孫中山他們不會同意，北洋軍中廖宇春這些人也不贊成。
嚴復的堅持
嚴復作為南下和談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從漢口過江，與當年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黎元洪有過一席談。
北京《京都日報》12月23、25日接連刊登《嚴復與黎元洪之政見》、《唐黎會晤志略》，報道12日他們的師生談。嚴復說中國人民程度不足，實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駁難，由孫發緒代答，“大致謂人民程度不足，由於無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進人民程度，而期漸進於完善。如謂程度不宜於共和，亦未必即宜於立憲。況立憲政體君主萬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榮如此”。嚴復說：“我亦嘗謂萬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頗難為力。”孫說：“此事轉移全在先生，先生為當代大儒，若著書立說啟發國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體，則共和政體自必早慶成立。”嚴復只是說：“謹受教，但鄙人此次南來，總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為者，無不盡力為之。”
嚴復一直堅持國人程度不適合共和，日後甚至提出了一個“共和女性”說，說共和屬於陰類，共字又讀“恭”，恭順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語所訓，“共和”二字，女性最賤，故列於十四等。他認為今日將這個名詞尊為全國名號，豈非大謬。
“民國”、“共和”的強大聲音
在革命黨宣傳下，當時南方輿論幾乎一邊倒地主張共和。
10月28日，蘇州尚未獨立，中學生葉聖陶日記即說：“從此以後……漢族同胞共歌自由，當即有一共和政體之中華民國發現於東半球之東，樂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對記者熱情地談到中國的未來，“描繪了一個以美利堅合眾國為藍本而建立的未來的聯邦共和國”。
在上海等地，許多以民國、共和為名的團體紛紛出現。
不用說革命黨人，不僅張謇、湯壽潛、程德全、趙鳳昌這些立憲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更不要說年輕一輩的孟森、雷奮、楊廷棟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寧波路牆上撕下的紙條寫著：“走狗唐紹儀膽敢來滬議和，一定將他打死，反對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該殺。”巡捕在山東路上也發現類似的紙條。唐紹儀對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憂慮者，在於各省對和談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來，本人已接到恫嚇信數封”。
參與和議的北方代表馮耿光回憶，從武漢到上海，下船以後，“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挾，硬說‘北方代表都是宗社黨，不要輕易放過他們’。代表們怕事，就紛紛躲避了”。
紫禁城的觀點變化
12月20日，凌盛儀在湖南聽說，隆裕太后想要帶著溥儀出奔，“無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這只是傳聞，但當時確有人為溥儀避難聯繫過美國使館。在袁世凱進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請求在美國公使館避難，11月10日，北京方面給諾克斯電報，主張允許請求。當日，諾克斯回電，如果其他公使館不反對，他同意“暫時避難，如果為了保護無辜的生命這是必要的話”。
當年回國考取翰林院編修的留學生葉可梁，也從非正式渠道獲得了美國使館的同意：
武昌起義後月餘……我與義理壽聯繫過兩次，十餘日後彼告我謂美使館已答應讓出二等秘書宿舍給溥儀使用，並計劃由天安門挖一地道直通東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凱的耳目。
後來，當袁世凱大權已握，與內閣大臣聯名上奏，要求順應民心改定共和政體時，紫禁城再次經歷痛楚。按有人代筆寫溥儀寫回憶《我的前半生》，是一份密奏嚇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這個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訴我的那次與袁會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為什麼聽了袁世凱的話就嚇得魂不附體，以至袁世凱退下去之後還哭個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讓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過於這幾句：“萬眾之心，堅持共和，別無他議。”“海軍盡叛，天險已無，何能悉以六鎮諸軍，防衛京津？”“雖效周室之播遷，已無相容之地。”“東西友邦，有從事調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爭持，則難免無不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
這段寫的過於誇張，因為隆裕太后根本就沒讀過法蘭西革命之史。
和談代表唐紹儀的窘境與功績
12月6日，袁世凱在逼攝政王退位後獨掌大權。整個朝廷的重心發生傾斜，戰與和、退還是不退的主導權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決定派唐紹儀南下議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電內田說，自決定派唐為代表南下議和以來，對袁世凱的意向，外間傳說紛紜。“聞昨日（清國）陸軍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將秘密透露雲：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則乾坤一擲，斷然廢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體；或則效法羅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榮而置於虛位，不使其干預一切國政，二者必擇其一，袁世凱對此已有所準備”。他將這些問題當面問袁，並說如果袁主張君主立憲，日本必儘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終主張君主立憲。11月23日，羅癭公寫信向梁啟超報告與袁世凱面談的情況，袁說“我主張系君主立憲共和政體”——這首次出現的新名詞，將君主立憲與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對汪榮寶等資政院議員闡述自己主張君主立憲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給唐紹儀的方案“二十二條”，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憲制，而是“君主共和立憲制”，這是袁與外交團商定的：
大清帝國改號中華聯邦共和國；皇帝改為國王；各省改為中華聯邦，組織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選舉議員組織上、下兩院，公選大總統以為行政機關；行政之權統歸大總統統攬，國王處憲法上之特別地位，不得干預政事；國王例為世襲，但大總統以四年為任期……司法機關為獨立，歸裁判所管轄……
當時，《申報》、《民立報》等報紙都曾刊登。這個獨特設計在世界各國不曾有過先例。袁以為南方會同意這個方案。不料唐紹儀一到武昌，黎元洪他們提出的四點建議就是：推翻滿清、優待皇室、厚待滿人、統一各省。唐紹儀到上海，發現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他也沒有將這個方案拿出來討論。
12月20日，唐紹儀與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開談。伍廷芳說：“我初亦以為中國應君主立憲，共和立憲尚未及時。唯今中國情形，與前大異，今日中國人之程度，可以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獨留學生為然，即如老師宿儒，素以頑固稱者，亦眾口一詞，問其原因，則言可以立憲，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選舉大總統耳……將來滿人亦可被舉為大總統，是滿人何損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須完全成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凱致電唐紹儀：“近日體察各國情形，皆不贊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對，如再相持，人必干預，大局益危，亟宜從速自家解決，冀免分裂，況十九信條已具共和性質，君主民主兩相維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見，空爭名義……”
唐紹儀南下前夕公開表示，政體改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義當保存，若革命軍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罷議。他內心卻是主張共和的，隨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榮回憶，船至南京下關，他與江蘇都督程德全密談許久，所談內容雖不知，但看他們親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榮寫信給朋友：“此次會議，原為南方主共和政體，北方主君主立憲，故要開會彼此商討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們的北方代表未到開會地點，在船上業已主張共和，這會還開個什麼勁！”
12月20日，第二次開議時，唐紹儀說：“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向……共和立憲，萬眾一心，我等漢人，無不贊成。不過宜籌一善法，使和平解決，免致清廷橫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於君，我在美國留學，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達到之辦法而已。”次日，他電致北京內閣，如不承認共和，無從開議。
12月29日，南下和議代表之一許鼎霖給趙爾巽寫信：“此次議和，實誤於唐大臣過於膽怯。兩次開議，皆存逆來順受之心，是以革黨得步進步，不至共和不已。”他還在資政院指斥唐紹儀，“何謂議和，直是送禮而已”。惲毓鼎甚至在日記中寫下“唐紹怡之通匪賣國，令人髮指”。
而英文《大陸報》記者筆下的唐紹儀，“他冷靜、充滿人性、和藹可親，易於接近。當他被任命為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出席和平會議時，革命人士感到很高興，他們認為唐紹儀是一個具有開明觀點的、通情達理的、並非對革命毫無同情心的人”。
雙方各有目的，終於殊途同歸
其實不是唐紹儀軟弱，關鍵還在袁世凱的態度。這一點，12月20日第二次開議時，唐紹儀就已說破：
黃興有電致袁內閣雲：若能贊成共和，必可舉為總統。此電由汪君轉楊度代達袁氏，袁氏謂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是袁氏亦贊成，不過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隨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範靜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協會歡迎宴會上說，“北方亦多贊成共和，項城尤為贊成共和。唯一國總不能有兩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會要以北京為宜，並說明種種理由”。
莫理循多次對人說：“袁知道唐持有共和黨人的觀點”，“袁世凱派唐去上海時完全清楚唐的意圖，我對這點從沒有過任何懷疑。”1912年1月24日，他寫信給威·伍·柔克義說：“12月裡，我有幾天呆在上海，那時唐紹儀宣稱他堅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凱知道並准許他這樣講的。”
袁世凱未必有什麼共和的信仰，但對清廷不放心則是確實的。美國駐華代辦威廉斯記錄，10月15日，袁即派親信密訪美國駐北京公使館，告訴美國外交官：“袁將到京，不久我們會有一個共和國，袁且為總統。”
這是個十分重要的記錄，袁從一開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實只有一條，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惡名。
在唐紹儀之外，北洋軍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於袁世凱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機，否則很難理解廖如此大膽。廖宇春在秘密和談時說：“中國人民無愛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統無血族之關係，一由君主無愛戴之價值。今民軍進種族革命，而為政治革命，用意極為正大。”並直言不願為清帝而戰，只要袁世凱做總統。
雙方之所以順利達成協議，是因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標：對南軍而言，要的是共和政體；對北軍而言，要的是袁世凱為總統。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給布拉姆寫信：“我相信一定會出現一個民國，而袁世凱只要在此期間不被炸死，會成為民國的第一任總統。”“我見到袁世凱時，他小聲對我耳語：‘再加些壓力，朝廷就垮臺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將領聯名電奏速定共和。
共識形成，塵埃落定，清朝的命運決定了——退位是唯一體面的方式。
共識下的雙贏、多贏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變革，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派（後來發展為北洋軍閥），以國內的張謇、國外的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這三種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組織軍隊，或倡導改革與實業救國，但最終殊途同歸，走到了一條道上。袁世凱代表的是實用，選擇的是出將入相之路；張謇、梁啟超們所選擇的是穩健；孫中山則是激進。激進、穩健和實用這三者間看似沒有共同點，很難找到共識的“最大公約數”，但武昌首義打響的這一槍，引發的不是一場無限革命，而是一場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終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深層結構，沒有把社會翻個底朝天，更沒有觸動基本的儒家文化價值，它是相對節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戰爭即告終——這樣一個有限目標，只是要把帝國變成民國，把王朝變成共和。它只是一場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達成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因此他們得以坐下來，和平談判，彼此妥協、退讓、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贏，也不是哪一派全輸。這樣的方式付出的社會代價最輕，成本最低。但我們往往不願意這樣解決問題，中國歷史向來有暴力邏輯，我們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開了一個好的先例。這個先例應當成為後世的一個傳統。後人應當懂得並記得：達成共識的民智基礎在任何時代都存在，關鍵在於時勢，在於選擇；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顯得榮耀，因為它珍惜人的生命。
閱讀更多 滿族文化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