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封丘县境内各色顽杂武装蜂起。当时比较有名的有吕如珂、任义之、高子白、李兴顺、孙宝光、赵振庭等十多股。他们打着抗日救亡的幌子，招募四乡灾民，网罗散兵游勇，勒索民间枪支，扩充实力，各据一方，称王称霸，五里一头目，十里一司令。他们有的与国民党军挂钩，有的和日军汉奸通气，勾心斗角，恃强凌弱，鲸吞蚕食，互相倾轧。
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杀火并，强存弱亡。剩下挂着国民党招牌的有邵鸿基、王国然、赵振庭等股；挑着日伪旗号的，县东有刘凤桐，县西有李兴顺，县南有赵全彬，县北有赵甫臣。人民群众对投靠日寇，为虎作伥的四个汉奸称为“四霸天”，而刘凤桐则是其中势力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
流氓兵痞，乘机崛起
刘凤桐，字庭梧，1905年生于封丘县留光集一个贫农家中。父亲是个流浪汉，不顾妻儿死活。从小刘母便带着他外出讨荒要饭。后来，为生计所迫，刘母带着刘凤桐改嫁开封南关槐树院一个小商人。刘凤桐稍长，不愿随继父生活，遂跑回老家，流浪街头。
1924年，刘凤桐离开家乡，投奔军阀孙殿英部当了一名勤务兵。1926年，因盗窃军饷，被重打四十军棍，赶出军营。待棒疮痊愈后，他又投奔韩复渠当兵。1929年5月，韩部在洛阳一带叛冯倒戈，旋被庞炳勋部击溃于巩县。刘凤桐乃脱离韩部，到国民党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当了个班长。卢沟桥事变后，冯部从华北前线溃退，刘乘机逃回家中，在留光集以炸卖枣糕为生。
卢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此时，县东小寨村高子白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刘凤桐以同乡关系到高子白部捞了一个班长职务。1938年5月5日，高子白率部在留光集与后寨间伏击日军，素无作战经验的高子白，陷入日军的火力网，仰仗刘凤桐相救脱险。刘凤桐因此得到高子白的信任，被提升为大队长。接着，他积极协助高子白招兵买马，勒索枪支，该部很快发展到四百人。
利用矛盾，第一次争取
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日。侵占开封、长垣、封丘一带的日伪军，一面加紧四出“扫荡”，血腥镇压抗日军民；一面通过汉奸走狗，施展其诱降伎俩。1939年3月，日伪第五绥靖公署主任胡毓坤派上官武到封丘县，对土顽头目吕如珂组织的“别动纵队”进行诱降活动。吕如珂约请任义之、高子白、李兴顺（李二天）等头目在县东潘店乡黑岗村开会商讨投日事宜。
这一叛国投敌行为，遭到官兵的激烈反对。高子白、刘凤桐当场将汉奸上官武抓捕，会议在骚乱中散场。驻县城的日本侵略军对此进行报复，将吕如珂部围歼于王卢集，将高子白家中的二十一间房屋烧光，并捕杀了任义之。李兴顺率部西撤至原武一带。高子白、刘凤桐何去何从，举棋不定。
8月间，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派张惠民（又名张欣如，中共党员）、梁一鸣到留光集，对高子白、刘凤桐进行争取。中共直南特委还命在长垣县民军任政训处长的杨锐（中共党员）与高、刘密谈，指出干杂牌军没有出路，当汉奸终无好下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战队伍。他们还把《论持久战》、《唯物史观》、《游击战术》等油印小册子送给高子白、刘凤桐及团副黄秉鉴等人，终于说服了高、刘归向冀鲁豫支队。当时冀鲁豫支队有三个大队，高、刘的武装编为特务大队，刘凤桐任大队长，高子白到参谋处工作。
反复无常，叛国投敌
刘凤桐到冀鲁豫支队不久，盘踞在濮阳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丁树本部，仰仗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作后盾，向冀鲁豫支队挑起磨擦。在一次讨逆战斗中，刘凤桐颈部挂彩，思想动摇。加之他平素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纪律约束和过艰苦生活，便以回家扩充兵力为借口脱离部队。高子白、黄秉鉴也先后回到封丘。
刘凤桐回到留光集后，因尹箴如告密被日军抓获，解押于开封日军宪兵司令部。经留光集伪保长邓振朝从中斡旋，刘凤桐被委任为伪封丘县三、四区自卫团长，从而投降日寇。后来黄秉鉴被暗杀，高子白到长垣县杂牌军阎鸿玉部落脚。
刘凤桐降日后，招集旧部逃回人员数十名盘踞留光集。当时黄河东岸杂牌军郭百里部发生内讧，其小队长王殿元（封丘县大岸村人）拉出六十余人枪，欲投靠旧友高子白。刘凤桐趁其新来乍到，不明真相之机，派邓玉昆利用亲戚关系说服王殿元与刘凤桐合了伙。当王殿元摸清刘凤桐已充当日本汉奸的底细后，颇为恼火，要舍弃刘凤桐自立门户。刘凤桐先发制人，将王殿元枪杀，王所属人枪为刘凤桐所得。
高子白获悉刘凤桐杀害王殿元后，气愤异常，遂于1941年8月9日夜联合阎鸿玉部突袭留光集。双方混战到天明，刘凤桐向驻封日伪军乞援，日伪军立即出动装甲车两辆、坦克车一辆，猛攻设在后寨的高子白指挥部，高、阎乃率部撤走。从此，高子白与刘凤桐成了仇敌。
深人虎穴，第二次争取
中共长垣县河西工委书记许荫森，将刘凤桐回封丘县后的情况向冀鲁豫二地委作了汇报，拟趁其羽翼未丰，再次进行争取。地委书记赵紫阳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一封信交给许荫森，叫他派人送给刘凤桐，并要个回信以观察刘的态度。许荫森来到杏园村召开长封区委会议，研究送信的人选和方法。素以有胆略著称的区委委员赵相臣，自告奋勇接受了送信的任务。
赵相臣到了留光集，为岗哨所阻，要代为传递。赵强调此信关系重大，坚持必须面交。经几番交涉，才由卫兵引入刘凤桐住处。刘首先盘问信的由来。赵侃侃而答：“我正在地里干活，碰到几个人，叫我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他们给了我些跑路钱。”刘凤桐识字不多，让参谋读过后，装入衣袋内。
杨得志的信主要是希望刘凤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继续参加抗日，早日归队。
赵相臣再三催要回信，刘授意参谋写了个收到条交赵带回。
工委为摸清刘凤桐的态度，确定由宋静溪出面推荐罗青雅（中共党员）去刘凤桐部。宋静溪为长垣县后大郭村人，当地教育界知名人士，曾被吕如珂部聘为政治部主任，协助该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吕如珂成立“别动纵队”时，高子白任纵队第二团团长，刘凤桐当时在二团当大队长，故与宋相识。吕如珂部瓦解后，宋归家闲居。
罗青雅持宋的推荐信前往，却遭到刘凤桐拒绝。从此，刘凤桐在反动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了。
吸民膏血，东山再起
刘凤桐降日后，暗结邵鸿基，钩挂双方，更加肆无忌惮。刘凤桐为了招兵买枪，采用了谢锡三的“赶鸡上架，引猴钻圈”办法，以伪三、四区自卫团长身份，强行按保摊派，每三十亩地一支枪，五百亩地一个兵，并公开叫嚷：“老百姓地里打一斗，我征收二斗，看你们当兵不当兵。”这样到1944年，刘凤桐的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划分为四个大队，每大队辖四个中队，每中队一百二十六人。每个中队配备步枪九十支，轻机枪九挺，掷弹筒一个，卡宾枪九支，匣枪六支。另有一个特务大队，下设有特务连、重机枪连、骑兵连、迫击炮连，共有迫击炮八门，重机枪七挺，马一百五十匹。团设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处等，刘凤桐羽翼渐丰。
邵鸿基派监军驻刘凤桐处，制订了“严防赤化”的措施，各险区要道，增岗加哨，严密盘查。凡有八路军嫌疑的，即抓捕审讯，任意杀害。纸坊村农民夏黑孬、张抓钩二人去留光赶集，只因被搜出身上带了几张冀南票（边区纸币），便以通八路的罪名处死。大李庄中共党员王振生被抓后，遭严刑逼讯。查抄中共长封区委驻地杏园村十户八路军的家，财物抢劫一空，房屋拆掉修炮楼。刘还以“逃兵”、“抗差”等罪名杀害了不少无辜群众。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告。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发七道进军命令。各解放区开始了对日军的大反攻。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南、北、中三路军。中路军由宋任穷、杨勇、苏振华直接指挥，于8月18日挺进原、延、封等县。在攻克封丘县城后，于26日围歼了盘踞留光集的刘凤桐部。由于刘的士兵多系强迫入伍，枪声一响，即四散奔逃，枪支、手榴弹扔的遍地皆是。刘凤桐和几名亲信混入人群逃往开封，其经营数年之久的自卫团土崩瓦解。
仁至义尽，第三次争取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于1945年9月中旬，派省保安五、六团进占封丘县城，并任命张延龄为县长，恢复乡镇保甲制，修筑城垣、中心寨和碉堡，为打内战做准备。中共封丘县委、县民主政府北撤至卫南县牛屯一带。1946年春，国民党军孙震部进驻封丘县，并相继占领了长垣、滑县。原已被人民军队摧垮的王国然、李兴顺等顽杂纷纷卷土重来。刘凤桐也乘机潜回留光集，纠集旧部七八十人，妄图死灰复燃。
中共冀鲁豫四分区敌工部，获悉刘凤桐潜回留光集重操旧业后，立即派中共党员范东华（封丘县小里薛村人）、李新华（封丘县杏园村人），前往留光集，找到刘凤桐，向他表明人民政府的态度。指出：只有回首向善，立功赎罪，才有光明的出路；否则必将自食恶果。刘凤桐虽当面表示愿意接受人民政府的挽救，收集残部举义，但随后又发生动摇。
1947年，封丘县第二次解放，随后轰轰烈烈的肃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刘凤桐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匆匆跑到冀鲁豫四专署，找到张欣如，向张求救。张欣如指出：你应当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求得宽大处理，不然，别无出路。刘凤桐自知罪孽深重，难容于人民，便化装逃往辽宁省，混入辽阳化工厂，隐姓埋名，当了一名工人。
法网恢恢，罪有应得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刘凤桐被人民群众揭发检举出来，封丘县人民政府将他抓获归案，依法判处死刑。行刑前，县公安局副局长赵相臣问他：“几次挽救你，总是执迷不悟，实在是自绝于人民，你还有什么话说？”刘凤桐俯首叹道：“我错了，我的路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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