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皇后區的漢娜·加維奧斯。
卡拉·斯特凡尼亞克(Carla Stefaniak)的做法都“正確”，她最要好的朋友說。
去年11月，在赴哥斯達黎加慶祝36歲生日的5天假期期間，擁有委內瑞拉和美國雙重國籍的斯特凡尼亞克從愛彼迎(Airbnb)上選擇了機場附近一棟有圍牆的別墅。別墅有保安。位於安全社區。她也設法保證在天黑之前回到住的地方。
在即將飛回佛羅里達的前一天晚上，她在FaceTime應用上與最要好的朋友勞拉·傑米(Laura Jaime)通了視頻電話。她顯擺了在當地市場買的鉤編耳墜，帶朋友視頻遊覽了一番她住的別墅。兩位好友計劃次日見面，屆時傑米將在勞德代爾堡-好萊塢國際機場(Fort Lauderdale-Hollywood International Airport)接她。
但11月28日，斯特凡尼亞克沒有登上她回國的航班。
在她們的通話中，斯特凡尼亞克曾說了句令人不解的話。她說感覺情況有些“不對勁”，但沒細說。
“卡拉那天晚上8點20分是意識到了有些不對勁，”傑米說。“有時候我們會為自己的直覺辯解。但當有什麼東西被觸發，我們的直覺認為有些事兒不對勁時，你不得不留意。”
一週後，人們找到了斯特凡尼亞克被殘殺後的屍體，屍體用塑料包裹著，半埋在她租住的愛彼迎附近坡地上的樹林裡。哥斯達黎加警方逮捕了與殺人案有關的該別墅保安。
近期媒體上有關獨自出遊的女性遭受致命暴力的大字標題引來一些問題：這個世界對有數字為證的女性獨自旅行者人數的上升如何反應？社交媒體在宣傳遙遠的地方很容易去而且安全的觀念上，起了什麼作用？
這些暴力案件也揭示了世界範圍內性別暴力的持久性，暴露了外國獨身旅行者的文化與社會期待並不總是與當地人對女性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相符——以及她究竟是否應該旅行的問題。
每年有無數女性出國旅行而沒有出現意外。許多女性在旅行期間遭受過噓聲及種種其他形式的騷擾；有色人種女性寫過因自己的種族在國外不被理會或被忽視的經歷。雖然針對男性遊客的暴力同樣令人震驚，但女性獨身旅行者的恐怖經歷仍能令人毛骨悚然。
毫無疑問，女性在獨自旅行時會面臨特有的風險，專家們說。
“我們有證據顯示，女性在公共場所、家中以及她們可能在的地方都面臨著男性所沒有的風險，”聯合國婦女署執行主任普姆齊萊·姆蘭博-恩格庫卡(Phumzile Mlambo-Ngcuka)說，該組織致力於促進女性平等。越來越多地，“她們可能在的地方”包括獨自在外國。
勞拉·傑米展示最好的朋友卡拉·斯特凡尼亞克的照片，後者在哥斯達黎加遇害。
在遭到襲擊後，加維奧斯不得不重新學習走路。她說不想讓自己的經歷嚇退那些想要獨自旅行的女性。
但姆蘭博-恩格庫卡說，針對女性遊客的暴力是世界各地針對女性暴力的普遍情況的組成部分。專家指出，暴力事件也可能在法國、意大利和德國這些富裕的西方國家發生，與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可能性差不多。
“社區、公共和私有場所這類針對女性的暴力，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與潛在的性別刻板印象、社會規範、人們認為自己有權得到的東西，以及父權制度有關係，”姆蘭博-恩格庫卡說。
早在英國開路先鋒弗雷婭·史塔克(Freya Stark)前往土耳其和中東不好女客的地區之前，也在愛爾蘭旅行作家戴芙拉·墨菲(Dervla Murphy)騎自行車周遊世界之前，女性都一直是探險者，無論是在壯觀層面還是在個人層面。
如今，女性消費能力的提高讓她們有錢做更多休閒和探險旅行。西方對誰能獨自旅行的態度轉變進一步推進了一個正在增長的行業。社交媒體也起著巨大的作用，向人們展示著遙遠國度的溫馨感受。瀏覽一下Instagram上諸如“環遊過世界的女性”(#LadiesGoneGlobal)、“我們是愛旅行的女生”(#WeAreTravelGirls)以及“旅行女性”(#TheTravelWomen)這些話題標籤，就能看到數百萬照片，展示著女性在亮閃閃的海灘擺拍、在山間跋涉、在鵝卵石街道上漫步，這是一種集體的、令人夢寐以求的誘惑。
但一些女性卻在國外旅行時發現了恐怖，比如皇后區26歲的漢娜·加維奧斯(Hannah Gavios)。
加維奧斯在上大學時通過短期海外課程發現了自己對獨自旅行的熱愛。“我覺得它能給我以自己想要的方式體驗當地文化的奢華，也讓我能夠描繪我自己的經歷，”她說。
大學畢業後，她獨自到東南亞去旅行，2016年，她利用在越南教英語休假期間去了泰國。一天晚上，她在以海灘聞名、深受年輕遊客喜愛的甲米吃完晚飯後正獨自行走，一名當地男子主動提出給她帶路回酒店。
她說，因為害怕迷路，所以就跟他走了。但就在她感到越來越不對勁時，他動手了。
加維奧斯拼命逃脫，從懸崖上摔了下來，脊椎骨折。她無助地躺在地上，躺了11個小時，其間那名男子對她實施了性侵犯。
天亮時，他離開了——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帶著幫忙的人回來了。
加維奧斯住了好幾個月的醫院，先是在泰國，後來在紐約，她不得不在柺杖和定製的腿部支架的幫助下再次學習走路。襲擊她的人最終被逮捕並被判處五年監禁。
斯特凡尼亞克失蹤的那周，她的朋友和家人趕緊向哥斯達黎加當局報警。他們在Facebook上組織了名為“尋找卡拉”的運動。美國國務院很快介入，聯邦調查局向當地官員施壓。
當她的屍體在別墅附近找到時，她的親屬徹底被擊垮了。
她最要好的朋友傑米說，該國當局本應做更多的工作，讓女性知道在該國面臨的風險。“他們有責任告訴遊客所有的風險，但他們沒有這麼做，”她說。
斯特凡尼亞克是三個月來在哥斯達黎加遇害的第三名外國女性。但該國也在努力解決一個更深層次、更系統的問題，那就是對本國女性的暴力行為。這些女性沒有有助於激起國務院或聯邦調查局等機構出面維護其權益的美國護照。
2018年1月至8月，該國至少有14名女性在基於性別的暴力中喪生。去年9月，哥斯達黎加政府宣佈，針對女性的暴力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
該國政府部門國家女性研究所在一份聲明中引用用去年夏天外國人被殺的事情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面對的事實是，除了可能有損國家形象外，它們還是暴力侵害女性行為嚴重狀況的鮮明例子，該狀況在殺害女性方面表現得最為殘酷。”
儘管如此，哥斯達黎加仍被認為是中美洲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尤其是對遊客而言，該國的謀殺率低於許多鄰國。該國官員說，他們在打擊基於性別的暴力方面已取得了進展。
經驗豐富的獨自旅行者說，有所準備是將風險降到最低的關鍵。
對於29歲的卡西·迪佩科爾(Cassie DePecol)來說，獨自旅行意味著要準備好一長串的預防措施。迪佩科爾在2017年創造了一項吉尼斯世界紀錄，成為有據可查的首位到過所有國家的女性。這位康涅狄格州出生的活躍分子練習以色列自衛技術近身格鬥(Krav Maga)。她還隨身攜帶一個GPS跟蹤器。總是確保隨時有人知道她在哪裡。
“有些做法聽起來可能有點極端，”她說。“但我把獨自在196個國家安全旅行歸功於這些具體的做法。”
迪佩科爾說，基於性別的暴力對喜歡旅行的女性來說，是一個不幸的現實。
“我們獨自一人或在公共場合時，需要時刻提防遭到襲擊，這種意識在男性身上是不必有的，”她說。
34歲的傑西卡·納邦戈(Jessica Nabongo)給自己定的任務是成為首位到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黑人女性。她出生在底特律，迄今已去過158個國家，其中54個是獨自去的。她希望能在今年10月完成自己的旅行任務。
納邦戈定的任務是成為首位到過所有國家的黑人女性。她說，在獨自旅行時，必須應對完全不同層面的安全擔憂。
她的安全指南包括儘可能住在有24小時保安的酒店。如果住愛彼迎的話，房東必須是獲得一致好評的，並達到了“超級房東”的級別。她打優步(Uber)，這樣就能追蹤到她的位置。
大多數新聞標題愛突出強調年輕、白種或西方受害者的經歷，部分原因是缺乏關於獨自旅行的有色人種女性遭受暴力經歷的公開數據。但納邦戈指出，作為一名獨自旅行的黑人女性，她必須應對另一個完全不同層面的安全擔憂、焦慮和恐懼。
“在我去過的許多歐洲城市，比如巴塞羅那、馬德里、羅馬和米蘭，有色人種女性面臨的危險更大，因為很多人認為我們是妓女，”她說。“我總擔心，如果我在歐洲的某個城市發生了什麼事，沒人會在乎。比如我可能會尖叫著跑在意大利的大街上，但旁觀者不會在乎，因為我是黑人。”
為了幫助彼此安全地穿越世界，女性建立了自己的在線社區。
黛安娜爾·裡弗斯-米切爾(Dianelle Rivers-Mitchell)創辦了“黑人女生也旅行”(Black Girls Travel Too)公司，來協調組團旅遊，為一個不斷增長的市場提供服務。在她公司的Facebook網頁上，數千名女性分享在哪裡住宿、吃飯和參觀的建議，並討論有關安全的問題。
“我們是彼此的看守人，特別是在旅行時，”裡弗斯-米切爾說。
應用程序為女性獨自旅行提供了另一個層面的支持。像Chirpey、RedZone、MayDay、Tripwhistle和Noonlight這樣的免費應用讓女性可以標示事件和危險區域，並聯系當地執法部門。
即使做了最好的準備，旅途中也可能出狀況。
莫斯科出生的瓦西莉薩·科瑪洛娃(Vasilisa Komarova)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鐵幕後長大的。她讀了法律，搬到了倫敦，學習了英語，成了一名英國公民。但她夢想著去更廣闊的世界旅行。
2016年，35歲的她開始騎摩托車獨自穿越美洲。
她去了古巴，並在阿塔卡馬沙漠和智利的巴塔哥尼亞度過了一段時間。她與其他摩托車手建立了聯繫，打過零工，比如在一家自行車店，或健身訓練方面的工作。她在實現自己的夢想，並用Instagram上的照片和Facebook上的帖子來記錄這一切。
有那麼一天，一切都改變了。
“那次襲擊、那個整個過程讓我崩潰，”科瑪洛娃說。“但我必須在我的內心深處找到力量。”
“在某個時刻，也許是因為我遇到的每個人都很友好，我覺得，自己有點放鬆了警惕，”她說。
2017年6月4日，當她在玻利維亞北部一個人們告訴她很安全的地方露營時，三名手持砍刀的男人把她從帳篷裡拖了出來。他們毆打她，導致她的胳膊三處脫臼。其中兩人把她按在地上，讓另一個人強姦了她。然後他們弄壞了她的摩托車，偷走了她的東西，還在她的帳篷上撒了尿，然後揚長而去，不管她是死是活。
因為害怕他們再會回來，科瑪洛娃靜靜地躺了一夜。當太陽昇起時，她用自己的筆記本計算機求救，襲擊她的人漏掉了這個計算機。
但她說，接下來是一段有罪不罰的經歷。
當局不想帶她去看醫生；醫生不想給她治傷，因為她付不起錢。
“只有到俄羅斯大使館介入後，警方才開始重視這件事，”科瑪洛娃說。
在英國大使館的幫助下，科瑪洛娃與一名權益倡導者取得了聯繫。該人幫助她提起刑事訴訟，開始了一場與襲擊者的法律鬥爭。
科瑪洛娃說，她知道自己必須成為自己最大的倡導者；她不能在正義沒有得到某種形式伸張的情況下繼續旅行或回家。但她說，面對地方官僚和腐敗，這是一場艱苦的鬥爭。
“那次襲擊、那個整個過程讓我崩潰，”科瑪洛娃說。“但我必須在我的內心深處找到力量。”
一年後，法院判襲擊者共計42年監禁，她旁聽了判決。
11月，科瑪洛娃騎著摩托車離開玻利維亞。她承認，離開後的第一天晚上把帳篷搭起來時，她很害怕。但她沒有放棄接下來的行程，並希望其他女性去旅行，但要保持警惕——永遠保持警惕。
“我的警惕性現在很高，”科瑪洛娃在厄瓜多爾通過Skype說。“人們並不總是值得我懷疑，但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我不得不這樣做。”
至於加維奧斯，她仍然處於半癱瘓的狀態，但那次襲擊發生後，她成為了一名瑜伽教練，並且學習了以色列近身格鬥術。去年秋天，她拄著柺杖完成了紐約市馬拉松。
“這並沒有阻止我繼續前進或獨自旅行，”她說。“我不覺得自己被打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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