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查爾斯·帕金斯中心的瑪麗·卡羅爾教授（右）領著研究志願者做拉伸。
如果你要穿著袋鼠圖案睡衣，跨越多個時區，飛行近20個小時，生物鐘被破壞，顛簸著睡睡醒醒，那你在服藥方面要小心些。在太平洋上空4萬英尺的一個金屬管子裡發瘋可不是什麼好事。另一方面，搭乘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長的民航班機，令你有理由懷疑自己陷入了時空連續體的裂縫。
上個月，我乘上澳洲航空公司(Qantas)首次開啟的從紐約直飛悉尼的航班，起飛大約6個小時後，我的感覺就是如此。那是紐約時間凌晨3點，到了這個由航空公司創建的小小高檔難民營裡，就成了一個不可忍受的時刻。我一直飽受鼻塞之苦，是那種在鼻竇周圍移動，然後造成耳道感染的鼻塞。雖然我已經沒有傳染性，但會在未來給聽力造成一些問題。網絡也沒給我帶來什麼好消息。一個網站說：“帶著耳道感染飛行，並不一定會導致鼓膜破裂。”
基本上，我從下午三點左右就開始服用抗鼻塞藥物。我感覺自己就像一部關於1970年代時報廣場的電視劇裡的癮君子，緊張、流汗、語無倫次，同時被無法活動帶來的疼痛、僵硬的感覺困擾。飛機很快就要熄燈了，這是航空公司計劃的下一個集體活動（睡覺）的一部分，我可能會犯我成年以來最嚴重的用藥錯誤。但那還是後來的事。
媒體人士和一些澳航的常客在肯尼迪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你看，大家都是想避免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轉機
自打有飛行以來，航空業就一直在開拓新的疆域。1927年，查爾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第一次獨自飛越大西洋。1976年，協和式飛機表明，以兩倍於音速的速度載著付費乘客環遊世界是可能的，儘管到頭來可能並不明智。長途飛行曾經意味著噪音和暈機的折磨，現在變成了平靜和奢侈的綠洲，至少對那些幸運到買得起高級座位的人來說是這樣。
現在，澳航計劃提供悉尼和紐約之間的直達航班，飛行時間將接近20個小時，甚至比目前記錄中最長的航程還要長——新加坡航空從新加坡到紐瓦克航班的飛行時間不到19個小時。
對澳航來說，這條新航線將把從紐約至悉尼的常規航線縮短約3個小時，而且無需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這個地獄般的地方轉機。這本身就值得慶祝。用澳航首席執行官艾倫·喬伊斯(Alan Joyce)的話來說:“那些經歷過洛杉磯的人知道有多痛苦。”
該航空公司希望在未來幾年內提供商業航班，但目前仍處於試驗階段。10月18日，三架試驗航班中的第一架起飛，機上共有49人，其中包括一些澳航員工、六名常客和一群嘰嘰喳呱的記者。我們會補償碳排放，澳航承諾，而且直飛實際上會比中途轉機的航班使用更少的燃料。“這對澳航、澳大利亞航空和世界航空來說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機上的首席飛行員肖恩·戈爾丁(Sean Golding)說。
沒出息的人才睡覺
我碰巧喜歡長途旅行。我喜歡澳大利亞。沒有人比我更興奮了，因為這樣我就有機會在沒有Wi-Fi的商務艙裡坐很長一段時間，看幾十部在家裡絕對不會花錢看的電影和電視劇，我才不怕時差！沒出息的人才睡覺。儘管如此，從參與式新聞的角度來看，“研究飛行”的概念仍然令人不安。如果研究結果是飛機未能到達目的地怎麼辦？我對未來的航空旅行事業並沒有那麼強的奉獻精神。
但是需要研究的問題不在於飛機——這是一架全新的波音787-9夢想客機，剛從西雅圖的裝配線上下來，還帶著新飛機的味道，座椅還沒有人坐過——而是在於乘客。這麼長時間的飛行會對我們的睡眠、情緒、消化、荷爾蒙和褪黑素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研究人員計劃利用從常搭航班的旅客和機組人員那裡收集來的精神敏度和身體數據，以便讓今後的乘客能舒服些。
我們還接受了瑪麗·卡羅爾(Marie Carroll)教授振奮人心的訓話。卡羅爾是一位認知心理學家，悉尼大學查爾斯·帕金斯中心(Charles Perkins Centre)的教育發展主任，曾擔任飛機上的時差顧問。一上飛機就把你的手錶調到悉尼時間！不要喝酒。多活動。儘量撐久點再睡，不要胡鬧。關掉電子設備屏幕。戴上耳塞；戴上眼罩。別老看電視！去睡覺。她說，這對她總是有效的。“預計第二天一整天我都會醒著，”她說。
呵呵呵。（根據我的個人經驗。）
在第一頓航空餐中，乘客們得到一份辣味藏紅花番茄湯。
不要在家裡嘗試
卡羅爾教授的建議是建立在你心理基本平靜的基礎上的。但是準備一次海外飛行從來都不容易。你把一週的截稿期限都塞在兩天裡完成；你熬夜打包行李；去機場路上，每一個紅燈和每一個細微的交通狀況都令你困擾。即使是最無辜的旅行者也擔心會因為無意中違反安保規則的罪行被交通安全管理局逮捕。晚上拖著隨身行李穿過機場焦慮瀰漫的通道時，會產生一種特殊的疲憊。
我們在肯尼迪國際機場度過了一段不同尋常的輕鬆時光，我們有單獨的登機櫃臺和候機室區域，但我已經感覺很不舒服了。登機時間是晚上8點30分左右，當時我已經吃了三種不同的處方藥，包括過敏片和蘇達菲。飛機起飛前，我往鼻子裡噴了一劑阿弗林。我還不如直接靜脈注射安非他明呢。藥物開始起效的時候，我的頭感覺像個蜂窩。
在持續整夜的航班上，大多數航空公司會馬上為乘客提供飲食，然後把燈打開，但是這一次，我們要開燈6個多小時，直到紐約時間的半夜，除此之外，航班會向我們提供辣味的晚餐，卡羅爾教授說，這就像“把人打醒的一記耳光。”我喝了番紅花番茄湯，吃了味道鮮美的海鱸魚，然後喝了含有咖啡因的黑巧克力和茶。
白光一閃。燈光也被調亮了，亮得像審訊室一樣，這是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欺騙我們的身體，讓它們以為自己已經提前14個小時到達了悉尼。我看了好幾集的《巴瑞》(Barry)，講的是一個殺手加入了由亨利·溫克勒(Henry Winkler)領導的洛杉磯表演班。工作人員分發了正面有袋鼠圖案的睡衣，給大家灌輸一種集體幼兒化的愉快感覺，就好像我們是來參加成人睡衣派對的。在我前面的座位上，澳大利亞早間節目《日出》(Sunrise)的聯席主持人戴維·科赫(David Koch)告訴我，理解著裝轉變的心理後果很重要。
“這是一種睡眠的暗示，”他是指睡衣。“等你真要睡覺了再穿上它。”我說我已經感覺到時差了，儘管屏幕監視器顯示還有16個多小時才到悉尼。他回答說，作為一名澳大利亞人，他為自己在旅行時很能吃苦耐勞而自豪，尤其是，老實說，他總是乘坐商務艙。
“你知道你至少要花七個小時才能到達任何地方，”他說。“我的感覺是，‘堅強點吧，公主，你已經在飛機的前部，不要再抱怨了。’”
我的大腦不願停止運轉；我的身體想要爬進棺材，永遠留在那裡。一些經常乘坐飛機的乘客喝了幾杯酒——雖然他們不應該這樣做——然後就睡著了。隔了幾排，喬伊斯開始看他還沒看過的《倫敦生活》(Fleabag)，發現開頭的一幕——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在媒體上講述自己的性經歷——出人意料地刺激。後來，卡羅爾教授帶領一組人在飛機後部做了一組健美操，讓我們把烤箱的把手當作臨時的欄杆。最後我們熱情但錯誤百出地合唱了一曲《馬卡雷納》(Macarena)。
窗外的日出。
不要在飛機上嘗試這個
回到座位上，我試著做點工作，但無法集中注意力。悉尼時間大概是白天，但飛機上已經是凌晨一點了。根據卡羅爾教授的建議，我服用了兩毫克的褪黑素，作為生物鐘重置的措施。在我面前的屏幕上，喬治·克魯尼(George Clooney)輕率地登上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間站。每當他打瞌睡的時候，要麼遇到他死去的妻子，要麼遇到一個從他想象的黑暗角落裡變出來的邪惡幽靈。我可以理解他的困境。“你能堅持多久不睡？”電影中的一個角色問道。
空服人員給了我們第二頓飯，一份催人入睡的甘薯湯、三明治和奶酪蛋糕。為的是用碳水化合物和乳品來幫我們入睡。現在，大概是凌晨3點左右，所有這些東西在我的胃裡碰撞。我思念家裡的床。
晚飯後，情緒迅速低落下來。嗖的一聲，燈滅了。那效果就像在一個鳥籠裡，你的主人突然把遮光布扔在鳥籠上。每個人都躺下，（似乎）當場就睡著了。獨自沉浸在痴迷的事物中，我不斷回想起2003年的電影《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片中茫然而疏離的比爾·默裡(Bill Murray)在東京徘徊數日，失眠讓他感到錯亂。
我不顧卡羅爾教授的判斷，吃了一片安必恩(Ambien)，然後，當它似乎不起作用時，我又吃了一片。我不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燈又亮了，因為我看不懂筆記本上寫的那一段。但我們離澳大利亞近多了。
乘客們已經處於各種糟糕狀況中；機組人員輪班休息，看上去精神抖擻。早餐來了，是一份充滿活力的蛋清煎蛋卷，裡面有香草土豆、炒甘藍、菠菜和蘑菇。我很高興有這麼好的一頓飯。我喝了幾杯拿鐵咖啡和一杯“醒腦果汁”。營養流經我的全身。我知道，在鼻竇問題上，著陸時比起飛時要嚴重得多，於是我又服用了一種解充血藥、一種過敏藥、一種抗生素和幾滴阿氟林(Afrin)。
過道對面是科赫的節目《日出》的攝影師比利·福斯特(Billy Foster)，他說自己通常在凌晨3點起床上班，但他旅行得太多，已經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他已經喝了四杯雙倍濃縮咖啡。“我想我睡了兩三個小時，”他說。“我感覺像被火車撞了似的”。
另一方面，機上的廚師大衛·斯佩克(David Speck)情況要好得多。他遵循自己的營養計劃。“我喝了一大碗湯，然後想，‘我還是坐下來看場電影吧，’”他說。“我開始看約翰尼·德普(Johnny Depp)的電影，叫什麼來著？我堅持了大約五分鐘。五小時後，夥計們花了差不多五分鐘把我叫醒。這可能是我在飛機上睡得最好的一次。”
澳洲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87夢想客機進行了19小時16分鐘的飛行。
離家一萬英里的地方，保持胎兒體位
澳航宣佈此次飛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們在19小時16分鐘內飛行了1.62萬公里，恰好約合1萬英里，抵達時燃料還有剩餘。我們擊敗了比我們早三小時離開紐約的另一架澳航非直飛航班。一群機場工作人員正等著看我們滑行進去。“我感覺很好，”戈爾丁說。
我們穿回成人的衣服，拿到一些當作紀念品的笑翠鳥標本，然後就被打發走了。我的情況不太好，但大多數乘客看起來都很好——比想象中經過近一天的飛行的人要好。他們說話是有條理的。當我們下到停機坪上時，他們並沒有覺得有必要馬上戴上墨鏡。
因此，我們先明確一點：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我自己的錯。我知道沒有人想聽一個人幸運到可以搭乘試飛航班，在奢侈的環境中乘坐一架嶄新的飛機前往半個地球之外的大陸，進行一次歷史性的飛行而不需要個人支付任何費用，最後卻才勉強安然無恙。沒人想聽我如何先失去笑翠鳥，然後失去我的早餐。(澳航救下了笑翠鳥。)
我們被告知，為克服到達目的地後的時差反應，你應該到外面走走。讓那光照耀你。所以我照做了。悉尼是如此美麗。把行李送到酒店後，我踉踉蹌蹌地走進澳大利亞燦爛的陽光下，經過雄偉的歌劇院，穿過植物園。我在一些迷人的白䴉附近找到了一個不錯的地方，後來我瞭解到，這些鳥被視為澳大利亞的“垃圾鳥”或“垃圾火雞”。
以下是一種應對飛行至澳大利亞後的急性惡心的方法。躺在草地上。讓自己處於胎兒體位。用你的手提包當枕頭，如果你擔心路人因懷疑你死了而都露出關心的表情，就用帽子遮住臉。在那裡保持幾個小時，儘量少動，以免打亂你胃部不穩定的平衡。
你的身體緊鄰世界上最壯觀的港口之一，即使你的大腦已經滑入“迷離時空”。你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裡走過了半個地球。你週五離開了一個地方，週日成功抵達另一個地方。很難理解這個概念，我們多麼漫不經心地跳過時間和空間，多麼隨意地失去一整天。週六發生了什麼？你意識到，不管怎麼努力，你永遠也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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