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莊子的理想是“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設計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麼，儒家的主張便可以說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這就是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也是宗法社會，至少西周的是。按照西周封建制度，周王是上天的兒子，天子。諸侯是周王的兒子，王子。大夫是諸侯的兒子，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兒子，士子或君子。呵呵，他們本來就是父子。
何況不是父子也沒關係，可以看作是，因為配套的還有禮樂制。禮樂制講“親親”和“尊尊”。親親，就是親愛親人；尊尊，就是尊敬尊者。沒有父子關係的人如何尊尊親親？把君看作父，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是人際關係的重中之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織，四世同堂，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會，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對於大同而言的。
大同和小康，是兩種社會，也是兩個時代。在大同之世，人們講誠信，愛和平，男人有職業，女人有歸宿，弱勢群體有人照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這樣的社會，墨家當然也喜歡。因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就很符合兼愛的原則；“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也符合尚賢和非攻的主張。至於“謀閉而不興（沒人搞陰謀詭計），盜竊亂賊而不作”，說明是“無為而治”，因此道家也喜歡。
儒、墨、道都喜歡，大同社會豈非很好？
看起來是。
可惜好景不長。夏以後，中國進入小康。從此，所有人都只愛自己的父母，只疼自己的孩子，人人為己，財產私有，職位世襲。於是，人們築建城池，確定禮義，劃分領地，豢養爪牙，因為非如此不足以保護財產，不能夠規範關係。結果是什麼呢？
陰謀也有了，戰爭也有了。
這樣看，小康豈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麼是大同？什麼是小康？按照儒家的說法，前者“天下為公”，後者“天下為家”。天下為公，就是公有；天下為家，就是家有。與公有相反的，原本應該是私有（個人所有）。但在中國，卻從來只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這是中國式所有制的緊要之處。
那麼，什麼東西由公有變成了家有？
財產和權力。
因此，小康之世有兩大特點，一是財產家有，二是職位世襲，其實是財產和職位都在家族內代代相傳。這就叫“家天下”。由此產生的，是“家國一體”的制度。至於建城和制禮，不過配套措施。
然而這配套措施，卻揭示了一個秘密——
小康之世是文明時代。
是的，文明的標誌是國家，國家的標誌是城市。小康時代“城郭溝池以為固”，豈非證明公天下變成家天下，其實是由野蠻進入了文明？
這是一種進步。
進步是要付出代價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文明的帷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來揭開。因此，為了文明，人類不得不付出道德墮落的代價。
但道家不這麼看。老子說——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意思很清楚：道德一旦滑坡，就剎不住車。事實上儒家也承認，“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則因為“大道既隱”。所以，前者才叫大同，後者才叫小康。一大一小，豈非高下立現？
更要命的是，歷史完全證明老子所言不虛。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時代”，小康就是“德的時代”。失道而後德，所以周公講德。失德而後仁，所以孔子講仁。失仁而後義，所以孟子講義。失義而後禮，所以荀子講禮。到荀子的時代，豈非早就一塌糊塗？
以德治國，仁愛救世，都相繼破產，似乎出路只能是退回道的時代。但，大同之世就當真那麼好？堯舜禹不就明爭暗鬥，黃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沒錯，女媧或伏羲那會兒，確實沒有階級鬥爭，沒有陰謀詭計，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也沒有吃的，沒有穿的，沒有用的。大同之世為什麼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因為物質匱乏，根本就沒得偷。
這樣的時代，你還想回去嗎？
“天下為公”是孫中山提倡最多的政治理念之一，這裡展示的《禮運大同篇》也是其著名的書法作品。
就算想，又回得去嗎？
法家認為回不去。在他們看來，不要說大同，就連小康也一去不復返。能爭取到治世，就不錯。既然是治世，那就要治。誰來治？君王。怎麼治？依法。反正，大道沒了，就不要談道，談談術就好。
儒家卻不這麼想。他們認為，大道沒了，還可以有中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這是中等之道，也是中庸之道，而其他三家卻總是劍走偏鋒。比如墨子尚同，韓非實君，結果是有君權無民權。莊子無君，老子虛君，結果是君權和民權都沒有。
那麼，什麼社會能兼顧君權和民權呢？小康。這個問題，孔子說得不多。講得多的，是孟子。
那就來聽孟子說。
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本節所述大同與小康，均請參看《禮記·禮運》。
請參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見《老子·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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