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隱逸風氣解說：
自古以來的隱逸風尚興衰和政治變動、士人心態有著深刻聯繫，主要依託在王朝興衰、官方態度和士人個體思想情緒綜合影響結果，特別是到了漢晉之際的隱逸風氣尤其如此。如果要研究魏晉時期的這種風尚變化，最核心的切入點便是以阮籍為核心的“竹林七賢”，他個人具備的隱逸思想代表了整個“七賢”群體，處在兩晉政局動盪的時期，當時的社會風尚和士人的心態也隨著時局發生變化。
從阮籍的隱逸觀也從早期的儒家到中期的融合儒道，再往晚期把思想越發偏向道家，這種變化是和社會同步的。我們就來看看阮籍一生的思想變化模式，是如何透射出兩晉的社會風氣變化過程。
阮籍自白：一輩子入仕出仕和思想偏向的變化，背後是動盪的政治格局
- 早期的狀態：以儒家安貧樂道為核心
吾乃阮籍，字嗣宗，三國陳留人。
早期可以說是一個純粹的儒家學者，此時的我正處青年時期，思想有很明顯的“一出一處”矛盾，一方面是建安時期人們的精神狀態一度因為政治和軍事上的成功而慷慨激昂，因此或多或少我還保留著濟世之志，想平除暴亂恢復安寧，所以每次經過古戰場有頗有感悟，在登上廣武時情不自禁一聲長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可是後人又覺得我這個時期藉著《詠懷詩十五》有寬慰自己的嫌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後世人皆通過我這兩個方面的表達，說他們看到了一個胸懷蒼生又安貧樂道共存的士人。
千萬不要說誤以為我是壯志難酬，沒有地方揮灑滿腔熱血而導致的精神分裂，雖然一出一處理想人格看似存在矛盾對立，實質上在我思想體系下是共同指向一致：都是我個體獨立人格對“道”的堅守。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道”屬於最原始儒家的價值標準：我所遵從的聖人孔子，他畢生都在追求的內在德行完滿和外在事功成就層面上，孔子在表達這種德行時一方面稱讚九合諸侯的齊桓公，一方面又讚揚安貧樂道的顏回，因此這種內外兼修的領悟讓我深深折服。
我為何會在這種混沌中產生“一出一處”的對立呢？主要是因為漢末晉初動盪的政治時局影響的。年少時期我懷有一腔熱血，想為官效力，但是感覺外在的動盪環境並不符合理想的出仕條件，於是索性選擇不仕。所以當太尉蔣濟聘請我做官，我果斷寫了一篇文章來拒絕他，文章其中一句是這麼寫的：“布衣韋帶之士，故居獨立，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不僅如此，同時期還有另一篇有關請辭曹爽聘請我入仕的文章，這麼做主要是為了堅持儒家安寧樂道的隱逸思想。
- 中期轉化：嘗試性效仿道家逍遙無尤
可惜事與願違的，蔣濟在接到我寫的《詣蔣公奏記辭辟命》之後並不死心，而是認為這些言辭不過假意推脫，這種不給人臉面的做法讓蔣濟很尷尬，他大怒之下強行讓鄉親共同勸導我入仕，迫於無奈才我不得不服從為官。我並沒有按照我原先的儒家思想如願以償做個安貧樂道的隱士，處在被迫入仕的狀態下，加上政治環境的不斷惡化，很多人懷疑我對儒家的遵從有所變化，我想說的確如此。但是要提前解釋下我在這種被迫入仕階段的思想中：“出和處”問題依舊是此時期思考和關注的核心問題，只不過不合心意的官場狀態下的“隱逸思想”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這種轉變在所難免，因此世人可以通過我在這個時期所創作的不少四言《詠懷詩》查證，如《詠懷詩其三》中的“回濱嗟虞，敢不希顏。志存名規，匪慕彈冠。”還有一系列關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仁風廣被，懸化乾通。……”的句子，其核心雖反覆申述儒家的隱逸觀，這些抒發自己情緒的詩句表面上雖沒有剝離儒家思想的主旋律，但是也了一絲對道家的渴慕。
舉個例子說，在“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這裡面所敘述的對帝朝伊衡的稱道和對自己的貶低實際上都是反語，其目的是為了指出自己對現實政治的不適應。眾所周知，我向來崇尚的儒家安貧樂道又不能實現，這種壓制使得我開始以道家逍遙無尤和遊仙狀態來補充自己的隱逸思想，有著以儒家為主又融合道家的色彩。
- 退隱階段：儒道融合傾向道家
迴歸到此時的政治時局，正始年間玄風盛行，我的隱逸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了外界風氣的影響，於是把原先的儒家安貧樂道方向朝著外在的更加偏向於道家的隱逸方式轉變。出現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一場突發性的事變——高平陵之變。
這一年是公元249年，正值我不惑之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洛陽至高平陵掃墳，起兵政變並控制京都，從此篡奪了曹氏天下，自我為官十餘載，皆奉養曹魏政權，此刻兵變易主非我等能夠逆轉的政局。雖我力量對曹爽一派無感，我所關心的天下時局和穩定，這場政治風波實際上在我預料之中，世人可參看寫於政變之前的兩篇詩文：《獼猴賦》和《鳩賦》，主要是表達我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不能說“高平陵”之變是我從儒家思想立馬跳轉到道家體系的關鍵，這種幡然醒悟於我的性格不適合，或許該說這是一種緩慢的過渡。
從哪一篇作品可以看到我完全的轉向於道家呢？理當屬《首陽山賦》，這是我作品中唯一一篇明確標明寫作時間、地點和當前身份的文章。文章寫道：正元元年秋，餘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望首陽山，作賦曰。正元元年其實就是嘉平六年，距離高平陵之變已經過去六年，但是這一年的變故更大，因為這年司馬師殺李勝和夏侯玄，九月司馬師有逼迫太后以“荒淫無度”為罪名廢掉魏帝為齊王。
繼而連三的政治迫害讓曹魏政權在這個深秋像落葉一樣飄零無依。在《首陽山賦》中我寫到一句：“獨往南牆下，北望首陽山”，是因為苦悶而徘徊的表達，這個時期的政權和世俗虛偽禍亂得讓人極其生厭，為了保持內心的高潔和不與世俗同流合汙，我預發想要高舉遐飛丟棄俗塵。
在這篇賦當中，我對早年間仰慕併為儒家稱道的伯夷、叔齊的隱逸提出了質疑，從這種態度的轉變，可以當成我隱逸思想從儒家向道家轉變的轉折點。
- 思想的分化：嚮往朝隱和遊仙
正始元年發生的這些事變，即便司馬家族封為為關內侯，徙散騎常侍，但是我對此並沒有認同感，反而從內心想逃避這種優待。時局並非我能左右，罷官也非我想罷就罷，所以世人看我對於新執政者的態度往往表達出不屑和反抗。司馬昭想為司馬炎求婚阮氏，我乃以大醉六十日的方式婉拒，這種反感情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首陽山賦》以後的一些作品，如《東平賦》《達莊論》《北門》，紛紛是用來表達我的人生觀傾向道家。
為了徹底逃離這種骯髒的政治環境，我覺得老莊的思想就是最好的擺脫方式，像逍遙遊和遊仙的生活方式，是對心靈最好的洗滌。現實太過於險惡，這明顯和一開始儒家那種“一出一處”的安貧樂道不同，而且要在這種環境下繼續保持原始初心，的確很難。
而道家所遵從的不同，那是一種徹底的遠離世俗和隱逸，於是我把原始的隱逸觀徹底轉向了“朝隱”和遊仙兩個方向。藉著社會玄學思想的主流，這兩個方向在不同層次上做了隱逸的替代品，前者滿足了隱逸又保全了生命，安定身心的需要，後者則體現了原來隱逸思想中實現理想人格、追求逍遙自由的理想。如此一來，一舉多得，終於選擇好一種方式讓內心平靜。
“命世大賢”的得名和隱逸思想的影響
吾之人生和思想變化途徑，從德期顏閔、抗志首陽的儒家隱逸到以儒家為主、儒融合道，再傾向道家後又由保全生命的道家隱逸，再到自足安命。這種思想從簡單到複雜，從現實到精神，其歷程與現實處境同步，可以說我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現實生活中也在不斷通過自我思想發展來適應內心需求的，甚至於這種獨立人格深刻影響了身邊之人和後世之人。
尤其以“竹林七賢”這個精神性的偶像群體，一度影響著魏晉南北朝士人的思想和行為。因為在《資治通鑑》中有關我的記載是：“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效慕之”。晉人又把我稱之為“命世大賢”，這種評判是對我人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的最好總結。後繼之人不管是“竹林七賢”還是以嵇康為表率，皆從我一生的言行舉止得到領悟，可以說“命世大賢”的朝隱從此成為得了隱逸風尚的主流，一種“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思想正在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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