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隐逸风气解说：
自古以来的隐逸风尚兴衰和政治变动、士人心态有着深刻联系，主要依托在王朝兴衰、官方态度和士人个体思想情绪综合影响结果，特别是到了汉晋之际的隐逸风气尤其如此。如果要研究魏晋时期的这种风尚变化，最核心的切入点便是以阮籍为核心的“竹林七贤”，他个人具备的隐逸思想代表了整个“七贤”群体，处在两晋政局动荡的时期，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士人的心态也随着时局发生变化。
从阮籍的隐逸观也从早期的儒家到中期的融合儒道，再往晚期把思想越发偏向道家，这种变化是和社会同步的。我们就来看看阮籍一生的思想变化模式，是如何透射出两晋的社会风气变化过程。
阮籍自白：一辈子入仕出仕和思想偏向的变化，背后是动荡的政治格局
- 早期的状态：以儒家安贫乐道为核心
吾乃阮籍，字嗣宗，三国陈留人。
早期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此时的我正处青年时期，思想有很明显的“一出一处”矛盾，一方面是建安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一度因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而慷慨激昂，因此或多或少我还保留着济世之志，想平除暴乱恢复安宁，所以每次经过古战场有颇有感悟，在登上广武时情不自禁一声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是后人又觉得我这个时期借着《咏怀诗十五》有宽慰自己的嫌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后世人皆通过我这两个方面的表达，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胸怀苍生又安贫乐道共存的士人。
千万不要说误以为我是壮志难酬，没有地方挥洒满腔热血而导致的精神分裂，虽然一出一处理想人格看似存在矛盾对立，实质上在我思想体系下是共同指向一致：都是我个体独立人格对“道”的坚守。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道”属于最原始儒家的价值标准：我所遵从的圣人孔子，他毕生都在追求的内在德行完满和外在事功成就层面上，孔子在表达这种德行时一方面称赞九合诸侯的齐桓公，一方面又赞扬安贫乐道的颜回，因此这种内外兼修的领悟让我深深折服。
我为何会在这种混沌中产生“一出一处”的对立呢？主要是因为汉末晋初动荡的政治时局影响的。年少时期我怀有一腔热血，想为官效力，但是感觉外在的动荡环境并不符合理想的出仕条件，于是索性选择不仕。所以当太尉蒋济聘请我做官，我果断写了一篇文章来拒绝他，文章其中一句是这么写的：“布衣韦带之士，故居独立，王公大人所以屈体而下之者，为道存也”。不仅如此，同时期还有另一篇有关请辞曹爽聘请我入仕的文章，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坚持儒家安宁乐道的隐逸思想。
- 中期转化：尝试性效仿道家逍遥无尤
可惜事与愿违的，蒋济在接到我写的《诣蒋公奏记辞辟命》之后并不死心，而是认为这些言辞不过假意推脱，这种不给人脸面的做法让蒋济很尴尬，他大怒之下强行让乡亲共同劝导我入仕，迫于无奈才我不得不服从为官。我并没有按照我原先的儒家思想如愿以偿做个安贫乐道的隐士，处在被迫入仕的状态下，加上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很多人怀疑我对儒家的遵从有所变化，我想说的确如此。但是要提前解释下我在这种被迫入仕阶段的思想中：“出和处”问题依旧是此时期思考和关注的核心问题，只不过不合心意的官场状态下的“隐逸思想”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这种转变在所难免，因此世人可以通过我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不少四言《咏怀诗》查证，如《咏怀诗其三》中的“回滨嗟虞，敢不希颜。志存名规，匪慕弹冠。”还有一系列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仁风广被，悬化乾通。……”的句子，其核心虽反复申述儒家的隐逸观，这些抒发自己情绪的诗句表面上虽没有剥离儒家思想的主旋律，但是也了一丝对道家的渴慕。
举个例子说，在“於赫帝朝。伊衡作辅。才非允文，器非经武。适彼沅湘，托分渔父”，这里面所叙述的对帝朝伊衡的称道和对自己的贬低实际上都是反语，其目的是为了指出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不适应。众所周知，我向来崇尚的儒家安贫乐道又不能实现，这种压制使得我开始以道家逍遥无尤和游仙状态来补充自己的隐逸思想，有着以儒家为主又融合道家的色彩。
- 退隐阶段：儒道融合倾向道家
回归到此时的政治时局，正始年间玄风盛行，我的隐逸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了外界风气的影响，于是把原先的儒家安贫乐道方向朝着外在的更加偏向于道家的隐逸方式转变。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一场突发性的事变——高平陵之变。
这一年是公元249年，正值我不惑之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从此篡夺了曹氏天下，自我为官十余载，皆奉养曹魏政权，此刻兵变易主非我等能够逆转的政局。虽我力量对曹爽一派无感，我所关心的天下时局和稳定，这场政治风波实际上在我预料之中，世人可参看写于政变之前的两篇诗文：《猕猴赋》和《鸠赋》，主要是表达我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不能说“高平陵”之变是我从儒家思想立马跳转到道家体系的关键，这种幡然醒悟于我的性格不适合，或许该说这是一种缓慢的过渡。
从哪一篇作品可以看到我完全的转向于道家呢？理当属《首阳山赋》，这是我作品中唯一一篇明确标明写作时间、地点和当前身份的文章。文章写道：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作赋曰。正元元年其实就是嘉平六年，距离高平陵之变已经过去六年，但是这一年的变故更大，因为这年司马师杀李胜和夏侯玄，九月司马师有逼迫太后以“荒淫无度”为罪名废掉魏帝为齐王。
继而连三的政治迫害让曹魏政权在这个深秋像落叶一样飘零无依。在《首阳山赋》中我写到一句：“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是因为苦闷而徘徊的表达，这个时期的政权和世俗虚伪祸乱得让人极其生厌，为了保持内心的高洁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我预发想要高举遐飞丢弃俗尘。
在这篇赋当中，我对早年间仰慕并为儒家称道的伯夷、叔齐的隐逸提出了质疑，从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当成我隐逸思想从儒家向道家转变的转折点。
- 思想的分化：向往朝隐和游仙
正始元年发生的这些事变，即便司马家族封为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但是我对此并没有认同感，反而从内心想逃避这种优待。时局并非我能左右，罢官也非我想罢就罢，所以世人看我对于新执政者的态度往往表达出不屑和反抗。司马昭想为司马炎求婚阮氏，我乃以大醉六十日的方式婉拒，这种反感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首阳山赋》以后的一些作品，如《东平赋》《达庄论》《北门》，纷纷是用来表达我的人生观倾向道家。
为了彻底逃离这种肮脏的政治环境，我觉得老庄的思想就是最好的摆脱方式，像逍遥游和游仙的生活方式，是对心灵最好的洗涤。现实太过于险恶，这明显和一开始儒家那种“一出一处”的安贫乐道不同，而且要在这种环境下继续保持原始初心，的确很难。
而道家所遵从的不同，那是一种彻底的远离世俗和隐逸，于是我把原始的隐逸观彻底转向了“朝隐”和游仙两个方向。借着社会玄学思想的主流，这两个方向在不同层次上做了隐逸的替代品，前者满足了隐逸又保全了生命，安定身心的需要，后者则体现了原来隐逸思想中实现理想人格、追求逍遥自由的理想。如此一来，一举多得，终于选择好一种方式让内心平静。
“命世大贤”的得名和隐逸思想的影响
吾之人生和思想变化途径，从德期颜闵、抗志首阳的儒家隐逸到以儒家为主、儒融合道，再倾向道家后又由保全生命的道家隐逸，再到自足安命。这种思想从简单到复杂，从现实到精神，其历程与现实处境同步，可以说我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也在不断通过自我思想发展来适应内心需求的，甚至于这种独立人格深刻影响了身边之人和后世之人。
尤其以“竹林七贤”这个精神性的偶像群体，一度影响着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在《资治通鉴》中有关我的记载是：“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效慕之”。晋人又把我称之为“命世大贤”，这种评判是对我人生“或出或处，与时升降；或默或语，与世推移”的最好总结。后继之人不管是“竹林七贤”还是以嵇康为表率，皆从我一生的言行举止得到领悟，可以说“命世大贤”的朝隐从此成为得了隐逸风尚的主流，一种“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思想正在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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