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們不遵守十誡，也不會有人遵守的。上面寫著‘你不可殺人’，結果所有人都在殺人。”——《惡童日記》
《惡童日記》是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用法語書寫的處女作小說，以一對雙胞胎兄弟作為主人公，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寫作的日記體小說。
本書在寫作中的一大特色是用孩童的語言和視角，以近乎白描的方式來構成文章情節，描述了兒童視角下戰爭給人們帶來的不可磨滅的傷痛。而最為殘酷的情節在於結尾的急轉直下，當我們期待著這些孩童在練習過對自己和他人殘忍之後，內心或許還存在著善意時，他們冷酷地將我們的想象打破，將黑色寓言式的結尾呈現在讀者面前。
以別離開始，以別離結束
《惡童日記》電影海報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戰爭，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的20億以上的人口被捲入戰爭，據不完全統計，戰爭中軍民共傷亡9000餘萬人，直接死於戰爭及與戰爭相關原因的人約為7000萬。
故事發生在二戰背景下的戰爭邊境線上的歐洲小鎮，小說開頭兩兄弟被母親從大城市經過徹夜旅程送到了外婆家。外婆骯髒又自私，她不僅打罵兩兄弟，還把他們母親寄來的信燒掉，不允許兩個孩子穿上母親寄的乾淨衣物，拿食物要挾他們每天替自己幹活。
外婆叫他們“狗養的”，周圍人叫他們“老巫婆的孫子”。為了不掉一滴眼淚地承受毆打和辱罵，他們彼此互毆練習忍受皮肉之痛，他們練習忘記溫柔的含義忍受心靈之痛；他們練習行乞後丟棄人們給予的善意，他們練習裝作瞎子和聾子來屏蔽和拒絕導入心靈的光亮和聲響。
他們在日記裡說自己很快適應了這一切。他們選擇了將一切視作理所當然，將人們的冷漠和殘酷融進身心的記憶中，來面對這個世界的毫不留情的掠奪和傷害。
在閱讀《惡童日記》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存在一個矛盾，就是是否相信書中的敘述。如果相信文字的敘述，那麼我不認為這兩個孩子是惡童，他們盜竊、他們說謊、他們勒索，但是他們的行為都是有理由的。
他們替小女孩趕走了欺負她的大孩子，他們勒索神父是為了讓女孩和她的母親有經濟來源，他們順從外婆的意願在她臨終前給她喝下毒藥讓她從病痛中解脫。
可是如果事情僅僅從結局來看，他們用自制的武器傷害了別人，他們源源不斷地從神父那裡勒索錢財，他們殺了外婆。
如果不相信這兩個孩子的描述，故事將被推翻重寫。如果他們刻意隱瞞了自己惡行，編造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那麼所有文字將變得不可信。
如果他們心中擁有的惡意已經超過了他們的智力，那麼殘酷的行為對他們來說並不困難。
書中還有一個關鍵人物是有著戀童癖的女僕，女僕為他們提供乾淨的衣服和食物，是除了送給他們冬靴的鞋匠之外僅有的對他們擁有愛和關心的人，兩兄弟因為她以輕佻地戲弄了一個即將被送到集中營裡的人而將炸藥放進柴火堆裡炸燬了女僕的臉。
小說中並沒有對兩人在實施這一行為之後的心情做任何描述，實際上，在整部小說裡缺少的，就是溫度。他們在最初寫這部“日記”時就約定“表達情緒的字眼太含糊不清，所以最好避免使用這樣的字，而儘量去做事物、人物、自我的描寫，也就是忠實描繪事實”。
作者
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是匈牙利人，1956年因匈牙利反共革命隨前夫避難至瑞士，雅歌塔發現12歲女兒寫作業所用的簡單句式結構很適合用來表現這部以兒童為主角的日記體小說的風格。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繁複的情節，有的只是冰冷敘述下對於戰爭中扭曲人性的拷問。
冷酷下的傷痛
小說的最後一章名為別離，起初我以為是指兩兄弟與父親的別離。在母親意外遇難後，外婆去世後兩個孩子的唯一親人，父親回來了。父親從監獄中逃出來，想要穿越國界獲得自由，但是邊界上埋藏有炸藥。兩兄弟常年混跡在這個邊界小鎮，對於國界上的巡邏和炸藥設置非常熟悉，他們仔細地叮囑父親，要把能夠證明身份的證件全部銷燬，否則一旦父親出事，他們兩兄弟將受到牽連。父親聽從他們的安排，冒著七分之一的幾率躲避地雷，讀者也相信了他們，相信他們會幫助自己的父親穿越國界安全離開。
而文中結尾平靜的描述令人渾身發冷。
“爸爸趴倒在第二道鐵絲網柵欄的附近。是的，有一個方法可以通過邊界，就是叫某個人走在前面。”
他們練習過皮肉之痛，練習過心靈之痛，練習過殘忍，練習過冷漠，最後卻用在了自己父親身上。
他們中的一個人踏過爸爸的屍體，穿越了國界線，另一個留下來的人，就回到外婆家。最終的別離，是兩兄弟的別離。
惡童的冷酷自私中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不可磨滅的傷痛，這些傷痛不會被時間抹去，他們的一生，永遠在回不去的故鄉的思念和得不到的家庭溫暖的孤單中度過。書中以第一人稱的“我們”來代替主人公孿生兄弟二人，可在通篇敘述之中，作為讀者並不能準確判斷他們是否作為兩個單獨個體而存在，或許他們僅僅是作為一個人的兩面互相支撐著，來扛過孤單歲月，在處處危險的戰亂中獲得生存下來的機會。
活下去重要嗎，當一個人失去了希望和愛，他活著不是一種殘忍麼。恰如餘華在《活著》描述出的福貴的一生，深愛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離去，活著反而是煉獄。
謊言與真實，惡意與良善
其實到最後，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多大程度上是謊言已經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因為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善惡是非的判斷標準到底是什麼。如果罪惡源自於活下去的慾望，那麼它還是純粹的惡嗎？如果惡意背後的原因不被挖掘，那麼類似的行為就還會繼續發生，社會上就始終有那麼一部分人的聲音沒有被傾聽。
今年播出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就鮮明地指出了，如果不去管殺人者的行為動機，輿論只將這一部分人排除在社會在外，公眾只期望犯罪者得到制裁，那麼犯罪或者惡行是無法得到抑制的，因為惡意就是生根於這片土壤。
當雪崩發生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不是隻有普遍意義上的犯罪才是惡，無視他們、拋棄他們也是惡，任由惡意生根發芽也是惡，我們與惡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
人們不應當忘記，法律的制裁是最後防線，如何學會傾聽那些靈魂中嘶啞無助的呼喚，如何在犯罪發生前，如何在善良的人走投無路變為“惡童”之前伸出援手。當我們拋棄先入為主的偏見，去傾聽，去理解，這個世界才擁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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