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州老夫子

宋太祖重文輕武，主要是唐末以來，武將長期藩鎮割據，社會動盪不安，嚴重威脅皇權的統治，宋太祖趙匡胤重文輕武，武將的地位極大的下降了，地方上，文官的數量又非常多，形成的冗官的現象，雖然解決了武將割據，專權跋扈的問題，加強了皇權。宋朝雖然是中國經濟發現繁榮的時代，但是因為長期的重文輕武，宋朝的軍事實力戰鬥機比較差，對遼金西夏戰爭常常失敗，還簽訂了屈辱條約，每年納貢。

行與知LL

“重文輕武“是宋朝一直貫徹落實的根本指導性思想之一，導致兩宋時期的軍事力量較其他朝代橫向比較大有退步。作為北宋開國皇帝、”重文輕武“指導思想的首先倡導者與直接執行者，宋太宗趙匡胤為什麼要這樣做？”重文輕武“的國策到底合不合適？“重文輕武”真的是矯枉過正嘛？

首先，宋太宗趙匡胤“重文輕武”的原因是多重的，並不是想當然的一蹴而就。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趙匡胤把石守信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喝酒。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趙匡胤便摒去眾人，開始吐苦水。

“我非爾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高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 ——《續資治通鑑·卷二·宋紀二》

趙匡胤使用投石問路外加旁敲側擊之術，傳遞了自己想要加強軍事集權的心意。石守信等人瞬間明白了趙匡胤的意思，辭官歸鄉，放棄軍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杯酒釋兵權”。其實，這個故事並不是趙匡胤的主意。而是宰相趙普的伎倆，無論如何，計謀是成功的，完美的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關於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動機，流傳最廣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其直接動機：趙匡胤作為後周殿前督點檢，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為了防止部下故技重施，從而自導自演了“杯酒釋兵權”的戲碼。

除了直接原因之外，其實還存在歷史原因，也算是一個間接原因或者是客觀原因。我們知道，在宋朝以前，封建王朝對軍權的制約力度最弱的便是唐朝，因為長期的歌舞昇平，中央集權的暫時消弱，導致擁兵自重的節度使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成為了中國歷史走向“五代十國”的一個重要原因。作為結束亂世的趙匡胤，深深明白中央集權與握緊軍權的道理，這也成為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一個主要推動力。

還有一點便是根本原因：中央集權的發展。中國封建歷史長河之中，中國的政治生態始終圍繞著君權與相權展開（明太祖之前為君權與丞相權力，明太祖之後為君權與宰相權力），政治格局也是在君權與相權的矛盾與衝突中不斷進步。到宋朝時期，中央集權已經十分必要，而且要立竿見影。首當其衝的便是軍事威脅，其次是分割相權。所以說，趙匡胤只是歷史選擇的“發言人”，其自身的抉擇是符合封建政治生態發展的。

“重文輕武”的國策到底合不合適？“重文輕武”真的矯枉過正嘛？

首先要闡述的一點是，“重文輕武”雖然是在兩宋時期實行的，但在兩宋時期並沒有直接提出“重文輕武”的名詞（就算想提也有礙觀瞻），“重文輕武”是我們後人對兩宋政治格局的總結。就如同元朝“四等人制”，元朝是實行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利益的政策，但是從來沒有提出過“四等人制”。“四等人制”最早是由民國學者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提出的。學術界迄今並沒有發現元代實行過“四等人制”的法令，它僅僅是反映在某些法令之中。

對於北宋而言，“重文輕武”是正確而且必要的。面對五代十國末期的政治環境，必須進行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尤其是軍權，一定要矯枉，而且矯枉一定要過正。不然就會像沙漠中只帶一口水——遠遠不夠，不僅僅不能達到中央集權的效果，然而會“打狼不死，反被狼咬！”

為什麼一定要矯枉必須過正？對於趙匡胤來書歐式“前車之鑑，後車之師！”對於掌握軍權的大將來說，有“前人搭橋，後人過河”的路子。於情於理，於彼於己，矯枉過正都是很有必要的。

關於“重文輕武”是否矯枉過正的說法，是要分時間段而言的。對於宋太祖、宋太宗來說，為了培養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矯枉過正是必要的。但是對於後繼之君，尤其是所需的政治生態已經建立的時候，君主仍舊延續“重文輕武”，這邊會引發一系列災難性的後果，這邊是絕對有害的矯枉過正。

“重文輕武”有何利弊？

利：“重文輕武”的推廣有利於中央集權，大大降低了軍事威脅，為北宋消除了潛在的軍事隱患，也為配套實施的中央集權政策提供了方便；提高了士大夫地位，促進了文化繁榮。

弊：“重文輕武”思想的深入人心，使得北宋的國防力量直線下跌；腐儒當政，禍害朝堂，導致舉國一片投降論調；排擠武將，黨同伐異，內耗嚴重；間接導致了冗官冗費。

結束語：在茫茫歷史長河之中，政策、事件、抉擇，絕非我們眼前看到的如此簡單。其中盤根錯節、政治力量暗流湧動。一步錯，步步皆錯。人人都說昏君亡國，讓你上去難道就一定會成為明君嘛？見賢思齊、三思而行便是提升自我的良好途徑！

【文 / 楚南青史君】

楚南青史君

老趙家的宋朝江山，得之於當年趙匡胤的武將實力，皇帝控制不了武將。

趙匡胤當上皇帝，就演了一齣戲，"杯酒釋兵權"，直接讓收下的武將放棄兵權，回家養老。不僅如此，老趙家後來皇帝都秉承著趙匡胤的這個政策，不讓武將有大的權力。

這是因為他們老趙家的皇帝，不想別人也效仿他趙匡胤，來個陳橋兵變，或者什麼兵變的，再把他老趙家給撅了下來。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重文輕武之後，周邊國家卻重武輕文。當金國武力強大了，就開始攻打宋朝。

宋朝的范仲淹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是說沒有過硬的武將。但是皇帝這時候心裡又開始打鼓了，要是讓這些武將立了大功，將來會不會讓我這個皇位坐不穩呢？於是就處處制約武將，以至於戰之難勝，甚至連皇帝都被抓走了，實乃中國一大奇恥——靖康之恥！

由上可知，趙匡胤重文輕武的國策，開始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那時主要矛盾在國內。

可是後來不能根據形式做出有必要的變化，當國泰民安人民富裕，主要矛盾集中在外國的時候，還在刻意打壓武將，不發展軍事，直至導致亡國，實在是太過了！

乙丙丁6

重文抑武，重文本身是利大於弊的，比如說御史臺可以很好的起到對百官的監察作用，而文化方面，因為重視文人，使得各種學術思想以及文學藝術空前發展，直到現在宋代美學都依然是閒情雅緻的代名詞。

抑武，和趙匡胤本身的經歷密不可分，五代十國的戰亂，大多數都是中央集權勢弱，手握兵權的將領推翻了當朝皇帝，改換了自己的江山，而在戰亂中“黃袍加身”的趙匡胤對這一點更有深切的體會。

所以他一稱帝馬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鞏固中央集權，削弱和分散軍權，主要有三大舉措：

• 杯酒釋兵權
  

解除禁軍將領兵權，並調往外地充當節度使，繼而削弱節度使實權，使其徒有虛名。

• 改革樞密院
  

樞密院專職掌管軍事，不再掌朝政，進一步分割了宰相的權利；同時，有調兵權但無權領兵，軍隊統帥卻不能調兵，兩者相互牽制。

• 更戍法
  

軍隊分駐京師與外郡，定期內外輪換，但將領不隨之調動，使"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此舉對防止將領專權鞏固中央集權有利，卻削弱了軍隊戰力，也是導致後期在面對周邊強國時處於下風的一大根源。

總得來說，歷史無法假設，是否矯枉過正也無法評說。如果說趙匡胤沒有采取這些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很可能在外敵入侵之前，已經成了五代十國的延續，從內部瓦解了。所以說，重文抑武確實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有效手段，但客觀上導致軍隊戰鬥力下滑，善於領兵作戰的將領儲備不足，這是一種基於當時的情勢以及當權者立場所做的決定，很難說利大還是弊大。

陌上女公子

趙匡胤重文抑武的國策，在早期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畢竟唐朝末年一直是爭戰不休，混亂不堪。從黃巢起義，乃至五代十國，老百姓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說到底，是武人執政的弊病。

我們常說，矯枉必先過正。趙匡胤建立北宋之後的一系列舉措可以說是比較正確的。宋朝也因此登上了文治的巔峰。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宋朝內部出現了各種新的矛盾。士大夫階層的權利得到了空前的高漲，同時他們的地位和利益也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保證。於是貧富的差距正在逐步的越拉越大，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變得不理想。

不能寄希望於每一個讀書人都像范仲淹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不現實的。

宋朝中後期最大的問題是習慣了安逸的生活，失去了進取心和改革的勇氣。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有很多失誤，但失敗的核心是動了權勢階層的奶酪。因此就算有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也還是得到了失敗的結局。

我們常說，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宋朝的文人太膨脹，以為自己能寫詩就能打仗，卻總是被無情的現實扇耳光。而宋朝也在這一記記耳光中越來越膽怯，越來越頹唐，直至滅亡。

任十三讀史

宋太祖當上皇帝后，有感於武夫亂國的情況，擔心武夫專政，大權旁落，從建國之初便確定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揚文抑武的政策。據陸游《避暑漫抄》載，962年，宋太祖特意安排人刻了一塊“誓碑”，立於祖廟寢殿夾室，用銷金黃幔將它遮蓋起來，規定每次新皇登基，都安排一個不識字的宦官引領新皇進去，焚香跪拜，宣誓就職。碑文三條：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這就是宋朝重文抑武政策的來源之一。

宋朝不但讓文人治國，而且讓文人帶兵。這種政策在一定的時期有效地抑制了武夫篡位的危險，使宋朝不至於重蹈五代兵變頻繁、政權更換頻繁的覆轍。但凡事有一利則有一弊，在外敵如西夏、遼國、金國步步進逼、國土不斷喪失的情況下，仍壓制武將、鬆弛武備，這就是荒唐了。宋朝最後滅亡在女真和蒙古的鐵蹄和武力之下，就是不能與時俱進帶來的最嚴重後果，這一政策弊端最後使國家走向了滅亡。

那麼，北宋重文輕武對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弊？利的方面，宋朝將文化發展到了中華民族登峰造極之地，帶來了文化的極度繁榮。不利的方面，它也帶來了外族的入侵，國家民族的滅亡。

道中道道史道文

趙匡胤經歷過五代十國的廝殺，非常明白武將專權的危害，因此“杯酒釋兵權”後，他首先是建立了“士大夫民主制度”，不以言論殺人；第二是設立通判制度，通判有權向中央直接負責，彙報當地官員的“德、能、勤、績、廉”；第三，在各地設立轉運司，轉運使由文官擔任，負責將各地的財賦，糧食、物資等“轉運”到中央；第四，在各地設立提刑司，提刑官也由文官擔任，負責司法權。

這樣一來，各地的軍權、行政權、財政權、用人權、審判權都由文官擔任，而武將只負責打仗，打完仗後又將權力交回。

趙匡胤極端的重文導致宋朝貪官不少。有一次，趙匡胤微服私訪，去到丞相趙普家看到吳越國錢俶給趙普送的“海鮮”變成了一罈罈黃金。但趙匡胤並沒有處罰趙普，還讓他從容收下。趙匡胤認為：“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文官們都是貪官，也比不上一個武將造反。

這種極端的“重文抑武”也是導致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一個沒有兵器作為硬實力來保障的國家是不可能長久矗立在中華大陸乃至整個世界大陸的。

大家所熟悉的南宋武將岳飛，立下十大汗馬功勞，最後被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中書舍人虞允文在抗金前線激勵士氣，對前線將軍說道，如果你打了勝仗，我就認你做乾兒子，這位將軍感激涕零。開國元勳、當朝樞密使大將曹彬，只要一遇到文官就立馬讓路。

武將的社會地位如此低下，宋朝要想通過戰爭抵禦外敵那基本是不可能。所以宋朝出現了“金錢換和平”的先例。比如宋遼的檀淵之盟。

但金錢換和平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有的人可以用錢打發，但有些不但要錢，還要地域。金朝和蒙古人就是這樣的狼。金朝滅了北宋，蒙古人將金國、西夏、南宋都滅掉。

所以不管在哪個時代一定要有硬實力作為保障，很顯然，趙匡胤並沒有平衡好“文”和“武”之間的關係。

當然在宋朝社會安定的那幾年，它的經濟和文化貢獻在整個古代也是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的。

對於題主的問題：是否矯枉過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洛溪漁溪

宋王朝建立前的五代十國，軍閥橫行，武力篡權十分盛行，包括趙匡胤自己就是靠陳橋兵變上臺。趙匡胤建立宋朝後，對武將及其勢力十分忌憚，所以才有了杯酒釋兵權，實行重文抑武政策。

這個政策利弊都非常明顯，利是軍閥難以形成，朝局穩定；弊是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軍隊戰鬥力低下。

至於是否矯枉過正，我看未必。一是這個政策終止了亂世，所以才有了兩宋社會生產、經濟人口大發展，才又有了輝煌的兩宋文明。至於宋朝軍隊戰鬥力低下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宋王朝生不逢時，當時北方遊牧民族也都是處在最輝煌的頂峰。契丹橫跨中亞到日本海，國力強大，遼國也只是和北宋對峙不相上下。女真滅了北宋，再也無力南下，南宋在與金國的相爭中，漸漸也不落下風。南宋最後滅於元，要知道在那個時代，蒙古騎兵是整個歐亞大陸的霸主，綜合實力、軍隊戰鬥力超一流，宋朝真是生不逢時。

另外宋朝（南北宋）歷時319年，根據中國的封建王朝的興衰規律，也是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所以說趙匡胤重文抑武政策對宋朝有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

明月海上生

太祖趙匡胤雖兩度釋兵權，主要是針對時弊，鞏固統治。他也是知兵之人，當時天下未靖，他不會矯枉過正，損壞軍力。他在位期間文武並重，制度的建設才剛剛開始。重文抑武的國策形成始於宋太宗趙光義。趙光義對武人的壓制的確有些矯枉過正。造成的弊端就是對外戰爭能力下降，自宋太宗在太祖的餘蔭之下，滅掉北漢一統中原後對外戰爭基本都以失敗收場，往往需要用金錢買和平。他的好處就是國內統治穩定，文治鼎盛，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形容就是“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

趙匡胤建立宋朝，是利用了何種制度缺陷，他在建國以後，就要去彌補這種缺陷，防後人效法。是禁軍中的兄弟把他推上皇位，那就要對這些兄弟特別注意。他做了皇帝后，這批兄弟依次升遷，仍然在禁軍供職，只是中間插進去一個新人，就是皇帝的兄弟趙光義。這隻能達成一種暫時的穩定狀態，在有控制力的壯年皇帝在位的情況下，它才能存在。石守信、王審琦之流於宋太祖，正如宋太祖之於周世宗，老留在禁軍中，養大了勢力，萬一自己“不虞”，留下一個周恭帝那樣的小孩兒皇帝，他們保不準也會學一招“黃袍加身”。所以當務之急，是要在禁軍高層換血。但他並未用屠戮功臣等比較直接、血腥的方法。

建隆二年（961），即建國之後第二年，他召集禁軍舊部聚飲於宮中。有了三分酒意，他開始傾訴：“當皇帝未必有多少樂趣，每夜睡不安枕啊！”

群下知機問道：“天下已定，何人敢有異心？陛下何必憂慮？”

“我相信你們沒有異心。不過，一旦有人硬把黃袍套在你身上，你想不幹，恐怕也不成。”

“這個倒是沒想到。請陛下哀憐，指一條明路！”

“人生彈指即過。不若多積金帛田宅，留與子孫；歌兒舞女，頤養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忌。這不是最理想的狀態嗎？”

眾人謝恩：“皇上能作此想，足令枯骨生肉，枯木逢春！”

旋即各自找了理由，辭去了禁軍中的職位，外放去做節度使。

這個“杯酒釋兵權”之典故，說的是從龍諸將“釋”了禁軍中的兵權。禁軍高級軍官，睡於皇帝的臥榻之旁，時時威脅皇權，安置好他們，是最為緊迫、最為關鍵之事。藉著舊友“心甘情願”安度晚年的機會，宋太祖重新整頓了禁軍，改革了統兵制度，把禁軍中的重要位置安排給新進人物，立即強化了對禁軍的控制。

那麼放出去做節度使，是不是威脅小一些？確乎如此。五代後期，藩鎮勢力已弱，不再具有顛覆性的力量。不過，乘亂興兵的能力還是有的，有時仍會有很大的破壞力，一種很令人不安的前景是，若不能短期之內彈壓，則會影響其他藩鎮的動向。後漢時陝西三鎮連兵，當時的樞密使郭威左支右絀、焦頭爛額，動用常規兵力之外又大肆招募新軍——趙匡胤就是在當時從軍的——才得以平定。所以，藩鎮仍是一種重要的不穩定因素。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建隆元年，960），潞州（今山西長治）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駐揚州，今江蘇揚州市）李重進籌劃反叛，李筠且引北漢為援，當時宋太祖極擔心南北夾攻，用計使兩邊一先一後而發，且親征潞州，終於有驚無險地渡過難關。若藩鎮和其他多種不利條件結合在一起，比如契丹、北漢、南唐等，那麼危機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還是很難逆料的。

所以對藩鎮的控制和削弱，不能鬆懈。太祖的處理手法不算新穎。最常見的是命各節度使換任，或稱“徙鎮”。節度使總要在本鎮有若干年的經營，才好完全掌控本鎮的資源，有作亂的資本。可是一“徙鎮”，多年的苦心經營頓時化為泡影。然而皇帝令節度使易地任職，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想聽命，就只好在條件不那麼成熟的時候立即反叛，以致功敗垂成。從建隆元年開始，各節度使被密集徙鎮，這就大大增加節度使作亂的難度。有時徵其入朝以考驗其忠誠度。一旦入朝，很可能就被長期留在京師，甚至免了實職，領乾薪、“奉朝請”了。開寶二年（969），太祖又重用“杯酒釋兵權”的故智，一次“准許”五名來朝的節度使“辭職”。

太祖朝對於藩鎮的頻繁調整，使藩鎮的勢力愈加消退，建隆元年潞州和淮南發生的帶有恢復舊朝性質的反叛，成為最後的藩鎮叛事，中唐延續下來的藩鎮割據、稱兵之慣習，至此告終。接下來的十餘年，宋太祖憑著過人的手段，消弭了藩鎮起兵的可能性，終結了一個時代。

在中央釋禁軍舊僚之兵權，在地方則制約藩鎮，使之不得展手足，這些都足以見太祖之高明。此外，他對其他將帥尤其是邊將的控御也非常成功。史家盛讚他用人不疑，郭進、李漢超、何繼筠等邊將，皆在一地掌兵十數年、二十餘年，久任而成事，故邊圉寧靖。一位開國皇帝應當擁有的宏猷遠略，宋太祖都不缺乏。他在位十六年，國內外形勢日漸穩定，這是對他能力的肯定。

但不得不說，太祖依靠的，更多的是他的個人能力和魅力，他做事、用人，抓大放小，不拘一格，嗣君若無他的眼界、膽魄和胸襟，就無法像他那麼揮灑自如。後世君主能守得住這個天下，就要更多依靠制度。而制度的建設，他在位時才剛剛啟動，大部分內容，還有待太宗甚至真宗、仁宗去完成。

宋朝初建時，所繼承的後周疆域只不過擁有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它周圍還盤踞著許多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在北方，有勢力雄厚的遼國，有盤踞太原的北漢；在南方，有南唐、吳越、後蜀、荊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據勢力。宋太祖有統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應當從何入手？當時有人提議，相對南方諸國，北漢軍力更強，應當先打下來，解決心腹之患。但

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趙匡胤召其弟趙光義飲酒，共宿宮中；隔日清晨，趙匡胤暴死，享年五十歲。宋太宗趙光義即位。

太祖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去掉了南方最強的割據政權，南方僅剩吳越錢俶、漳泉陳洪進。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在宋朝的政治壓力下，陳洪進、錢俶相繼向宋廷納土歸降。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正月，趙光義先派大將潘美等揮師北上，圍攻北漢都城太原，趙光義於二月率軍親征，宋軍擊退遼國援兵，滅亡北漢，終於結束了自唐末黃巢之亂以來近九十年藩鎮割據混戰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統全國。太宗朝正是制度建設最重要時期。他大體完成了地方兵權上收中央的過程，又為皇帝掌控中央之兵權奠定了基礎。

宋太祖駕崩之前，大宋收復北漢的軍隊已經在戰場了，正是因為太祖的暴斃，宋太宗才將這次軍事行動終止；如果宋太祖不死，收復北漢也是為時不遠、順理成章的事。所以，從根本上講，北漢的收復，並不意味著宋太宗的武功超越了他的兄長。正是因為宋太宗清楚這一點，所以，在北漢收復之後，馬不停蹄，立即進伐幽州，企圖收復燕雲地區，從而在根本上實現對宋太祖的超越。

太平興國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先後兩次大規模的北征，先後有高梁河、瓦橋關、岐溝關、陳家谷、君子館等多次大敗，喪師三十餘萬。從後周世宗開始養精蓄銳培養起來的精兵強將，幾乎損失殆盡。如果說宋代在軍事上真的存在所謂的“積弱”局面，那首先應該歸咎於宋太宗。

在西北寧夏，由於宋太宗對党項李氏兄弟心存幻想、缺乏一個一以貫之的策略，導致李繼捧降而復叛，李繼遷屢敗屢起，勢力愈來愈大，終成西北大患。

在西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宋朝知邕州太常博士侯仁寶上奏趙光義，請求趁交趾丁朝內亂之機南下討伐，恢復漢唐故疆，統一交趾。於是，趙光義任命侯仁寶為交州陸路水路轉運使；任命蘭陵團練使孫全興、漆作使郝守俊、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將軍崔亮為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閣門祗候王僎為兵馬都部署，伺機進攻丁朝。但在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白藤江之戰中先勝後敗，統一交趾的計劃最終成為泡影，交趾得以保持獨立地位。

從宋太宗方面而言，造成對遼、党項、交趾等戰爭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第一，不知兵，卻自以為知兵。

正如毛澤東對《宋史·太宗本紀》中“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的評點：“但無能。”在軍事方面，宋太宗比起他的兄長太祖差遠了。不懂軍事，這不要緊，畢竟大宋王朝熟稔軍事的人很多。不懂卻自以為很懂，這就很要命了。對宋太宗在與契丹人的戰爭中屢戰屢敗，毛澤東批註說：“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爾後屢敗，契丹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宋人終不省。”不是宋人不省，是宋太宗不省。宋太宗在軍事上自以為是、自以為能的心態終於導致了太宗朝軍事上的節節失利。

第二，不會用將，卻自以為高明。

宋太祖朝，對邊防將領非常尊崇，並授予他們“回圖貿易”的特權，因此邊將有足夠的財力加強邊防設備，買通間諜，打探消息，重賞士卒，士卒無不盡力而戰。宋太宗上臺之後，取消了邊將的這種特權，對邊防將領又心存疑忌，“將從中御”，派遣監軍，干預軍事。宋太宗的這種做法，自以為很高明，事實上也的確加強了集權，但是，毫無疑問，極大地挫傷了邊將的積極性，邊將動輒得咎，戰戰兢兢，自保不及，誰敢違反聖上旨令、出奇制勝？

或許說，在將從中御、將權不專的情況下，勝負成敗責任的歸屬很難判斷。宋太宗更是將戰敗歸咎於將帥不遵成算，不據方略。但太平興國四年的滿城之捷，端拱元年的定州之勝，都是主將冒著違抗聖旨的大罪，隨機應變才得來的。

第三，急於超越，卻惡性循環。

說到底，宋太宗在軍事上的重大過失，源於他超越心理，源於他即位的沉重包袱，源於他的不自信，源於他的猜忌。要擺脫嫌疑，要實現超越，難免急功近利。這種心態直接影響了他對軍事大局的客觀分析，直接影響了他戰敗之後的不反省。對邊將控御沒有足夠的自信，猜忌心理的存在，直接影響了邊將的主觀能動性，根本不敢對瞬息萬變的軍事行動做出及時反應。由此，戰爭屢敗，邊防不穩，加重了宋太宗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又會影響到他對軍事的準確判斷，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宋太宗的一生，是努力擺脫兄長太祖陰影卻又無法擺脫的一生。他在軍事上的急於建功，不僅僅是國家統一的意圖，更有藉此證明自己的赫赫武功的深層心理。等這一切被遼國的鐵騎徹底踏碎以後，他開始了以戰略防備為主的轉移，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努力營造他的盛世。

文治方面

從宋太祖開始，就提倡讀書，強調宰相需用讀書人，強調武官讀書，呈現出從唐末五代以來重武輕文向文武兼備的轉變，這種趨向，在太宗朝繼續發展，逐漸演變為重文抑武的國策，由此，太宗朝的文化事業空前發展。在這一方面，宋太宗的確超越了他的兄長。

第一，開科取士。

宋太宗登上帝位兩個來月，就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這次考試總共錄取了500人左右，這預示著宋太宗朝科舉考試的井噴。這種規模在以後的科舉中沒有絲毫的收斂。據統計，從太平興國二年（977）至淳化三年（992）16年間，太宗共舉行科舉考試八次，共錄取6692人。

太宗朝的科舉考試不僅錄取人數激增，而且待遇優厚，擢升速度迅速。在太祖朝考中進士而位至宰執者沒有一人出現，而太宗朝中進士者，不少在太宗朝已經位至宰執。

例如，太宗朝首次開科的狀元呂蒙正，十二年後的端拱元年（988）出任宰相，並於淳化四年（993）第二次出任宰相。呂蒙正同年進士張齊賢，在七年之後出任同籤樞密院事，到淳化二年（991）出任宰相。太平興國三年（978）進士趙昌言，在十年後的雍熙四年（987）已官至樞密副使。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寇準，在十二年後的淳化二年（991）已官至樞密副使，同榜進士李至出任參知政事，同榜進士蘇易簡到淳化四年（993）出任參知政事。。

太宗朝的擴大科舉考試，至少在兩個層面對大宋王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是從根本上確立了文官政治的基礎。

宋代的科舉考試，其誘人之處在於及第後國家就會給你安排一份待遇豐厚的工作。太宗朝的及第人數如此之多，可以說宋太宗通過科舉考試這條途徑，為大宋王朝的行政階層換了一次血，文職人員成為大宋政權中最有實力的階層。文人統治基本代替了五代以來的武人統治，由此確立了兩宋三百年文官政治的基礎。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大宋負責軍事的樞密機構，科舉出身的文人在這樣的機構中竟然掌握了話語權。

二是在全社會形成了重視文化的共識。

由國家科舉考試為導向，進而影響整個社會對文化的重視程度，其影響的廣度與深度都是難以想象的。在科舉的導向下，當時的社會形成了這樣的風氣：作為家長，如果孩子不讀書；作為兄長，如果弟弟不讀書；作為妻子，如果丈夫不讀書，那就會為此深為自責，在人前都抬不起頭來（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為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容齋四筆》卷五）。據說出自宋真宗趙恆的那首《勸學詩》：“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書中有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讀六經”，反映的就是這種社會導向。全社會讀書的風氣在宋代詩歌中多有反映。如大宋建隆元年（960）出生的魏野有一首名為《晨興》的詩歌，其中有這樣兩句：“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東觀集》卷四），寫的就是一個讀書人熬夜苦讀的場景。

第二，文化建設。

宋太宗朝的文化建設可謂成果甚多，最值得提起者當為館閣的重建。館指三館，三館指昭文館、集賢院、史館，是國家藏書、修史的重要文化機構。宋代的三館始建於五代後梁貞明年間（915—921），宋太宗即位的時候，已歷經半個世紀。半個世紀中，代表國家文化的這幾間小破屋一直默默無聞，三館是當時對待文化的一個縮影。太平興國二年，宋太宗下令選擇新址，重建三館。由於宋太宗親自規劃、過問，三館一年時間即竣工，賜名“崇文院”。於是，將舊址的全部圖書八萬卷移入，以類相從，用青陵帕包裹，置於雕木架上（《職官分紀》卷十五《集賢院》）。

閣指秘閣，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下詔就崇文院中堂建造秘閣，淳化三年（992），又下詔增修，八月完成。三館、秘閣，合稱館閣，或稱四館。這是大宋朝廷最重要的文化機構。在當時的所有建築中，這是建設得最好的，體現了宋太宗對文化的重視。

第三，圖書整理。

一是搜求圖書。

太祖時期，每吞併一個割據政權，就下令將其書籍運抵京都開封，置於三館。太宗即位以後，更是下詔搜求圖書，廣開獻書之路。獻書三百卷以上者，據其個人意願、才能與實際情況，或賜官，或賞錢，由此大大豐富了國家的藏書（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五）。

二是校訂圖書。

在搜訪圖書的同時，宋太宗還組織專業學者，加強對圖書的校訂，提高藏書的質量。

宋太宗留意字學，太平興國二年（977），詔太子中舍陳鄂等校訂《玉篇》、《切韻》。《玉篇》是南朝時期編纂的一部字書，《切韻》是隋朝編纂的一部韻書。太平興國七年，又令著作郎王著刪訂字書。還令徐鉉等人詳校《說文》，於雍熙三年校畢，這是《說文》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本子。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令孔維等分校唐孔穎達《五經正義》。至道二年（996），太宗又令國子監李至等人校訂《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等七經舊疏。淳化五年（994），太宗還下令選官分校《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書。

三是編纂圖書。

宋代的四部大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前三部都是宋太宗下令編纂完成的，《冊府元龜》雖成於真宗時，但太宗朝已有編纂之意。另外，比較著名的如編纂醫書《太平聖惠方》，編纂書法《淳化閣帖》等。

四是刊刻圖書。

經過編纂及校訂的圖書，自然要刊刻，以實現更大範圍的傳播，如上面提到的這些書籍，編纂或校訂完成後，宋太宗就下令模印頒行。

宋太宗的搜求、編纂、校刻圖書，對圖書文獻的保存與傳承、對宋代文化的興盛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宋太宗的著眼點並非僅在於此，他曾不止一次地講：圖書是教化之本、治亂之源，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五。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麟臺故事》卷一）。可見，太宗的圖書事業，也有很強的實用目的，是為了治理天下、實現文治服務的。

宋太宗的文治事業還有很多，此僅擇其大要者論述。總之，宋太宗即位以後，在文治與武功方面雙管齊下，都很盡力，都想超越他的兄長宋太祖。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他在軍事上超越太祖的可能性幾乎沒有，進而轉向“守內虛外”，大興文化事業，從而最終確立了文官政治的基礎。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這與宋太宗的超越心理和現實努力是分不開的。

總之，宋太宗一生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基本實現統一、重視文化事業兩項。這兩項大業，對於當時乃至此後的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有利的影響。但是，宋太宗因即位問題而急於建功立業，汲汲於皇位的穩固與傳授，所以在軍事上舉措失當，不僅貿然北征，屢遭大敗，喪失了軍事優勢，引發了財政危機，爆發了農民起義，而且由此確立了守內虛外的國策，對此後的中國歷史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所以，從比較長的歷史時段而言，宋太宗一生是功過參半的。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有時很難三言兩語就能夠徹底說清楚，也很難簡單地用是非對錯來判斷。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看，宋太宗朝都稱得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宋太宗朝的很多國策，不僅是對五代以來風習的重大改變，而且對宋代甚或宋代以後的歷史都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它有理由、有資格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這正是：

超越

一杯酒世事難料

三傳約幾人知曉

費苦心覬望大寶

文治隆超越前朝

最得意，太原城上飄降旗

不曾想，高梁河畔嘗敗績

一心要一統江山垂青史

也難說身後罵名千夫指

超越，是你一生永遠的夢想

燕雲，是你心中撫不平的傷

滄海桑田古戰場

誰記得

鐵馬嘶風邊城霜

只留下

一尊鐵塔幾座荒冢

坐看秋月與春風

蕭立誌

這要整體來看，對內利大於弊，對外，弊大於利，特別是對後世的影響頗大！

宋朝“重文輕武”的利弊：

利：限制了武人乃至整個官僚體系的權力，在軍事上分禁軍、廂軍強幹弱枝中央朝廷保持絕對的軍力優勢；設立樞密院、三衙，樞密院管軍籍、文書、名單，三衙管著軍隊的訓練統領，而調兵權在皇帝的兵符；地方官制上司法、行政、財政、軍事分開司法有推官判官提刑、行政有縣令知府、財政有三司，分權細緻明確想造反忒難，腐敗程度淺。導致兩宋在內部上一直都很穩定。

弊：官員太多、兵員太多（宋朝怕造反哪裡鬧災荒就招兵、不安定分子地痞流氓也一併招募為兵，青壯年、流氓都當了兵就造不了反了）；分權太細做事效率就下去了；文人知兵導致一系列被人圍點打援還拼命幫人招呼援兵的、中了計謀大罵對手不道義的二逼將軍、也有仗沒打軍功頂天的往上報的將軍。。。成為對外戰爭屢屢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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