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年前，在渭河邊的一家農舍裡，一個做過童養媳的女人生下了我。前幾天，有人要給我算卦，問我的生辰八字，於是我打電話問母親。母親說，是天麻糊黑的時候生的。電話中我還順便問母親，生我時這世界上有沒有什麼異象出現，比如孫猴出世時，正午睡的玉皇大帝突然連打幾個冷戰，母親笑著說，沒有！什麼都沒有！一個平常日子而已！她記憶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她疼了一回！
母親是童養媳。當年黃河花園口決口，難民像蝗蟲一樣四散而逃。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常常說起逃難路上的事情。她說，在一些路口，常常架著一長溜大鐵鍋，鐵鍋裡熬著被稱為“舍飯”的玉米粥，這粥稀得可以照見人影。每個逃難者只要伸出碗來，便可以得到一碗稀粥。她還說，在渭河渡口的一個地方，一個逃難的小姑娘餓極了，這時路邊恰好有個人拿著一塊饃，邊吃邊走。小姑娘見了，眼睛一亮，跑過去，一跳，搶過那塊饃，然後扭頭就跑。大人在後邊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小女孩見路邊有一攤牛糞，急中生智，將饃饃塞進了牛糞裡，又用腳踩了兩踩。大人走過來，蹲在牛糞跟前，瞅了一陣，嘆口氣，走了。女孩見大人走遠了，從牛糞中刨出饃饃用袖子擦了擦，吃起來。苦命的母親，講這個故事時，眼睛裡飽含著淚水。長期以來我一直疑心，那個逃荒路上的女孩子，正是後來我的母親。
20世紀50年代初期，也就是我出生不久那陣子，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在母親身上。早年參加革命，當時在陝北一家報社擔任領導的父親，從城裡寄回一紙休書，認為童養媳制度是封建的東西，自己作為一個公家人，要帶頭和這封建包辦婚姻決裂。休書寄到高村，爺爺念罷，剛強的母親這時候二話沒說，抱起我，就回了河南。黃泛區的扶溝老家，母親依舊是舉目無親，住過一些日子後，母親突然覺得，她還應當回到高村來。於是抱著我，重返高村。
高村現在的老年人，還常常給我說起這事。說我回河南時，還不會走路，回到高村以後，已經能扶著炕沿，顫悠悠地走了。還說經過中原文化薰陶的我，身上穿著花格子粗布做的棉衣，嘴裡咿咿呀呀，會說幾句河南話。而母親記著的，則是發生在河南開往陝西的火車上的一件事情。
母親說，車到靈寶的時候，我喊叫餓。母親沒有辦法，只好把我託給鄰座的一個人照看，自己跑下火車去買餅子。母親不識字，加上又從來沒有出過遠門，上車以後，隨著列車隆隆開動，母親再也找不著我了。她發瘋似的一個車廂一個車廂竄，後來實在找不著了，就站在那裡哭起來。“我那時候認為，我是再也見不到你了，你一定是叫人販子領走了！”母親現在還常常這樣說。那時，我聽到了母親的哭聲，我跑過來撲進她的懷裡。母親緊緊地抱住我，用她的滿是眼淚的臉貼緊我的臉頰。
高村的那件休妻案後來以喜劇的形式收場。白鬍子爺爺是鄉間秀才，傳統道德的堅定不移的衛道士。一直不動聲色的他，這時候發起雷霆之怒，他領著母親，母親則抱著我，北上陝北。在父親的辦公室裡，爺爺用鞭子抽了父親一頓，又罰父親跪了一夜，直到父親收回休書，寫下保證，這樣，爺爺才將我們娘們留在陝北，自己獨自返回高村。嗣後，母親在報社印刷廠當了工人，我則被上班的父母用一根繩子拴在家裡，一天天長大。我們家住在延安萬佛洞下面的一個小佛洞裡，繫著我的繩子的另一頭，捆在一個佛腳上。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見過一群石匠和囚犯修築延安大橋時的情景。
生我之門錘子叮噹有聲，石工們唱著淒涼的歌聲，這狄更斯式的情節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裡。父親是一個好人，一個性烈如火的人，一個視工作為生命的人，一個仕途上飽經坎坷的人。他死於1992年，死於古歷的二月二。他屬龍。民諺中有“二月二，龍抬頭”一說，但是沒有熬到中午十二點，他在“一點半的時候就死了”。人們說，如果熬過十二點，他就不會死了。但是他沒有熬到。父母的婚姻，讓我來評價，我認為總的來說還是美滿的。少年夫妻老來伴，隨著老境漸來，隨著父親歷次運動的捱整，他們互相依存，互相攙扶著走完最後的路程。父親死後，按照他的遺願，他的骨灰被運回高村。鄉間公墓上有一個墳堆，那是父親的。一墓兩穴，一個穴位，父親正在裡面安眠，另一個空穴，是給尚且健在的母親留著的。
母親屬雞，生於古歷的十一月。中國民間，認為生在“一月的雞是“敗月”生的。有“正蛇二鼠三牛頭，四月虎，滿山吼，五月兔，順地溜，六月狗，牆根走，七豬八馬九羊頭，十月猴，滿街遊，十一月雞兒架上愁，十二月老龍不抬頭”一說。我不相信這些，我詛咒這種無聊的說法。
如今，她仍在陝西居住，和我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去年我接她來西安住，她住了不到一個月就回去了。她說住不慣樓房。我自個想，她恐怕是擔心死在西安後會被火化。但是我還是想把她接來，儘儘我的孝心。我不久後就會分到一間大房子，到時候，專門闢出一間，接我的苦命的母親來住吧！
本文選自高建群散文集《狼之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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