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东北史，迟早要读到东北王张作霖的历史。但近代史人物，实在不好评价，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有些评价比较负面的人物，生前未必没做过一些有利于国家与民众的好事，所以就不好把握评价上的尺度。但过分强调好的一面，当时的那些受害者的后人内心肯定是不舒服的。为图省事，本文客观叙述历史事件，不对当事人做太多评价，读者自行评判。
张作霖出身寒微，祖上闯关东到东北。这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北洋军政府第14位（第32届）也是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在他统治期间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日本人还不能明目张胆地分裂中国。
但日本这个国家从统治者到升斗小民格局都很小，热衷于暗算和冒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可以恩将仇报，把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都变成他们的受害者，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也不例外。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为清洗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发布了戒严令，扩大了日本陆军权利，促进了军国主义发展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继而引发大火、海啸、山崩，给东京、横滨、横须贺等地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地震一共震毁12万户，烧毁45万户，死亡及下落不明者14万人。消息传入中国后，社会各界秉承救灾恤邻古训，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援助日本。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也对日本地震灾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款物赈济。
张作霖先是致电慰问日本政府，后于９月２日下午６时，亲往日本总领事馆访晤船津总领事，殷殷慰问，并表示愿意“派员前往救济灾黎”。船津“甚为感激，即代表全国向张氏致谢”。9月3日，张作霖向日本捐赠麦粉2万袋（价值14万元）以及生牛100头。张作霖考虑到日本灾区的困难状况，便委托满蒙冷藏会社将生牛代为屠宰、煮熟，做成罐头以便分发。张作霖又得悉日本灾民寝具缺乏，特在北关振华毛织工场定制毛毡七千床。该毛毡每床定价17余元，该厂为响应赈灾，每床仅收10元5角。张作霖还不时敦促毛织工厂加快制造速度，以便早日运赴日本灾区。９月８日，张作霖派遣军事顾问町野武马为震灾地慰问代表，搭乘安奉线东上，转赴日本各地震地区，代表张作霖向日皇慰问，并调查各震灾地尚急需何种物品，以便“奉天当继续赈助”。
2013年韩国《朝鲜日报》公布的照片，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屠杀了6600到20000名朝鲜人
关东大地震时，张学良身为第二旅旅长，对日本震区灾民亦十分惦念，特派人持书赴日本总领事署殷殷慰问。随后，张学良除以个人名义助赈外，更是举办义务戏来劝各界捐款。自９月２９日开始在沈阳皇宫内举行义务戏，《盛京时报》报导，扮演人员“皆系二、六旅之军官佐，临时并有各大家宅眷女士，售卖各种古玩，所得款项，概充义赈。至于购票方法，任人自由购买，自二元至五元不等。此等办法，不第少帅热心可风，即诸位军官佐，亦肯牺牲色相，拯救灾民”。
赈灾嘛，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我们不妨读一读“二六旅募赈游艺会”的通知：“盖闻博施济众，人道原秉于人心；救灾恤邻，国交有关国是。前者浑辽泛滥被害者几千百里，迩来日本地震致命数十万人，慨天灾之流行，何地莫有。观人类之沦溺，岂忍恝然薄言救之……本会以游艺之佳会，作众善之提倡，爰于夏历8月19、20、21三日内假址大舞台，并开放金銮殿排演新旧剧及新旧武术；并募集各大商肆之出品名货及各界遗赠书籍以资售卖；又借用各收藏家之字画古玩陈列展览。捐入者无任感激，借用者事后奉还。即以观览券及售货所入各款，充作奉天水赈及日本灾赈之用。其以售品相赠者，货精物美，藉此可以广招徕；其以书画古玩相贷者，取多用宏，藉此可以征博翔集众美，以成善后群力，而行仁来。观诸君既得赏心悦目之快，并遂济世爱人之愿。”
凭心而论，这就是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3天游艺会，共有5145人参加，门票收入7653元，再加上售货善款等，张学良等人核算收入，除开销外实存两万元。其中一半赈济省内灾民，一半赠赈日本震灾。当时有人写诗赞颂张作霖父子：“素具光明磊落肠，恤邻慷慨解私囊；齗齗自守安民策，不与神奸较短长。”很快，日本人就和张作霖父子较短长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在此期间张作霖多次抵制日本人拉拢，拒签卖国条约（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去世。这无疑是日本人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进行斩首行动。
皇姑屯刚刚爆炸，硝烟未尽，日军摄影记者即已出现在桥头，显然早有准备
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极力主张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易帜统一，这就是“东北易帜”事件。
张学良和东北大员在宣布易帜的仪式上
到了第二年，没有达到分裂中国东北目的的日本人又伺机对张学良下手。由于防范严密，日本人只杀害了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琪。张闾琪是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第3个儿子，出生于1920年，清秀而斯文，深受张作霖喜爱。
1929年秋天，张闾琪忽染重病，初时咳嗽，后来发热，高烧达39度。张学良妇在东北三省遍请名医，请他们前往大帅府多方调治。但张闾琪不见好转，反而转危，在月余高烧不退后又陷入昏迷状态。有人向张氏夫妇建议请日本医生。张学良因对日有心理戒备，坚决反对请日本人进府治病。11月初，沈阳老中医马二琴由本家侄子军医官马际宇介绍上门为张学良爱子治病。马二琴认为年将9岁的张闾琪很可能感染了可怕的肺伤寒。经马二琴几服中药调治，张闾琪居然出现转机，高烧转轻，进入腊月已能少量进食。
12月初，一位张学良的亲信极力主张送张闾琪到“仰德医院”（当地人称“南满医院”）去照肺部X光片。“仰德医院”是日本医生开办的，院长广野三田。张学良和于凤至举棋不定。张学良忽然询问军医官马际宇：“到广野三田的医院里照片子是否有危险？”马际宇当场表示：“广野三田行医多年，医德民望甚高，而且此人的医术也值得称道。至于他是否可靠，我不敢说。不过我敢肯定他和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广野先生只是一个日本医生，相信他绝不会利用给孩子治病之机暗做什么不光彩之事。”张学良心存的戒意消除了。12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张学良派军医官马际宇等五人，乘两汽车前往“仰德医院”求诊。之前已通知广野三田，所以那天上午当张闾琪前来就诊之时，所有求诊人员均作了延期诊治的处理，整个胸透室只接待张闾琪一人。
张闾琪和于凤至
上午9时，主治医生川岛治重和一位日本女护士将张闾琪推进胸透室，并安排坐在X光机前，所有陪同人员都被劝阻在胸透室外间等候。就在马际宇医官和几位侍卫在胸透室外等候时，突然听到胸透室内传来一声巨响，响起一声尖厉的孩子哭叫，接着有人在室内惊恐地奔走叫喊。等马医官和几个侍卫推开仍在阻拦的日本医生，撞开内室玻璃门扑进去时，才惊愕地看见烟雾弥漫之中，胸透机的主机玻璃板已炸成碎片，张闾琪扑倒在那架炸裂的胸透机前，脸部胸部均有鲜血，陷入昏迷。那两个日本男女，虽然满脸恐慌，却没有在爆炸中受到伤害，仅是白大褂上沾些粉尘而已。广野三田向马际宇等人解释说是刚购进的胸透机突然遇冷而发生玻璃板爆炸。张闾琪当天夜里便在帅府死去。
张闾琪之死与张作霖之死有类似之处。事后张学良虽然派人去沈阳日本领事馆要求彻查“仰德医院”胸透机爆炸的原因，但日本领事馆和南满医院均以种种借口推卸罪责，不了了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猜测爱子的猝死与日本关东军有关，但日本关东军始终不肯承认。1989年，张学良历经半个世纪的幽禁恢复自由后，在台北会见了一位名叫池宫城晃的《每日新闻》的日本记者。池宫城晃把多年搜集的关东军秘密档案复印件拿给张学良。张学良通过阅读这些绝密档案资料，惊愕地发现1929年冬天惨死在沈阳南满医院的三子张闾琪，的确是被日本关东军设计杀害。
当时日本关东军获悉张学良将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院”求医，连夜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出面，以威逼利诱的手段收买了广野三田。然后暗中布置日本特务在X光胸透机内密装炸弹，届时由特务幕后操纵引爆! 当然这次和皇姑屯事件一样，并没有吓坏张学良，张学良没有投降日本。
晚年张学良和赵一荻
既然谈到募捐，不禁对张作霖家族的财富有多少感到好奇。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显示，北洋时期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高达6.3亿元。张作霖个人独占5000万元，高居榜首。他有20万垧土地（1垧为1公顷）、遍布东三省的商号、上百家厂矿，还有奉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根据张学良晚年口述，“九一八”事变当晚，与他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掏腰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北京。但是张学良拒收，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据说，火车一出山海关，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不把私产救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变相“救济”日本侵略者中的士兵，真是民国时期的一大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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