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達（1933—2005），男，漢族，字子上，號供石主，山東青島平度明村鎮辛安人。歷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山東美術館年畫研究室主任。山東美術館副館長，一級美術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山東畫院高級畫師、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山東省書法家協會顧問、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山東省美術家協會理事。
朱學達先生1933年出生在平度縣（今平度市）一個偏僻的農村。膠東革命老區艱苦的鬥爭環境，使他過早地懂得了恨和愛；家鄉豐厚的文化傳統，又使他從小就受到藝術的薰陶，逐漸成長為一名有文化、求進步的好青年。在藝術上，他先是跟著在鄉下教書的父親學習書法，只一年的工夫，就書藝大進。他的父親覺得自己已經教不了這個忠直聰慧的兒子，又先後在平度縣城、青島市裡為他延師施教，遂使他從青年時期就遍讀歷代先賢名作、遍臨先人存世墨寶，奠定了紮實的楷書功底。23歲那年，他被選拔到縣文化館工作，學習並掌握了繪畫技藝。接著，他就被調入濰坊大眾日報社，擔任美術編輯。不久，他又作為優秀書畫人才進入山東省藝術館。從此，在更為廣闊的藝術領域，走上了專業書畫創作的道路，並且練就了一手飽含顏體風骨的楷書，成為齊魯大地名重德高的書法家。
朱學達先生的顏體書藝，首先是從應規入矩開始，進而按照“化古為我，書入我神”的古訓，熔鑄秦漢魏晉諸長，一改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的傳統書風，轉而顯示出剛柔相濟、渾厚朴茂的端莊風格。古人云：書如其人。先生其人敦實，其書也樸厚；其性堅毅，其書也雄健；其學博聞，其書也蒼潤。可以看出，在筆法上他特別注重腕部發力的作用，並貫之以篆籀氣息，其點畫起止獨具匠心，極具節奏感、厚重感和力量感。其橫輕豎重、橫細豎粗的用筆，在使筆畫圓勁、筋骨內含的同時，更給人以深刻的浮雕之感。他的書法在結體上的平劃寬結、左右對稱，使字字都以正面形象示人，顯示出飽滿、莊重的氣度。有的作品還如拉滿的弓弩，具有強勁的張力。在墨法上，他十分注重顏書運墨蒼潤兼施的特點，“不使巧，不求媚”，“獨守其拙，獨為其難”，使作品呈現出質樸而又豪邁的氣概、剛健而又雄強的風格。看他的字，如看正德君子立於廟堂之上，大有衣冠莊重、氣度肅穆的氣象。
我與朱先生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認識的。當時，我們幾個剛到省藝術館工作的小夥子，與朱先生他們幾個家屬在外地的老單身同住在辦公樓的二層，可以說是朝夕相處，同此涼熱。使我最感納悶的是，他有一年整整一個冬天把自己關在一間陰冷的小屋內，除了吃飯、睡覺，哪裡也不去。後來才知道，他是在幫助一位勝利油田的工人作者反反覆覆修改一幅畫稿，這就是後來那件被稱為我國石油翻身的代表作、名揚海內外的國畫《喜聽原油滾滾流》。當時，這件經朱先生修改後的作品，幾乎被所有的宣傳媒體予以轉載，《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民族畫報》都將其作為封面予以發表。發表時，雖然較原作有了很大變化，雖然那位工人作者一再要求同時署上朱先生的名字，但是朱先生卻堅辭不受。他說，幫助業餘作者修改作品是他的工作本分，這個名字他不能署。這件事對我們這些初出茅廬，又一心想著早日成名的小青年觸動很大，使我們對處身文化圈內如何待人、如何做人和如何對待名利的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並對他產生了敬慕之情。因此，我很願與這位老兄接近，十分慶幸剛剛走上社會就遇上這樣一位熱心助人又不計名利的同事兼師友。
1988年，濟南市將解放閣修繕一新之後，擬將解放濟南犧牲的人民解放軍的名字鐫刻於石、鑲嵌於閣。為此，首先要請書法家將烈士們的名字寫出來。在主管部門向朱先生徵詢意見的時候，順便提到了潤筆費用的問題，誰知朱先生一聽就異常驚訝地反問：解放軍們為了我們的今天連生命都獻了出來，我還是一個黨員，今天為他們寫寫名字還講什麼錢呢？主管部門的同志聽了非常感動，提出要為他找個條件最好的賓館住著慢慢去寫，朱先生沒有同意，就在園林部門的招待所裡寫了起來。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季，房間唯一的製冷設備是一臺電扇，而電扇一開，滿屋的紙張都被吹得亂飛。朱先生只好關著電扇，光著膀子，只穿一件短褲，汗流浹背地日夜寫個不停。他將對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無限愛心都傾注在每一個名字和每一個字的一筆一畫之中，用了十幾天的時間，認認真真地寫完了碑文和3764位烈士的英名。當紀念碑揭幕的時候，人們一來到這裡，就深深感受到這巍然肅穆的碑銘就是烈士們忠魂英風的真實寫照。而當人們恭敬地辨認著每一位烈士的名字，眼前閃現出他們英勇殺敵的壯烈場面的時候，同樣會被朱先生那端莊嚴正的字跡引入崇高的精神境界之中，人們對完成先烈未竟事業的神聖使命感不禁油然而生。
朱先生作為山東的著名書畫家，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山東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顧問，一級美術師，山東畫院的藝術顧問，省裡的拔尖人才，國務院津貼享受者，名氣很大、榮譽很多，但他沒有一點架子，穿戴樸素、飲食簡單，樸實得就像一位鄉下的老農。正因如此，他時刻不忘農民、不忘戰士，他的心始終嚮往著基層。
朱先生關心人、幫助人，經常對書法界的後學者給予熱情支持和提攜。他不知為多少人的展覽和書畫集題贈賀詞，也不知無償送給人們多少書法作品，幫助他們將夢想變為現實，度過一道道難關。可是他自己呢？他一直未搞過個人書畫展覽，未出過書畫專集。為此，許多人都不理解並經常勸他，可他總是說，我的字還要再寫、再提高，辦展出書之事還是等等再說。去年夏天，他病發住院後，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省文化廳的領導去醫院看望他時，還提及此事，幾位好友也勸他列個出書的目錄，他倒是答應了。
為此，幾位同志還專門去章丘公園將他寫的“龍泉頌”拓下來，以備出書。可他答應的出書目錄卻一直未能列出。到了他的彌留之際，見到他時，除了安慰，就是默默無語地互相握著手，這個出書的事，誰也說不出口。當時，哪怕是一丁點讓他費心動腦的事，大家也不忍心提了。
朱先生是2004年的3月中旬住院的。當時大夫診斷的是胃癌，開刀後將胃全部切除，後來腹腔又被感染，出現了腹水、浮腫。進入冬季後，病情越發嚴重起來。2005年元旦上午，我去看他，他把手從被子裡伸出來，緊拉著我的一雙涼手，詢問書畫界幾位老先生的情況，要我代問他們好。我的兩隻冰涼的手握著他那隻熱乎乎的手，向他俯身說道：“今天是新年，2005年的元旦，我們大家都給你拜年，祝你新年好！”他的嘴角動了一動，綻出一絲笑意，慢慢地說：“新年好，新年好，新年真好，也問大家都好！”也許在一般情況下，對一般的人來說，新年好、新年真好的內容是明擺著的、平平常常的，可對於一個病情嚴重的人來說，對於一個將不久於人世，而偏偏又對生活、對人生有著深刻的理解，因而充滿了無限的愛意、充滿了無限的希望並且具有崇高的使命感的人來說，真不知其中包含了多少層意思！
我正這樣神情悽楚地想著，朱先生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我說：“人生自古誰無死？你不用難過，我多年受黨的教育，對待疾病，我有思想準備！我要說的是，咱們美術界今年終於在全國大展中拿了金獎，真叫人高興啊，可是要保住這個成績，創造更好的成績，不強調深入實際、深入生活不行啊……”說到這裡，他艱難地咳嗽起來。我連忙用手去扶他的背，以使他咳得舒坦些，對他說：“你放心，這個深入生活、深入實際的問題，我們會緊緊地抓住它。”歇了好一會兒，他才緩過氣來，又斷斷續續地說：“是啊，是啊，在往年這個時候又該計劃下鄉的事了，今年應該選擇更偏僻一些的農村去，寫送春聯。”他又說：“我是不能去了，只有拜託大家了。”他病到這種地步，還關注著美術界的發展、關注著鄉下的農民，這是多麼好的老人啊，為什麼老天偏偏讓他走得這麼早呢？想到這裡，我的鼻子一酸，眼淚往外直湧，又只好用力忍住。
新中國成立50週年時，他以極高的興致用二十多張四尺紅色宣紙拼接起來，認認真真地寫了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展出時許多觀眾都被這篇洋洋大觀的作品而傾倒，紛紛在這一作品前照相留影。香港、澳門迴歸時，他特地與幾位同志一起編撰了對聯，然後用他那端莊俊秀的字體寫在紅色宣紙上，掛在展室的前廳，紅紅火火、滿堂生輝，越發顯示出人們對於香港、澳門迴歸的喜悅心情。
山東省委、省政府，南郊賓館，山東大廈，省會泉城的許多重要場所，齊魯大地上的許多城市的重要街道，文化區、商業區、旅遊名勝區，都陳列著他的巨幅書法作品，都有用他的字製成的匾牌、題詞、廠名、廣告。山東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辦展時，展出了朱先生寫的幾件作品，許多觀眾看到之後，久久駐足，入神地觀賞。有的把作品拍照下來，有的乾脆坐在地板上，掏出紙筆，一橫一豎地臨摹起來。他們說，很多年沒有見到這麼莊重而見功夫的正書了。許多兄弟省市的人士說，來到山東，看到朱先生的字，猛然間會對孔孟之鄉厚重的文化底蘊產生更深層次的認識：他的字給山東人民帶來了尊嚴和自信，帶來了驕傲和自豪。而到了2005年1月8日，他終於帶著這雙在齊魯書壇耕雲播雨、揮灑驕傲與希望的巨手，離我們而去了！
誰說他沒有辦展、沒有出書？請看在齊魯大地的城市鄉村由他寫出的那些端莊人氣的鉅作和匾牌、名勝景區由他題寫的詩詞、公共場所和千萬個家庭張掛的他的作品，不就是他的書法大展嗎？不就是他的書畫專集嗎？他的書展，他的專集，辦在天地之間，印在千千萬萬人們的心裡。
還有，當人們走到解放閣，看到他親筆寫出的烈士碑銘，不是也同樣會想到他，想到他刻苦的治學精神、精湛的書法技藝，想到他崇高的品質、閃光的思想嗎？（作者：王奎章，文章為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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