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苏轼的一生，其实转折点绕不开一场关于他生死攸关的文字官司“乌台诗案”，在这场官司里面，本来刑不上大夫（北宋不杀文人的规定）的北宋王朝，差点要了苏轼的命。有人说“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就是苏轼而已，“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才是那位“一蓑风雨任平生”的苏东坡。
说起这场“乌台诗案”，其实是党争的产物，当时王安石发起变法，驱逐了仁宗时期的一大批名臣，这些名臣被称为“旧党”，其中包括：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而拗相公王安石，一心为了变法，就启用了一些新人，被称为“新党”，其实王安石出发点本没错，但奈何不会用人，所选之人皆无德无才之辈，整天干着谎报变法成果，搜集旧党“犯罪证据”的事。当然，当时“变法派”里面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舒亶。
为何说他差点害死苏东坡，又是一位被苏东坡给“害”了铁骨文人呢？且听慢慢道来：
舒亶，他是浙江人，很有文采，24岁便以礼部第一的骄人成绩中举，进入仕途，要知道，当时宋朝24岁中举是很年轻的。舒亶虽然是江南文人，但却绝不是柔弱书生，他为人特别刚直，是不畏强权，不顾生死之人。他刚进入仕途，担任了一个县的“公安局长”，本来大好的前途，却因为下属不孝，愤怒地将下属杀死，自己也干脆辞官回乡。这种敢作敢为的作风确实是非常“硬核”的。
不久后，舒亶被重新启用，因为刚直无畏的性格，他被委任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出使西夏，与西夏谈判双方战后疆界划定的事宜。要知道，这可不是个好差事啊，第一，当时北宋与西夏刚刚结束战争，西夏那边还是杀气腾腾的呢，这一去，一不小心就会一命呜呼啊；第二，与战争方划定疆域本来就是里外不是人的活，干不好就在历史上遗臭万年的。但舒亶接到这个任务后，没有推辞，没有和朝廷要护卫，一个文人，单枪匹马就自己去了！这气势，连武将都得佩服啊！
到了西夏，舒亶毫无惧色，对疆域划定之事侃侃而谈、不卑不亢、丝毫不让半寸河山，见他如此，西夏军都拿刀架他脖子上，但他面不改色，最后西夏君臣看他一介书生，却能如此勇敢无畏，便也接受了舒亶关于疆域划分的意见，最后舒亶光荣还朝！
还朝不久，舒亶便获得高升，当时王安石也正在朝廷大搞变法，舒亶出使西夏的经历也深感变法的必要性，就自然就加入了进去，成为王安石变法集团核心人物。后面因为苏轼曾上“万言书”反对变法，自然成了变法集团眼中的一颗钉子。一开始在朝中，苏轼在官职和文学方面影响不大， 便只是被驱逐出开封。后来随着苏轼在密州、徐州任职期间，文学影响日渐扩大，而且文学作品中多是反对变法之音，所以，当时朝中“三台官员”舒亶、李定等就开始收集苏轼文学作品中的“造反之音”，开始了对苏轼的羁押审讯，史称乌台诗案。这场官司中，变法派证据之确凿，确实足以定苏轼杀头之罪，幸好最后苏轼得以特赦。
因为“乌台诗案”，舒亶被后世称为奸臣，并且成了千百年来抹不去的污点。其实舒亶本身并非针对苏轼，而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奈何后世苏轼凭借自己超然的人生态度和斐然的文采，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粉丝，舒亶曾经针对过苏轼的历史，在苏东坡粉丝眼里自然招黑了，所以他也算是被苏轼“害”得成了“奸臣”。
其实，身为御史台首脑的舒亶并没有陷入党争，更没有在王安石变法中迷失自我，他也曾舍弃党派利益，弹劾变法派张商英无才无能徇私舞弊之事。后来舒亶因为性格刚直、敢作敢为，得罪了朝中不少人，就再没有进入朝廷权力中心，但后来在为政一方的时候，勤政爱民，善于用兵，为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最后死在军中。
这里分享一首舒亶在出使西夏期间写下的一首送别词吧：
菩萨蛮
宋代：舒亶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
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
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江上的船夫已经擂鼓催促你赶紧启程了，而在这高楼之上，多想端起酒杯把你留住啊，可在离别之际，是去是留总让人难以抉择。在高楼之上，望着江面，江头潮水即将平息，可是这江潮之景容易看得，你这一去却要分隔南北了，今天杯酒饮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把酒言欢啊！
古人离别相送之时，离人的留恋之苦，送别之人的惜别之情，总是最能动人的。山长路远，书信难寄，重逢难期，喝完一杯离别酒，不知何日能同醉啊。虽说离别也可以像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般豪迈，但动情之处，那种发自内心的离别之苦的流露，才最引人共鸣吧。
舒亶，一位被忽视、被误解的北宋文坛英雄，不应该被继续误解下去，读他的山水诗，小令词，读他的一生遭遇，都会让你爱上这位曾经差点“害死”苏轼敢作敢为的铁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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