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出版機構，多稱“書局”“書社”“書店”“印書館”等。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為了有系統地編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決定在滬建立人民出版社，由曾參與編輯《新青年》、主編《共產黨》的李達負責。從此，“出版社”的名稱正式亮相，並逐漸流行。
李達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在中共一大會議中被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那時，李達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的寓所，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係一樓一底的青紅磚相間砌成的石庫門房屋，門額刻著吉祥圖案，內有小天井，底層是客堂，樓上前樓為李達的書房兼臥室，後面的亭子間即編輯部。這裡民居成片，門戶相仿，側身一閃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鎖定，便於隱蔽；一旦遇到意外情況，因前後有門，獨進獨出，四通八達，可迅速撤離。
《新青年》第九卷第五號曾登載《人民出版社通告》，闡明其宗旨和任務：“近年來新主義新學說盛行，研究的人漸漸多了，本社同仁為供給此項要求起見，特刊行各種重要書籍，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各書或編或譯，都經嚴加選擇，內容務求確實，文章務求暢達，這一點同仁相信必能滿足讀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發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中，則明確要求：“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經李達的具體籌劃，人民出版社擬定了內容豐富的出版計劃，準備推出“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譯，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其他讀物九種。由於受經費、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終這批書籍未能全部出齊。
當年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及，僅數月時間，人民出版社已出版書籍12種，各印3000冊。據考，人民出版社實際出版書籍近20種，其中不僅有《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馬克思的《僱傭勞動與資本》，袁讓譯）、《勞農會之建設》（即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李達譯）等，還有重印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以及《勞動運動史》《俄國革命紀念》《兩個工人談話》《李卜克內西紀念》4種小冊子；另外，為了紀念馬克思誕辰105週年和聲援各地工人群眾的革命鬥爭，先後印製了大量宣傳品。
李達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併兼編輯、校對和發行工作，社址實際在上海，因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寫為‘廣州昌興馬路’。”那時，廣州是孫中山領導的根據地，人民出版社為了確保安全，編輯的書籍標明由“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寫作“廣州昌興馬路二十六號”，使敵人無法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進行查禁。1922年11月，李達應毛澤東函邀前往長沙，到湖南自修大學工作；翌年夏秋間，人民出版社併入已遷至廣州的新青年社。
筆者經研究認為，當年的人民出版社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善於進行編輯策劃，在短時間內便擬就“馬克思全書”“列寧全書”“康民尼斯特叢書”這3套叢書的大型出版計劃，儘管最終因受條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書籍；第二，高度重視編譯質量，在推出馬列著作時既講究詞語淺顯又要求譯文準確，譯書工作主要依靠有較高外語水平的黨內同志(如李達、沈澤民、李漢俊等)；第三，及時打通發行渠道，既利用書店又依託各地黨組織，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黨內同志和進步青年手中，並達到不小的印數。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這樣評價：“人民出版社……為我黨言論機關，出版了很多書籍，對思想上有很大的影響。”
本文首發於《上海工運》202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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