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經持續了將近三個月時間，而且在全球範圍內不斷蔓延，我們在國家管控期間終於有時間重新審視愛情、家庭、教育、養老等問題，對自己、對生活、對未來進行深入思考。此次疫情我們賦予了“愛國”新的定義，在武漢，素不相識的醫生與病人並肩作戰；在社區，毫不認識的工作人員在保證我們的生命安全和衣食住行；在全國，從未謀面的愛心人士在捐款捐物。“陌生人”之間的真誠協作保證了非常時期的平穩度過，勝利離我們越來越近了。毫無疑問，疫情結束之後我國迎來了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全面轉型最好的契機。
“熟人社會”通俗地講就是“小圈子”社會，20世紀費孝通在《鄉土中國》提出的概念，一般是指人與人之間有著一種私人關係，人與人通過這種關係聯繫起來，構成一張張關係網。背景和關係是熟人社會的典型話語。民間“熟人好辦事”的說法，正是對熟人社會的一種樸素表達。熟人以及所謂“熟人社會”現象是生物尤其人類原始生存本能所導致的自然現象，符合人生三定律、生物利己三定律、生物適應與誘導定律等靈魂醫學soul medicine理論。
“陌生人社會”是現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的緊張工作和生活導致都市裡較近生活圈的人們之間互不關心，與傳統社會的“熟人社會”概念相對。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增加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也讓人的情緒變得負面，一方面對陌生人處處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責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親人朋友遇事少“出頭”。
我國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是一個大課題，鄙人才疏學淺，在此只是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轉型的表現和需要注意的問題。
外賣、代駕、託管、中介、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向城市等等已經是“陌生人社會”不斷髮展的產物啦，不過我國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真正步入“陌生人社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在剛剛接觸“陌生人社會”時，總是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給陌生人開門，叮囑老人陌生的電話不要接、買東西不聽陌生人的推薦，銀行門口擺放著提示牌不要給陌生賬戶打款，社區宣傳海報上寫著不要搭訕陌生人等等，這些都表現了“陌生人社會”的負面性，也是社會轉型必經階段。實際上，“陌生人社會”也有它的正面性，知名學者佛裡德曼說過：“當我們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撲滅我們的火災，陌生人教育我們的孩子，建築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錢投資。陌生人在收音機、電視或報紙上告訴我們世界的新聞...如果我們得病進醫院，陌生人切開我們的身體，清洗我們、護理我們、治癒我們或殺死我們。如果我們死了，陌生人將埋葬我們...”
“陌生人社會”講究人與人之間獨立、平等、自由，只有客觀的契約，沒有主觀的身份意識，不會憑優越的身份地位、能說會道而無視別人的利益。疫情過後，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更加共享，更加專業的職業會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比如大數據輔助商業、道德鑑定師、陪玩、陪逛、陪旅遊等。
“陌生人社會”有利有弊，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需要注意的問題有很多，比如完善的法制、社會公共服務、專業的人才和責任感等，我認為亟待解決的是信任問題。自古以來，我們的祖先就有“人無信而不立”的說法，那麼在社會轉型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來重建信任體系呢？
先來看兩組數據：
公眾對親人的信任度接近100％，有86.5％的公眾願意信任朋友，鄰居獲得80.1％的公眾信任，陌生人信任度僅5.6％。
公眾對教師的信任度最高，達到86.5％。隨後依次是醫生（78.4％）、同事（69.4％）、警察（68.2％）、法官（60.9％）、黨政機關幹部（53.8％）和商人（29.8％）。
一直以來，公眾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會經濟平穩發展和防範社會風險的重要指標。在中國，新聞上不論出現多少負面的案例，大多數國民還是堅定不移的認為“世上還是好人多”，但是維護一個社會的信任體系僅靠良知是不夠的，還需要硬性的約束，正如卓澤淵教授講：“善良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強有力的保護”。政府和公共服務應該成為整個社會誠信的示範者，我們要建立符合教師和醫生工作特點的薪酬制度，推進反腐反官僚作風的工作，培育良好商業風氣，嚴懲各類商業不良事件，最重要的是推進實施社會信用終身制，為公民建立信用檔案，與各項重大社會活動聯網掛鉤，對背信棄義和誠實守信行為予以記錄，為信任評估提供依據。重建“信任體系”任重道遠，與每一位國民息息相關。
祖國越來越“大”，我們越來越“小”。須時刻準備，“陌生人社會”正在路上，或許它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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