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时间，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我们在国家管控期间终于有时间重新审视爱情、家庭、教育、养老等问题，对自己、对生活、对未来进行深入思考。此次疫情我们赋予了“爱国”新的定义，在武汉，素不相识的医生与病人并肩作战；在社区，毫不认识的工作人员在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衣食住行；在全国，从未谋面的爱心人士在捐款捐物。“陌生人”之间的真诚协作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平稳度过，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毫无疑问，疫情结束之后我国迎来了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全面转型最好的契机。

“熟人社会”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的概念，一般是指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熟人以及所谓“熟人社会”现象是生物尤其人类原始生存本能所导致的自然现象，符合人生三定律、生物利己三定律、生物适应与诱导定律等灵魂医学soul medicine理论。

“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紧张工作和生活导致都市里较近生活圈的人们之间互不关心，与传统社会的“熟人社会”概念相对。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

我国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是一个大课题，鄙人才疏学浅，在此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转型的表现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外卖、代驾、托管、中介、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等等已经是“陌生人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啦，不过我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真正步入“陌生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刚刚接触“陌生人社会”时，总是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不要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要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宣传海报上写着不要搭讪陌生人等等，这些都表现了“陌生人社会”的负面性，也是社会转型必经阶段。实际上，“陌生人社会”也有它的正面性，知名学者佛里德曼说过：“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治愈我们或杀死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埋葬我们...”

“陌生人社会”讲究人与人之间独立、平等、自由，只有客观的契约，没有主观的身份意识，不会凭优越的身份地位、能说会道而无视别人的利益。疫情过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更加共享，更加专业的职业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比如大数据辅助商业、道德鉴定师、陪玩、陪逛、陪旅游等。

“陌生人社会”有利有弊，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完善的法制、社会公共服务、专业的人才和责任感等，我认为亟待解决的是信任问题。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那么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重建信任体系呢？

先来看两组数据：

公众对亲人的信任度接近100％，有86.5％的公众愿意信任朋友，邻居获得80.1％的公众信任，陌生人信任度仅5.6％。

公众对教师的信任度最高，达到86.5％。随后依次是医生（78.4％）、同事（69.4％）、警察（68.2％）、法官（60.9％）、党政机关干部（53.8％）和商人（29.8％）。

一直以来，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和防范社会风险的重要指标。在中国，新闻上不论出现多少负面的案例，大多数国民还是坚定不移的认为“世上还是好人多”，但是维护一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仅靠良知是不够的，还需要硬性的约束，正如卓泽渊教授讲：“善良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强有力的保护”。政府和公共服务应该成为整个社会诚信的示范者，我们要建立符合教师和医生工作特点的薪酬制度，推进反腐反官僚作风的工作，培育良好商业风气，严惩各类商业不良事件，最重要的是推进实施社会信用终身制，为公民建立信用档案，与各项重大社会活动联网挂钩，对背信弃义和诚实守信行为予以记录，为信任评估提供依据。重建“信任体系”任重道远，与每一位国民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