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歐陽修在翰林院任職的時候，經常和同院同僚一起出外遊玩。有一次，路過一條街道，有一匹馬因為受驚了，揚起前蹄，踩死了一條睡在路上的狗 （對狗來說，真是飛來橫禍）。歐陽修靈機一動說：“既然我們都任職於翰林院，那麼就描述下剛剛發生的事情吧！”
這時一位官員說：“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歐陽修笑笑沒有說話，另一位官員說：“有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聽後笑著說：“像你們這樣修史，記上一萬卷也記不完啊！”那二人有些不服，於是讓歐陽修說說該怎麼描述。只見歐陽修捻鬚一笑，說道：“逸馬殺犬於道。”那二人聽後，臉紅地相互笑了起來。
刪繁就簡
歐陽修僅用六個字就記錄了一件事情，不得不令人佩服。“逸馬”，受驚的馬，“逸馬”殺犬，這是事件的主體，“於道”，點名了事件發生的地點。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代修史的第一個原則——簡。
“簡”顧名思義就是簡要、簡略。那為什麼要修史要求簡呢？主要是因為：
一、歷史事件多，太龐雜。像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共有文字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多個，耗時十三年完成。這還是經過司馬遷刪繁就簡後的，如果修史不精簡，那麼不知道要寫到何年何月。
二、書寫工具的制約。古代採用毛筆為基本的書寫工具，以竹簡、紙張、絲綢為書寫載體，這使得記錄起來沒有現今這麼方便，書寫起來十分緩慢。
三、史料的蒐集和求證。由於時間跨度長以及戰爭的影響，加上交通和通訊的不便，不帶時光在修飾時，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史料的蒐集上，而對於有些不確定的事件，因為無法確認其真實性，所以就只能刪去，這也造成了史書的簡略。
秉筆直書
春秋時期，趙穿殺害了晉靈公，當時作為正卿的趙盾對這件事情置之不理。當時的史官董狐認為這件事情趙盾應該負責任，你是在史冊上記載：“趙盾弒其君”。後來趙盾得知後，就把史官董狐給殺害了。
另一個故事也發生在春秋時期。齊國國君齊莊公不理政事，生活糜爛。與自己的右卿崔杼的夫人棠姜有染。崔杼知道後便假裝生病在家，設計殺死了齊莊公。於是當時的史官太史伯，在史書上寫道“周靈王23年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崔杼看後大怒，於是就殺掉了太史伯。
通過以上這兩個故事，我們就可以看出
修史的第二個原則就是秉筆直書——真。故事中的兩位史官，寧可丟掉性命，不要也要保證史書的真實性，這種精神是可貴的。也正是因為史官們能夠做到秉筆直書，所以保證了史書的真實性，為我們研究以前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參考。
專和全
研究修史，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修史的史官一家子都是幹這事的。像春秋時期的太史伯、仲、叔、季四兄弟；司馬遷與其父親司馬談，甚至他的先祖司馬昌；班固與其父班彪，以及妹妹班昭。這些都是修史世家。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這就是為了保證史書的專。
修史是一件複雜、繁瑣、耗時長、專業度高的事情，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勝任的。史官家庭出身的子弟，自小耳濡目染，自小培養了修史的知識和興趣，成年後也順利走上了這條道路。而朝廷則通過以家庭為中心，職位世襲子孫等手段，保證了修史的延續性和專業性。
修史的原則全主要體現在對史料真實性和廣泛性的考據上。
通常史官除了埋頭苦讀百家書籍之外，在年輕時還會周遊全國各地，蒐集修史素材，以增長見識和閱歷，並在心裡形成一種宏大的地域感。像司馬遷早年跟隨孔安國、董仲舒等大儒學習，之後漫遊各地，瞭解風俗，採集傳聞。這主要就是為了史料的廣泛性。
在真實性上，如果史官遇到模稜兩可，把握不定的事件時，通常會參考以前和這件事相關的很多書籍，加以對照，相互佐證。甚至是去實地走訪、考察，綜合民間說法，以便找出最為合理真實的結果。如果通過這些方法仍舊不能決斷，那麼就只有捨棄了。
古人治史精神和修史原則值得我等後輩學習，切不可受“歷史皆為虛假”論調影響而產生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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