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认知中，长久以来，公共卫生是“看不见回报”的公益性事业，而往往忽视它的经济性——其对劳动效率、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
在长达数月之久的疫情影响下，人们渐渐意识到，未来国家战略的竞争，根基不仅在于经济体系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全民医疗健康体系特别是公共卫生制度的竞争。
在这一共识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 不是经济危机 而是生命危机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监测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4日17时30分，全球168个国家总计报告382644例新冠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达16581。
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正在加速。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从出现第一起新冠确诊病例到10万例用了67天，随后仅过了11天就增长到20万例，抵达30万例的时间只耗费了4天。
WHO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Margaret Harris）称，在过去24小时内，85%的新增确诊病例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同时，由于新增病例数飙升，美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疫情的爆发中心。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24日18时，美国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450例，累计死亡593例。
据第一财经采访报道，当前，美国众多医务人员防护非常不到位，医疗物资从紧，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医务人员感染率攀升的情况，类似于意大利。短期内，疫情仍很难见顶。
持续发展的疫情，为全球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采购经理人调查是最先能体现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数据之一。而在3月24日，欧美陷入疫情后发布的首批数据弥漫着悲观信号。
数据公司IHS Markit表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3月份美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2月份的49.6降至40.5。这创下了该指标问世10年半以来的最低纪录。此外，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3月份欧元区综合PMI从2月份的51.6降至31.4，为1998年7月IHS Markit开始进行该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世界各地经济活动放缓，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活动水平均在3月份降至纪录低位，这强化了分析师关于全球经济已深度衰退的观点。
从全球传染病的历史来看，21世纪全球爆发的三次大流行病分别是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和2014年的埃博拉。据测算，三次流行病给全球带来的经济损失平均在500亿美元左右，拖累当年世界GDP增长大约0.1%。
本世纪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问题是什么？或许现在人们有了共识——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命危机。
2015年埃博拉爆发后，比尔·盖茨曾在一次TED演讲中表示，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
今年2月底，他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如何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文章，表示：全球领导人应当立即行动，刻不容缓。
2 危机解药：公共卫生投入
近期，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出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措施，然而效果有限，专家指出，
金融行动只能试图减轻经济影响，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医疗危机，解决办法必须是来自公共卫生领域的成功举措。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具体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如结核、艾滋病、SARS等）的预防、监控和治疗，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
公共卫生与普通意义上的医疗服务有所区别——公共卫生是针对社区或者社会的医疗措施服务，基本属于无偿服务，带有明显的公益属性，它有别于在医院进行的、针对个人的、有偿的医疗措施服务。
图源：新华社
当经济学家（包括卫生经济学家在内）提到“公共卫生”一词时，他们并不完全是在指“公共卫生”的医学内涵，而是在说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应当由政府来支出的健康服务或者手段。
回望历史，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初步建立了覆盖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公共卫生体系。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我国建立起以疾控体系为龙头，以公共卫生监管部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相关医疗服务机构等为主体，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是本世纪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在应对本轮疫情上防控有力，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暴露出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短板。
这些年来，随着财政对民生投入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公共卫生建设投资水涨船高。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占比看，我国财政投入比重还偏低。
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对于公共卫生建设的投入只有35.44亿元，40年后，2018年达到了1.6万亿元，占GDP之比由0.9%上升到1.7%。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高达7%以及中等收入国家4.5%的占比而言，我国财政投入比重依然比较低，甚至也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1.5%的水平。
又如，国家2014年“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为5.29亿元，而到了2019年预算下降到4.5亿元，同比下降14.9%。反之，2014年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为36.19亿元，到2019年预算增加到50.23亿元，同比增加38.8%。
财政拨款不足导致了人才流失。自2005至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员数量从20.65万人，减少到18.7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0.73%。而疾控中心的应急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卫生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
3 让公共卫生“有利可图”
为何公共卫生在建设投资上存在短板？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张锐分析原因提出：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卫生消费理念有待提升，容易把公共卫生支出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甚至消耗性支出，没有当作人力资本的必要投资；另一方面是因为前些年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存在非对称性，卫生支出主要由各地方政府负责，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公共卫生建设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凸显。
事实上，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务，但又是一种社会效益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服务。
不过，张锐认为，公共卫生服务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外部性特征。比如，治愈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就等于降低了其他社会成员感染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国在抗击疫情中果断决定由国家承担治疗费用的原因。
而且，他提出，增加公共卫生投资可以通过产业链的关联作用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投资还带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带来企业产出增加，更能带来国家财税收入稳定增长。
近期，多个地方政府公布今年的投资计划，在疫情的重压下，各地方纷纷提高基建投资力度提振经济。但是综合对比全国各省份公布的投资计划，交通、能源等大基建项目仍占较大比重。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近期撰文提出，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 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
因此，黄奇帆建议，今后有必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将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短板尽快补上。为此，中央财政可通过发行公共卫生专项国债、公共卫生彩票等方式融资，同时可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公共卫生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并通过PPP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进来。
近日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已下发要求，明确2020年全年专项债新增应急医疗救治设施、公共卫生设施等领域项目用途。
当然，也有部分省份在今年投资计划中加大了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如黑龙江就强调要把公共卫生防控能力、物资储备体系、公共环境卫生等补短板项目纳入“百大项目”。安徽提出准备推进一批应急医疗救治设施、传染病防治、疾控体系和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项目。
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近期撰文提出了平衡公共卫生投入与产出的建议：疫情之后，如需拉动内需加速GDP增长，中央政府可补贴地方政府，在一定规模以上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临时的防疫中心兼传染病医院 ——在这方面，五年前就落成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可根据南京等地的经验快速复制此类设施到其他地区，从而做到既拉动内需，又做到防患于未然。
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应急扩建工程经过12天建设于近日正式完工
“对于一个以追求人民幸福为初衷的政府，这些‘看得见的投资’同样重要，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在医疗卫生体系、医护人才培养和药品等相关科研方面的巨大不足，因此政府支出应该加大力度向这些方面倾斜。”陆挺表示。
1、《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需加大力度补齐公共卫生投资短板》；上海证券报
2《陆挺：产业非基建、基建无新老 关键看回报》；新浪财经
3、《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 美欧商业活动降至纪录低位》；环球外汇网
4、《全球疫情难见拐点 这一轮衰退会有多深？》；第一财经
5、《黄奇帆：疫情之后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要花两三千亿补短板》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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