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則新聞，引發很多人的憤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的一位神經外科醫生，在微博指出方方造謠護士梁小霞去世，表示一個人的生死豈能道聽途說，請尊重一個人的生命。該醫生表示廣西援鄂護士梁小霞於2月28日在武漢協和醫院暈倒，經過救治其自主心跳和呼吸已經恢復正常，目前昏迷了近一個月，雖然不知道何時醒來，但並沒有去世。
方方造謠傳謠的多了，此前“殯儀館外面滿地都是無主手機”，就是聽“醫生朋友”說，這次也是聽“醫生朋友”說。她這些醫生朋友為什麼要坑這位足不出戶的老人，總是給她傳遞虛假信息，多大仇多大怨啊？而這些道聽途說未經核實的內容，與真實的消息摻雜雜一起，以“日記體”的方式表述出來，就會給讀者一種真實記錄歷史進程的感覺。一旦有人指出其虛假，就會被方作家及其腦殘粉們斥為“極左”。
我是文革以後出生的一代人，很難理解從文革過來的方方，為什麼那麼熱衷於運用文革時代的語言。其扣帽子、打棍子、動輒人身攻擊、惡毒詛咒的罵人方式，是我極不熟悉的一套話語系統，但她運用得爐火純青。在她的文章中，凡是質疑其日記內容真實性的，都是懷有不可告人動機的“極左”，都是有組織地對她進行圍攻的五毛，都是禍國殃民的無恥之徒。
到底是前作協主席在文學的私家花園裡徜徉太久，不接地氣，還是我們的某些自詡精英的階層脫離群眾太久了？他們可以家門不出，就揮筆代表一個城市的良心，他們可以臺上耍耍嘴皮子，就代表一個時代的脊樑。他們看似在啟蒙群眾，但實際上是以一種反智在篩選韭菜，真正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不會接受她的洗腦的。在她自己營造的教會式氛圍中，誰反對她就是罪大惡極，誰質疑她就是別有用心，誰批評她就是文革餘孽。
在武漢封城後，方方寫日記炫耀警局派一位協警送其侄女去機場，一會兒說是公事一會兒說是私事，有沒有利用特權至今說不清楚，但這絲毫不妨礙其繼續代表一個城市的“良心”。在她的筆下，武漢已然是人間煉獄，殯儀館外遍地手機的虛假場景，所傳遞出的恐怖信息，經網絡上數千萬讀者放大後，驚慌失措的人流擠佔本就不堪重負的醫療資源，她需要為此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嗎？不需要。而且，憑藉其政治背景和社會資源，她還順勢得到了官方通訊社的專訪加持。
我曾說過，作家如果搞文學創作，寫小說，那是表達的自由，沒有問題，但用“日記體”的方式把一些真假參半的消息廣為散佈，那就不屬於表達的自由。就像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判決中曾指出：“對言論自由作最嚴格的保護，也不會容忍一個人在未著火的戲院中妄呼起火，引起驚慌”。相反，把一切質疑者斥責為“極左”，則是對言論自由最粗暴的踐踏。也許方方認為，給反對者扣上“極左”帽子，在政治上就有了制高點，可以讓粉絲們同仇敵愾，群起攻之。殊不知，她早已成為她口頭上要反對的人。
我並不認為中國社會上存在方方所說的“極左”，被他點名的幾個人，有的我不認識，不懂為什麼質疑她就要領一頂那樣的帽子，難道，不喜歡她的權利也沒有了嗎？有的我認識，無論在公共領域的表達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都是正直、善良而溫和的人，他們也許只是看不慣她的造謠傳謠，鼓勵勇氣說幾句真話，然後就遭致了她的謾罵和粉絲無休止的圍攻。難道，所有人的觀點都必須跟她保持一致才行？順我者昌，逆我者就“極左”？
我實際上算是一個右派，法律人基本上都是右派。我們奉行民主、自由、法治、公平、正義，我們反對一切權力濫用和社會不公。但像我這樣的溫和右派，早在十年前就已經被公知們打成了所謂的“左派”，因為我不願跟造謠、推牆、沉船派同流合汙。在他們的政治譜系裡，北大張頤武教授是極左，環球時報的胡錫進是極左，以批評見長的郭松民更是極左，他們容不下任何不同的聲音。那麼，到底誰在走極端？誰又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在扼殺民主和自由呢？這幫人上臺，你們覺得會比現在更好嗎？這屆公知不行。
援鄂護士梁小霞，是我們人民的英雄，她依然頑強地延續著自己的生命，誰都沒有權利道聽途說就隨意宣佈她死亡，這對於其家屬是一種嚴重的精神傷害。我們在祈禱梁護士平安，有人卻早早地擺好靈堂，迫不及待想吃人血饅頭。方方動不動就說要起訴這個起訴那個，雖然至今沒有看到她去起訴。但我到覺得，梁小霞的近親屬其實是擁有起訴方方的權利的。只是這種訴訟沒有什麼意義。多年前方方因為名譽侵權被判敗訴，受害者死了也沒等到她履行生效判決。讓“良心”道歉？不存在的！那是“極左”們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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