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盛世，安享太平，难出大师；纷乱年代，人人自危，却百家争鸣。动荡的魏晋时期亦是如此，从汉末的黄巾军起义到魏晋之际司马氏平天下，人们长期在战乱中度日，也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时代文化符号，他们的魏晋风度成为了后世文人标榜的典范。

竹林七贤

对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误读

后世，作为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成为了魏晋风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率直任诞、清俊通脱，似乎也变成了他的标签，一直至今。人们通常由此认为他的行为方式及思想观念是崇道弃儒，尤其是他那句经典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往往被人误读为对礼教的放弃或反对。

实则不然。"越名教而任自然"一句提出于嵇康归隐初期，出自其《释私论》一文。其中上下关联的原文为"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 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 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大概理解为：君子是不在乎是非，不违反道义的。通常气静神安又心胸豁达，不故作高尚，也不被欲望所囿，能够清楚客观的审视事物并可以通情达理，这样就可以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了。

从上下文关联语义来看，"越名教而任自然"似乎是能够辨公私的条件之一，亦是要修炼成君子的条件之一，而非是反对礼教一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实则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中虚伪的礼教，他们虽然崇尚自然，不能遵守世俗的礼法，但究其本心，其实是未必要真正废弃名教"。

终其一生，未脱俗世

人们通常用任诞来形容竹林七贤，其中嵇康则为典型代表。"任诞"语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一文，意思大概是，超越礼教、追求自由，脱离尘俗。纵观嵇康的一生，是否真的是脱离尘世了，恐怕也并非如此。

嵇 康

观其职业，为了生存，他也曾入仕，官拜中散大夫；论其政治立场，其直接与魏宗室结亲，一直倾向皇室一边；后期，对于司马氏掌权的不满、愤怒更是用文字的嘲讽和行动的不配合来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为自己与这俗世又添了几分纠葛。

司马氏顺我者才可苟活的黑暗统治，一次次击碎了嵇康的问世理想。看似是追求自由洒脱的超逸生活与态度，实则与尘世的羁绊剪不断、理还乱，他的内心对尘俗生活实则是认同的，不过被政治环境所囿。任诞的行为，实则是对司马氏集团的嘲讽与反抗，问世理想破灭，无处纾解情绪的压抑表现。似乎，一切正是相反，不过这样看来，也才正常。

放纵背后，是对礼教的深深认同

嵇康的形象能够如此高大上，很大程度上也与他的死有关系。其好友吕安被以不孝之罪诬陷，嵇康则为其据理力争，不想这事竟成了导致其被处死的导火线。司马氏在大力倡导披着政治外衣的"名教"时，本因嵇康的才华欲拉拢嵇康，却被其嗤之以鼻，严词拒绝，就此司马氏与之结下了仇恨的梁子，并借其好友吕安之事，找个名头，将其处死。这样的嵇康，看似是不守礼法的，但是其实反对的是司马氏披着政治外衣的礼教，究其本心，实则是对传统礼教的执着与坚守。用自己的死来讥讽司马氏所维护的"孝"的虚伪。临行前，那曲《广陵散》更是道尽了他的悲壮。

嵇康抚琴

在其临终前，嵇康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于是将十岁的儿子托付给山涛，曾言，"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从中，也可见得他的舐犊情深，这同样是礼教烙印在他身上的真实体现。

生前，他还教导儿子要有忠烈的品格，其在《家诫》中道，"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 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无须总是在小处谦卑，应该在大处谦让；无须计较小的廉耻，应该保全大节。如遇到朝廷授官时让出官职，面对大义时可以牺牲性命，就像孔文举可替代兄长去死那样，这才是忠臣烈士。如此的节操告诫，写入家训，不是将儒家礼教奉为圭臬是什么？后来，其子嵇绍在八王之乱时，为保护晋惠帝被杀，也算是没有辜负嵇康"忠烈"的教导了。

嵇康的《家诫》中也有这样的教诲，"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则当谦言辞谢，其素不豫此辈事，当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所以然者，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修无玷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

大概就是告诫其子嵇绍立身清远的行为准则。与当地官吏需亲疏有度，谨言慎行，以防自己陷入两难以及招人怨恨的境地；平时为人也应该多处高远之地，谦和诚心地拒绝请求，若有心帮忙，也应暗中行事，以避免拉拢之事的烦扰。要坚守志向，重视名声。这与儒家讲究的礼仪道德，守名节，也是完美契合了。

经典的悖论与无奈的脱序，是文人的集体选择

动荡、黑暗、混乱是魏晋之际的真实写照。当世文人本应该"学而优则仕"，可惜入仕一展拳脚的理想一次次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逐渐使得他们不堪承受其重。追求隐逸与经世的生存悖论一直存在于他们的思想心态里，双重压力的折磨与炙烤，压抑、焦虑、缺乏安全感的情绪始终无法得到释放。重压之下，换来了文人们经典的选择，那就是脱离尘俗的烦扰，自由放纵地表达着自己的心态，实则是对现实羁绊无法放下的"防御型欺骗"以及"自骗型防御"。

于是，他们开始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脱序，这是一种主动的宣告，就如嵇康曾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也是一种被动的无奈,如嵇康舍不下的那些尘俗羁绊。这种情形正如殷海光先生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一书中探讨知识分子纷纷失落的原因所形容的脱序人那般。对于现实强烈的不安与恐惧，造就了他表面上，看似追求逍遥自由，实则内心备受生存悖论的炙烤。

有人说，嵇康的此种文人风骨，造就了后世文人追求风骨的典范，如王羲之等人就有典型的嵇康情节。实际上，不过是，动荡年代，文人面对生存悖论的时候，一次次地集体选择成为脱序人，一次次地为了防御而自骗，自在的背后，是一颗恐慌不安的心。经不住乱世的炙烤，也难怪他们总在乱世慨叹生不逢时，一步步走向失落。

都说是乱世出英杰，时势造英雄。很多文人似乎在乱世，总差了那么股被再造出来的劲儿......是风骨之说还是无法适应生存环境之说，还是一体多面的来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