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文章急着要用,我却像个没事人一般地做其它事情,旁人为我着急。其实,如果他们仔细地观察我的话,一定会发现,此时的我,目光一定是散乱的。谁能知道,我的头脑正在急速的运转啊！我不太会像他人那样：桌面上摊一张白纸,手指夹着一支旋了帽的钢笔,面对着白纸,抓耳挠腮。或者,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废纸团丢得满地都是。写上半天,白纸上只写上一行字。
腹稿形成后,我会急速地写，很少会打顿。不长的文章,我常常一挥而就。而且,一般不会再作大的修改。常常听人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有道理,但不尽然。在我看来。需要大改的文章,作者在撰写时,思路肯定是混乱的。一个文思特别清晰的人,不会在自己思路混乱时去轻易动笔。大改出来的文章,决不会再有一泻而下的那种文气。一篇文章如果没有了它独特的文气。这篇文章是不太可能成为一篇好文章的。
在年轻时,我常常会口出狂言,三千字以内的文章,我是从来不打草稿的。其实,草稿是打的,我的草稿在腹中,旁人看不见。
真正让我感到文字的魅力的,是初中时期的一堂语文课。老师讲的是报载的一篇通讯。那时上课,使用报纸上的文章比较多。政治课是更不必说了。课堂上所讲的一切,必须完全吻合报纸上的精神,尤其是所谓“两报一刊”的社论,那更是政治的风向标。
你不要去探究风从哪儿吹来；也不必理会为什么今天风从这边吹来,明天风从那边吹来。今天风从这边吹来,你就顺着风朝前；明天风从那边吹来,你还是顺着风朝前。哪怕你最终老是在原地打转,你的方向也错不了。
那个时期,方向正确是最重要的。有多少人正是因为在方向问题上与自己较劲,最后才弄得个灰头土脸。所以,那时的聪明人是绝对不会在方向问题上跟自己较真的。这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宝。政治课当然该不折不扣地遵循这不二法宝。何况,政治老师,曾是在方向问题上马失前蹄的人。尽管他每天凌晨的长跑,不管天多么的黑,他照样能循着那条曾经的跑道一直朝前跑。但在课堂上,这方向问题,还是该常常提醒自己的。
但在语文课上,撇开书本,专讲报纸上的文章,这样的情形不太多。所以,理所当然地让我们竖起了耳朵。那张报纸只老师手上有,我们并没有。文章的内容,我们只能依赖于听觉去领悟。
我至今仍清楚的记得,当时那篇通讯的题目叫《为了七十二个阶级兄弟》。讲的是一家工厂发生火灾,为了抢救国家物资,有七十二名工人被烧伤。故事便从社会各方面如何伸出援手参与抢救这七十二名工人这一角度展开。
通讯将情节铺陈得丝丝入扣；而且,每一个环节的展开,都运用了独到的表达手法。这至少在当时的我耳中,是感觉到了这一份不同的表现手法的。加上老师当时声情并荗的朗诵，让文章的表达波澜起伏。老师在上语文课中,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授课的内容,是很少的。在我整个初中阶段,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但是,正是这绝无仅有的一次,深深地震憾了我。
老师一边感情投入地缓缓朗读着这篇通讯,我想,他一定已经深深地被这篇文章感染了。他一边朗读一边泪流满面,时不时地将报纸放在我们的课桌上,停下在课桌间踱来踱去的脚步,取下他的眼镜,小心翼翼地擦试着被泪水沾糊了的镜片。他的声调是哽咽的,像是被文章中的情节感染得读不下去了,但又要努力读下去的样子。老师的声调很快感染了我们,班上顿时唏嘘声一片。这一片的唏嘘声又回过头来感染了老师,让他更加地语不成调。
我是后来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报纸,才读了这篇通讯的。但是,第一次耳听这篇通讯时的那份感觉似乎已经离去。也不知是因为曾经听这篇通讯的朗读,已经熟悉了它的内容,情节已不再新奇；还是因为阅读毕竟不同听朗读,对文字的韵律没有那么敏感。我常常怀疑,老师在朗诵时,是否已凭着他对文章的感悟,对文字的感悟,已渗入了他的再造?我第一次听他朗诵时,文字的魅力带给我的震憾，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并且,直接影响了我对文字表达的感悟。
我不知道,这堂课对其他同学产生了什么影响?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在课后将报纸直接递给了我,而没有给班里的学习委员?按照惯例,如果要求班级讨论学习这篇通讯的话,应该由学习委员组织才是!老师也没有就这篇通讯布置写读后感之类的作文。我拿到这份报纸后,找了班上几个平时作文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向他(她)们组织黑板报的稿件。
在这一期的黑板报上,大部分都是这篇通讯的读后感。我也写了一篇急就章。当然,这一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急就章。我是把它当作一篇作文来写的,讲的是怎样才能让文字的表达更出神入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师当时将报纸递给我的初衷?还是我后来的处置,无意中实现了老师的愿望。
再后来我上了高中,换了一位语文课老师；再后来我走上了社会,又作为一名知青下到了农村；再后来,我以知青身份考进了机关,被分配在小镇的基层所工作。在基层所工作时,我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上午去小镇的集市上收取市场管理费。这些年中,与初中时的这位语文老师少有接触。这些年后,与老师的再逢是在集市上。老师看到我手中拿着的票夹,一脸的诧异:“你怎么做这份工作?”
这是这些年来,老师与我再碰面时说过的唯一一句话。我不知道,在老师的心目中,我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才合适。但是显然,目前的这份工作,在老师的心目中并不适合我。
许多年之后,我刚调去县城工作。那天,我外出办事,骑自行车路过县城的轮船码头。在码头的出口处碰到了老师。老师的身后,摊了一大堆橱柜,包裹之类的家什。我下车问老师,这是去哪儿呢?老师说,他想回一趟老家。这时,我才知道,他是江苏无锡人。回老家怎么一个人去?他不是生有两个儿子吗?怎么一个儿子也不陪他去?回老家,带着这么多旧家什干什么?这些破旧的家什能值几个钱呀!
我正纳闷呢。老师却问我,能不能帮他借辆车?我朝边上的那一排等客的三轮车看了看。老师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赶紧说,他刚才问过了,租三轮车太贵了。我刚来县城,人生地不熟的,我能去哪儿借到车?再说,我正去办事呢,哪里有时间去帮他!我摇了摇头。一丝失望顿时呈现在了他的脸上。我也顾不得这些,赶紧骑车去忙自己的事了。
不知后来老师是怎样将这么多的旧家什带回他的老家的?那天离开后,其实,我就后悔了。也许,我应该放下手头的工作,将他的这些旧家什弄到去无锡的长途汽车站?但是,凭我一辆自行车,怎么驮得动这么多的旧家什呢?
老师上了年纪了,这些旧家什可能已伴随了老师许多年。在我的眼中是一钱不值的东西,他却是敝帚自珍呢!也许这些旧家什,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
这一份的后悔,总是与我初中时期那点点滴滴的回忆勾连在一起。回忆更让我追悔。我后来一直沉缅在这一份后悔中不能自拔。也不知当年老师看着我离去的背影时,他是怎么想的?
不管他是怎么想的。都只能增加我的追悔。
愿老师健康长寿!
……
（未完待续）
PS：选自胡杨木著作纪实文学《百年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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