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道足球
雖然下面的話有些朋友不見得愛聽，但該說還是得說。
萊曼說“取消一切社會活動”會對社會造成很大傷害，其中有些傷害甚至可能比疫情本身更大，這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如長期凍結社會活動和交流，會造成產業鏈被切斷、中小型企業倒閉破產、大量務工者失業、中產階級貧困化和貧困階層赤貧化，長此以往，的確會對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造成嚴重傷害，這種“社會疫情”的衝擊力，至少並不見得在“病理疫情”之下。
但如今新冠疫情來勢洶洶，且迄今這一疫情表現出傳播能力強、變異快、隱形攜帶者比例高等迥異於其它疫情的鮮明特點，加上人們對其規律瞭解有限，迄今又並無通過完整核准程序的特效藥和特效疫苗加以抑制，因此迫使許多國家、地區和城市不得不採取諸如“封國”、“封城”和切斷人流、物流等非常措施，以期將疫情控制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萊曼忽略了這個“非常時期的非常需要”，沒有認識到在疫情告急和傳播提速的非常時期，各國除了上述“非常措施”外別無他法，這是他的言論引發廣泛不滿的關鍵所在。
但“取消一切社會活動”給經濟、社會和千百萬人生計的確會帶來巨大的、長遠的衝擊和傷害，這一點不能也不應被忽視，“取消”是不得已的、是暫時的，是為早日恢復“一切社會活動”所不得不忍痛作出的、不得已的犧牲和付出，而不是原本就理應如此，或一直必須如此。在“取消”和“恢復”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才是疫情防治過程中對決策者最大的考驗和挑戰——對於已過拐點的中國大陸而言，這個考驗和挑戰（也就蘇復工復課復產和防止疫情回潮間的矛盾）來得更早，也更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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