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道足球
虽然下面的话有些朋友不见得爱听，但该说还是得说。
莱曼说“取消一切社会活动”会对社会造成很大伤害，其中有些伤害甚至可能比疫情本身更大，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长期冻结社会活动和交流，会造成产业链被切断、中小型企业倒闭破产、大量务工者失业、中产阶级贫困化和贫困阶层赤贫化，长此以往，的确会对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这种“社会疫情”的冲击力，至少并不见得在“病理疫情”之下。
但如今新冠疫情来势汹汹，且迄今这一疫情表现出传播能力强、变异快、隐形携带者比例高等迥异于其它疫情的鲜明特点，加上人们对其规律了解有限，迄今又并无通过完整核准程序的特效药和特效疫苗加以抑制，因此迫使许多国家、地区和城市不得不采取诸如“封国”、“封城”和切断人流、物流等非常措施，以期将疫情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莱曼忽略了这个“非常时期的非常需要”，没有认识到在疫情告急和传播提速的非常时期，各国除了上述“非常措施”外别无他法，这是他的言论引发广泛不满的关键所在。
但“取消一切社会活动”给经济、社会和千百万人生计的确会带来巨大的、长远的冲击和伤害，这一点不能也不应被忽视，“取消”是不得已的、是暂时的，是为早日恢复“一切社会活动”所不得不忍痛作出的、不得已的牺牲和付出，而不是原本就理应如此，或一直必须如此。在“取消”和“恢复”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才是疫情防治过程中对决策者最大的考验和挑战——对于已过拐点的中国大陆而言，这个考验和挑战（也就苏复工复课复产和防止疫情回潮间的矛盾）来得更早，也更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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