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茹誌鵑發表於1958年3月的短篇小說《百合花》，以其“清新、俊逸”的風格獨樹一幟於男性話語、革命話語、政治話語主導的十七年文學。 小說雖然產生於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但它以第一人稱的女性視角，敘述並直接參與戰場後方故事的發展，成功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別意識和審美經驗，隱秘地流露出強烈而獨特的女性意識，在 “歌頌軍民魚水情”的顯性主題背後，隱藏著關注人性、關心個體生命價值的隱性主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戰爭、對人性的深層反思。
二、《百合花》的女性意識
《百合花》是以1946年國共內戰為背景的戰爭題材小說，描述了女衛生員“我”、小通訊員、新婚少婦之間發生的“護送—借被—獻被”的感人故事。
來自文工團的“我”是一個毫不避諱地表現出強烈的性別意識的角色。因為“我是個女同志”，所以“團長對我抓了半天后腦勺”，並在緊張的備戰時刻特意叫一名通訊員專門護送“我”到前沿包紮所。也正因為“我”是女性，才有了羞怯於與異性交往的小通訊一路上“從沒見他回頭看我一次”，卻“沒讓我落得太遠，但也不讓我走近”的“奇怪”表現。正像人物自己評價的那樣“這一定又因為我是個女同志的緣故。女同志下連隊，就有這些困難。”小說多次強調性別差異，本身就透露出了女性的主體意識，有意區別於眾多十七年文學作品的無性化或男性化特質。除了幾次強調自己是“女同志”，小說還賦予了“我”這個角色鮮明的女性特徵：她會怕被小通訊員取笑“膽小害怕”，會使性子“索性一個人在後面慢慢晃”，會“著惱的帶著一種反抗情緒走過去，面對著他坐下來”；還會毫不掩飾地表達自己的感情變化，從“開始對這個通訊員生氣起來”，到“不禁對這通訊員發生了興趣”，最後甚至“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乎乎的小同鄉”！
毫不保留地表現了年輕女性撒嬌、活潑、主動、多情、敏感的性格，展現了被視為男人天地的戰場上女性個人化的精神特質。 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中，作家有意無意地追求“革命的宏大敘事”，大多數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角色的性別自我不僅朦朧曖昧、模糊不清，而且必須覆之以革命、政治等原則性主題。所以，茹誌鵑筆下具有女性強烈主體意識的角色更能給讀者帶來別緻的觀感。
“我”不但是小說中參與故事推進的一個重要角色，也是小說唯一敘述者，小通訊員和新媳婦都是“我”的被言說者。在敘事作品中，無論故事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無論故事從什麼時候起被描述，總是要在一定的視點範圍內，通過一定的角度和方式來展開。十七年小說的作者多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視角或男性視角，而較少使用第一人稱女性視角。在革命話語、男性話語重合的時代，大多數作家包括女作家有意無意地採取了男性化的敘述，女性意識只有與革命話語、暴力敘事相結合才能取得其敘事的合法性。這使得文學創作喪失了女性獨特而豐富的感知。
茹誌鵑的《百合花》作為一個女性意識強烈的女性文本，採用了第一人稱的女性敘述視角，彌補了這種缺失。 它完全從女性角度和方式出發，將故事婉婉道來。“我”作為敘述者，一開始注意到的就是雨後天晴的秋莊稼、空氣裡清鮮溼潤的香味，甚至會想象“以為我們是去趕集的”。而在觀察小戰士時，看到的是“肩上的步槍筒裡，稀疏地插了幾根樹枝”作為裝飾點綴，還有“看見他背的槍筒裡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莊稼、香味、樹枝、野菊花的意象，極力弱化了激烈的戰爭背景。而男性或男性化敘述看到的常是長槍大炮和鮮血暴力，極力渲染戰場的殺戮與勝利。小說的多處細節描寫也表現了女性視角的細緻獨到。比如，“我”緊挨著小戰士說話害他緊張得出了一頭大汗偷偷用毛巾拭汗；“我”在不清楚新媳婦身份情況下看到“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馬上知道她已經結了婚，便“大嫂長大嫂短的”稱呼她；前後三次描寫通訊員衣肩上的破洞，以及新媳婦在通訊員犧牲後縫補破洞的情形……這些細節描寫無不表現出女性敘述者的溫婉、細膩，是直接從個體生命經驗出發進行創作的。
根據茹誌鵑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1981年上映，錢學恪、張昕執導，崔新琴、沈丹萍、葛建軍等主演。
《百合花》是一個把女性置於凸顯位置的女性文本。小說中選取的素材非常具有女性特徵。這首先表現在意象選擇上。故事發生在1946年的中秋佳節，全文多次提到了月亮和月餅，吃月餅時回憶家鄉還特別提到了月亮娘娘。月餅是中華特有的傳統祭品和食品，是月亮具體物化的象徵，而月亮是中華傳統詩文中最常出現的經典意象之一。中華民族自古就有“陰陽”之說，並可解釋為日月、男女之分。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月亮”意象就是陰性、女性的象徵。月亮娘娘的選取也表現出強烈的女性意識。神話元素在革命戰爭題材小說中很少出現，而“月亮娘娘”不管在中西方都是一個和女性主題直接相關的神話。這樣的素材選擇是在男性化敘述中難以出現的。其次，“我”作為小說唯一敘述者，可以自由主動選擇說什麼和不說什麼。“我”在行文中從未提到過新媳婦的新婚丈夫，連他們的新婚喜事也只是在“我”和通訊員借到被子出門後由旁人告訴的。但重點仍是在強調“這條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妝”，“心裡便有些過意不去”，卻沒有對他們的新婚表達任何祝福。全文也沒有表現出新婚應有的喜悅、甜蜜與幸福的氣息，而是把空間從新房轉移到了滿是血傷的包紮所，讓新媳婦照顧受傷的男性戰士，甚至要解開他們的衣服拭洗汙泥血跡。
始終掌握著話語權的女性敘述，有意無意地在小說中迴避了婚姻、家庭，故意設置了丈夫的缺席，其實正是試圖割斷女性與家庭的傳統聯繫，改變自古以來女性被束縛在家庭，已婚婦女完全從屬家庭和丈夫，沒有女性個體和自我的不幸遭遇。文本中出現的女性或者女性的身體，不再是作為承載政治和意識形態爭奪的客體。小說採用女性敘述視角，敘述者“我”參與到故事中，拉近了敘述者與敘述對象的距離，給人一種親切、平和之感，增加了文本可接受性，特別是為女性讀者提供了一個情感得以自由呈現的想象空間。帶著女性作家個人生命體驗的書寫，也更接近女性生理、心理本質，就連男性讀者在接受過程中也會被茹誌鵑筆下的溫婉、細膩、清新所感動。
三、《百合花》的顯性主題與隱性主題
十七年時期，大多數作家特別是來自延安解放區的革命作家，在時代氣氛的感召下，懷著強烈的政治使命感和主人翁的責任感，創作出一大批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作品。這些作品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作者往往將個人生活視為時代一部分或一個縮影，寫個人是為了寫時代，或將個人敘述納入時代大敘述中。茹誌鵑的《百合花》在主題上也難以逃脫時代的政治感。茹誌鵑最初希望的主題，就是表現戰爭中共產黨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軍民互愛，其後評論界也將這個文本解讀為“歌頌軍民魚水情”。但這只是長期以來小說的中心主題或顯性主題，不能說是小說的全部內涵。作為茹誌鵑女性個體意識、主體意識最強的作品，它具有更寬廣的主題闡釋空間。居於顯性主題之下以次要面目出現或隱匿於這類主題背後的，是更加豐富的隱性主題。經過時間的沉澱，像《百合花》這樣的十七年女性文本中體現的政治意識已黯然失色，而其中蘊含的女性意識部分正在愈來愈凸顯，並具有豐富的張力和價值。
文章最有可能出現戰鬥場面的高潮被作者輕描淡寫，小通訊員為掩護擔架隊而壯烈犧牲時應該出現的硝煙瀰漫、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的情形，只由擔架員做簡單轉述，極力弱化殘酷的戰爭背景，而專注於戰場後方情感的交流，發現人性細微處的美好。
茹誌鵑，當代著名女作家，著名導演王嘯平的夫人，王安憶的母親。
茹誌鵑曾經回憶道：
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鬥爭處於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嘯平處於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後，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係。腦子裡像放電影一樣，出現了戰爭時接觸到的種種人。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間，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我”、小通訊員和新媳婦三人之間的關係，就是“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這句話的最佳體現。
四、結語
小說沒有激烈尖銳的矛盾衝突，沒有正面的敵我較量，只是片段式地選取了三人之間短暫的交往活動。在短暫交流活動中，通過一張百合花被子、密密縫過的衣服破洞、兩個幹饅頭，在細微處表現出三個原本素不相識的人超越了時間和空間、超越了生與死的深厚情誼。在女性意識常處於失聲、失語的狀態下，茹誌鵑潛意識裡葆有著時代洪流中女性自我言說的真實感。她關注戰爭中女性的心理、命運，關注女性在戰爭中遭受的情感犧牲；她對生命個體價值的尊重，對人道、人性的頌揚，一定意義上，就是作家通過回憶體小說對人類戰爭的深刻反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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