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军方委托,研究日本的国情和文化性格,以供美军战后处理日本事务参考。
这便是畅销经典《菊与刀》的写作背景。
将“菊”与“刀”并列,本意就是想凸显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性格,就像书中提到: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要知道,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未去过日本(调查对象主要是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但依旧能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文化性格,做出入木三分的刻绘,其眼光之敏锐,让人叹服。
作者在讨论“菊”之时,主要着眼于日本人精心栽培“盆菊”,以此体现出日本民族纤细的“美意识”。却从未提到很多日本文化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事情:菊为日本皇族家纹。
还有一点,既然提到日本民族的“美意识”和“文化性格”,樱花比菊花似乎更具有代表性,但她却一并略过。
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
作者主要想强调日本民族人为的“美意识”的“文化”倾向,即非自然的“盆栽”性质。而“倏忽陨落”的樱花,几乎不能“盆栽”,只有在“野外成林”时,才能被人欣赏。
菊花之于日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根据经典的记载,中国栽培菊花历史已有3000多年。
《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的记载。这说明,周朝时期就有了菊花栽培的记录,且当时的人们对金色的菊花似乎更情有独钟。
屈原在《离骚》中吟咏“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他不仅将菊与最为心仪的兰花并提,还提到了上古食用菊英的习俗。
到了魏晋时代,文人们为了躲避险恶血腥的政治生死场,纷纷遁入乡野。寒风料峭中的秋菊,便有了“隐逸”的新形象。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
《本草》介绍“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神奇功能,反映出古人对菊花具有“延年益寿”药性的认识。
那么问题来了,菊花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
成书于奈良时期(公元710~794)的长短和歌集《万叶集》(类似日本版《诗经》),收录和歌四千五百余首,歌咏的植物多达一百五十七种,却从未提到菊花。
不过,成书稍前的汉诗集《怀风藻》(天平胜宝三年,即751年)却收录六首咏及菊花的汉诗。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
当时日本的文人雅士们,可能没有种植菊花的习惯(甚至连菊花长什么样都不是十分清楚)。但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将菊花类比为“君子”而多次提及。
根据史料记载,大致在八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之后,菊花作为药草和观赏植物,被人携来日本,开始在华族圈内栽培。
《类聚国史》记载,延历十六年(797)十月,朝廷仿效大唐风习,在宫中举行“曲水宴”,桓武天皇曾经赋诗咏菊。
书中还说,从大同二年(807)开始,每年重阳日宫中都举行“菊花宴”。
今天日本的“菊文化”,可以看做是唐朝“菊文化”的延伸。
唐初,书法家欧阳询与令狐德棻、陈叔达、裴矩等十余人于武德七年(624年)编纂而成综合性类书《艺文类聚》。
后来,遣唐使将此书带回日本,广受贵族和文人雅士的欢迎。
书中八十一卷“药香草”部“菊”目记载:
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馀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馀,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华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瘳。
这一则故事,被日本人称之为“菊水传说”,跟“桃花源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即便到了今天,还有成百上千的商品、商店和地方以“菊水”命名。
另外,平安时代还流行“菊着绵”的风习:
重阳节前夜,将棉布覆盖于菊花之上,次日以浸透菊露的棉布拭身,据信有长寿之效。
这是唐“菊文化”本土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江户时代兴起“菊人形”(“人形”可以翻译为“玩偶”):
即以竹篾等编成人形框架,插上菊花,扎成各类历史人物和故事场景,争奇斗艳,成为江户园艺文化的“亮点”。
每年金秋季节,武生、二本松和南阳三地的“菊人形”展祭活动,仍吸引成千上万人前去观览。
江户时代还盛行“竞菊”:两队人马持盆菊亮相,逐一配上应题和歌,最后竞出优劣胜负。有学者认为,今天红白歌会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出自“竞菊”项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关于菊花的园艺书流传开来:
如《菊谱》(1691)、《当世后之花》(1713)、《花坛养菊集》(1715)、《扶桑百菊谱》(1736)、《菊经》(1755)、《菊花坛养种》(1846)等。
其中肥后武士秀岛七右卫门的《养菊指南车》(1819),被称为“秀岛流”的“手本”,成为古典菊谱的最高经典。
江户武士因为无仗可打,便寄情于养花弄草,磨练武士精神,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肥后菊”。
肥后藩主细川重贤(1721-1785)借“园艺”推行其修养文化政策,他在藩府制作菊花坛,指挥手下武士一年四季栽培菊花,一直维持了两百四十余年。
“肥后菊”后来成为了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最高典范,堪称“菊道”。
日本的菊文化,不仅有世俗的一面,还有宗教息息相关。佛教传来日本之后,其象征花卉莲花逐渐被菊花代替。
以延历寺为总本山的天台宗系统,和以大觉寺为总本山的真言宗系统,均以十六花瓣菊花为“寺纹”。
在江户时代,菊纹成为时髦饰物,开始流传民间。
到了明治初年,“十六花瓣八重表菊”(正面)和“十四花瓣一重里菊”(反面)被正式定为皇家御用纹章,作为“权威”和“高贵”的象征,禁止民间僭用。
明治天皇的生辰是当今的“文化日”(十一月三日),正是菊花盛开时节。
当时民众祝寿歌咏中,便有“秋空清澄菊高香,佳日众祝寿无疆”(秋の空澄み菊の香高き、今日の佳き日をみな寿ぎて)之句。
明治政府将“十六花瓣表菊”纹样规定为皇家专用,作为“天皇”的政府,国家的徽章和印章也是菊纹,一直沿用到二战结束。
盟军占领日本后,菊花纹章作为旧“军国”的象征,一度从官方的饰物中消声匿迹。
直到1951年占领结束后,菊花纹章才恢复成为官方和民间的“显眼”饰物。
日本在明治时代开始发行护照,其封面居中的图案既不是国旗的“日之丸”,也不是国花的樱花,而是十六花瓣的菊花。
今天日本人海外旅行时所持的护照上,依然印着菊花纹章。因此,将菊花称之为日本的国花,也是十分恰当并合理的。
菊花从中国传入日本,在经过一系列的“本土化”之后,成为了日本文化性格的一个真实写照。“菊文化”所体现的日本民族的纤细的审美意识,相信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日本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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